建造于唐中宗神龙年间的《大唐皇帝供养图》，是唐中宗唯一留给世人的形象
在顺利地给公主们开府置官属之后，李显就加大了对政变五王的清算行动：“春，正月……闰月……武三思以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尚在京师，忌之，乙卯，出为滑、洺、豫三州刺史。
”虽然相关史料总是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的被贬外放归咎于武三思对他们的猜忌，然而，李显本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才是最大的因素，贬谪这几个人是他和韦氏共同的决定，武三思只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距离李显给公主们开府置官属的日子还不到十天，虽然相关史料并没有记载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性，但是，这几个人很有可能因为反对妇女参与朝政，进而反对公主们开府置官属，导致李显对他们长期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不满彻底爆发，不想容忍他们继续呆在权力中枢，便借着武三思的手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就这样，当初带头发动神龙政变的五王，全部被迫离开了洛阳。
基于兔死狐悲的心态，当初跟着他们一起参与神龙政变的大臣，就会对这样的结果心生不满，王同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每次和亲信谈到朝堂上的事情，一提到武三思和韦氏，就会愤怒得咬牙切齿：“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
”次数多了，他的这番言行举止就难免被某些小人耳闻目睹，继而给他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而这些小人便是曾经依附张易之、张昌宗的宋氏兄弟，也就是宋之问、宋之逊。
如前所述，神龙政变结束之后，张易之、张昌宗的党羽被诛杀的被诛杀，被贬职的被贬职，被流放的被流放，宋之问、宋之逊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也逃不过这番劫难，只不过他们的运气比较好，仅仅是被流放岭南而已。
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就此了却残生，便偷偷跑回了洛阳，暗中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而王同皎的家就成了他们跑回洛阳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三月……初，少府监丞弘农宋之问及弟兖州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机会看见并听到王同皎及其亲信大谈武三思和韦氏的坏话，从而觉得自己翻身的机会到了。
宋之逊便秘密安排自己的儿子宋昙、外甥李悛向武三思告了密，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将功赎罪：“之逊于帘下闻之，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赎。
”
而武三思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他安排宋昙、李悛联合冉祖雍向李显上了一道奏疏。
在这道奏疏当中，他们控告王同皎伙同张仲之、祖延庆、周憬等人秘密勾结死士，计划发动政变杀死武三思，然后带上兵马闯入皇宫，继而强迫李显废掉皇后韦氏：“三思使昙、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
”可想而知，面对如此事关重大的举报，李显不会置之不理，他马上派人把相关的涉案人员给予逮捕，并安排了几个官员去审理这件案子：“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事，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参验。
”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张仲之历数武三思的罪状，其中还涉及到了宫闱秘事，显然和武三思与韦氏通奸的传闻有关。
可是，杨再思和韦巨源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任凭张仲之说得唾沫横飞也不理睬他。
相对于杨再思和韦巨源，李峤和姚绍之的行为就直接得多，还没等张仲之说完所有的话，他们就命令狱卒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押送到监牢里面：“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壸。
再思、巨源阳寐不听；峤与绍之命反接送狱。
”可是，张仲之并不愿意让这场审讯就这么结束，他一面挣扎着，一面回过头来，继续向负责审讯他的这些官员诉说武三思的罪状，嘴巴一刻也不肯停下来：“仲之还顾，言不已。
”姚绍之见状，就非常不耐烦，为了尽快让张仲之配合狱卒的押解工作，他就下令狱卒用棍子殴打张仲之。
没想到张仲之非常强悍硬气，哪怕手臂被打断了也没有闭嘴，到了最后，他还大声呼喊着对姚绍之说：“我现在还活着，就输给了你，可是，等我死了，一定会到老天爷那里告发你的罪行！”然而，任凭张仲之使劲挣扎、使劲诅咒，负责审讯他的官员也没有采纳他的口供，而且很快就对他做出了处理结果，那就是，判决他和王同皎等人斩首，并没收所有的家产：“绍之命挝之，折其臂。
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死当讼汝于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斩，籍没其家。
”
不过，在参与暗杀武三思、废黜韦氏的人员当中，就有一个漏网之鱼，他就是周憬。
当时他带着仆人逃到了比干庙里面藏身，在得知王同皎等人的死讯之后，他就当着仆人的面，对着比干的神像高声说道：“您是上古有名的忠臣，一定能知道我对大唐朝廷的忠心！武三思和皇后淫乱，企图颠覆大唐的江山，实在罪不可赦！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押解到闹市斩首，继而被被枭首示众！只可惜我见不到这一天了！”说完之后，他就拔剑自刎而死：“周憬亡入比干庙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行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遂自刭。
”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二年丙午》对这起案件的记载，就到此为止了。
咋一看，它并没有直接指出王同皎企图暗杀武三思，也没有直接指出他企图逼宫废后，反而直接指出，武三思在得知王同皎仇视自己和韦氏之后，便指使亲信联合宋昙、李悛告发王同皎预谋联合他人暗杀武三思乃至逼宫废后。
至于这个告发是否具有污蔑的性质，这里的记载也没有明说。
于是，它对整个事件的记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交友不慎并祸从口出的故事。
倒是《旧唐书·卷九十·列传第四十·杨再思传》把这件事情定性为一场冤案，指责审理这件案子的杨再思等人没有发觉王同皎是被武三思诬陷的，进而导致了王同皎的死亡，于是大家都为王同皎感到十分冤枉：“杨再思，郑州原武人也……时武三思将诬杀王同皎，再思与吏部尚书李峤、刑部尚书韦巨源并受制考按其狱，竟不能发明其枉，致同皎至死，众冤之。
”
然而，《大唐故驸马都尉、光禄卿、赠左卫大将军王公墓志铭并序》就直接承认了王同皎秘密收买死士，预谋暗杀武三思的事实，并且把他的行为动机解释为，他看不惯武三思的权势熏天，图谋不轨：“君讳同晈，字同晈，琅耶临沂人也……时德静郡王武三思怙宠专威，回天转日，图为不轨……公又阴赂死士，誓将屠之。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忠义传上·王同皎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实，并且更为详细地交代了参与这起暗杀的相关人员，还明确指出武三思淫乱宫闱，暗指他和韦氏通奸，同时也透露，王同皎等人打算在护送武则天的灵柩从洛阳运往长安的路上，用弓弩射杀武三思：“王同皎，相州安阳人……神龙后，武三思烝浊王室，同皎恶之，与张仲之、祖延庆、周憬、李悛、冉祖雍谋，须武后灵驾发，伏弩射杀三思。
”结合墓志铭扬功隐过的功能，再从王同皎被《新唐书》写进“忠义传”，还被《新唐书》明确记载他策划暗杀武三思的情况来看，王同皎意图暗杀武三思的事情的确是真的，并非出自武三思的诬陷。
此外，从相关史料对这起暗杀事件的记载来看，王同皎等人所策划的暗杀行动，并非只针对武三思一人，而且还针对韦氏。
否则，他们为什么还要声称韦氏和武三思通奸呢？不就是因为淫妇不配坐在皇后的位置上嘛！可是，这样一来，这起流产的暗杀事件就有了“挟君废后，逼父出母”的性质，在那个时代就属于十恶不赦的罪行。
只不过，鉴于王同皎只是女婿而非子嗣，他或许可以逃得过“逼父出母”的定论，却也逃不过“挟君废后”的罪名。
在这之前，干过这种事情的，正是三国时期的曹操，他就逼着汉献帝废黜了伏皇后。
而曹操在封建正史当中就是一个奸臣的形象，既然王同皎是个忠义之臣，那他怎么可以干出和曹操一样的事情呢？或者说，他怎么可能干出和曹操一样的行径呢？所以，即使王同皎的确有过“勒兵诣阙，逼宫废后”的打算，给他作传的史官也会隐去这方面的内容，以免影响他的正面形象。
可是，由于史官没有同时隐去王同皎及其同伙仇恨韦氏，更没有隐去他们控告韦氏和武三思通奸的事实，也就没能彻底隐去他曾经企图“勒兵诣阙，逼宫废后”的真相。
问题就这样来了。
韦氏毕竟生活在守卫深严的宫禁，也没有模仿武则天设立专门的机构公开招揽男宠。
因此，就算她真的和武三思有奸情，按道理来说，像平民张仲之、武当县丞周憬这样的小人物是没有机会知道的，偏偏这样的宫闱秘事还真让他们知道了。
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很显然，由于身份的限制，他们注定不能进入韦氏的生活区域，也就不能“眼见为实”，因此，他们的消息来源就只可能出自其他人的口口相传。
而宫闱秘事的传播途径从来只有“身份的自上而下，区域的由内而外”这一条，也就是说，当他们得知这件宫闱秘事的时候，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早就知道了，像那些有机会接触李显、韦氏和武三思的朝廷官员就不可能不知情。
然而，从始至终，告发这件事情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身处庙堂中心的高级官员，反而都是远离庙堂中心的小人物。
难道那些勇于和武三思、韦氏对着干的高级官员，就没有勇气告发这样的丑闻？确实没有。
因为按照君主制时代“臣侍君后如父母”的伦理观念，这样的做法就像儿女向父亲告发母亲和外人私通，违背的是“儿不捉母奸”的道德观。
更何况，对于君主来说，臣子终究是个外人，那么，臣子绝对不能不顾彼此的体面，去亲口告诉皇帝：“你的皇后给你戴绿帽子了。
”否则，触怒龙颜的他就要丢官甚至丢命，就算皇后因此被废，奸臣因此被杀，那也是得不偿失的。
即使皇帝会对他网开一面，保住他的官职和性命，也废了皇后，杀了奸臣，可是，由于他率先违背了“儿不捉母奸”的道德观，一旦将来与同僚产生利益冲突，这个道德污点必然会成为对方攻讦他的道具，从而拖累他的政治盟友。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向来自诩清高的士大夫阶层就不会也不敢再把他当作自己人，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他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一旦失去同僚的守望相助，他还怎么继续混迹官场？这样一权衡就会发现，告发韦氏和武三思淫乱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所以，像这样的脏活就只能等着别人去干。
而他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暗中宣传这件宫闱秘事，扩大知情人的范围，然后等着哪个二愣子跳出来当这个告发者，再狠狠地利用他制造舆论。
假如能借此实现废掉韦氏、杀掉武三思的目的，那就大功告成了，暂时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也没有关系，继续耗着就行。
至于这个二愣子是否会成为帝王之怒的炮灰，他们并不在乎，更没有兴趣认认真真地营救他们的生命，甚至很有可能还盼着他们就此牺牲，再用他们的鲜血给韦氏和武三思添加一个黑点，以此增强自己反对韦氏和武三思的正义性。
那么，谁会当这样的二愣子呢？如前所述，先后就有王同皎、张仲之、周憬等人做了这样的二愣子，而且就属王同皎的身份最高，他也是高级官员当中唯一一个干脏活的，这也让他落了个身首异处的惨烈结局。
由此可见，王同皎的智商短板在这一起未遂的暗杀事件当中暴露无遗。
事实上，他也不是第一次暴露自己的智商短板了。
比如，在他劝说李显参与神龙政变的时候，就公开否认武则天的帝位合法性，差点导致李显的皇位继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
又比如，之前他打算在李重福的婚礼上暗杀张易之，后来又打算在武则天的灵柩从洛阳被运往长安的路上暗杀武三思。
然而，这两次他用来实施暗杀计划的场地都非常得不合适，因为，不论是操办婚礼还是运送灵柩，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头等大事，对于皇室来说更是如此。
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王同皎的暗杀行动真的成功了，那么，李显作为新郎李重福的父亲，或者作为死者武则天的儿子，他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是和李重润、永泰公主同时下葬的，这也就意味着，在大家护送武则天的灵柩从洛阳回到长安的路上，必然还会一同护送李重润和永泰公主的灵柩。
那么，这场护送灵柩的活动对李显来说意义就非常重大，因为这三位死者都是他的血缘至亲。
可想而知，一旦这种原本庄严肃穆的场合发生凶杀案，将会对他造成非常重大的心理打击。
而且，涉及到皇室的活动一旦出现了凶杀案，那就是一件非常影响朝廷形象的重大事件，因为这是在明晃晃地打脸朝廷的安保水平。
事后追究起来，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被牵连其中，他们或是人头不保，或是官职被撤，总之，都不会有好结果。
如果他们知道王同皎就是始作俑者，还会称赞他是一个忠义之士吗？
得亏王同皎参与策划的两次暗杀都失败了，所以没有造成牵连者众的严重后果，否则，四处树敌的他不会被广为颂扬，更别说被写进《忠义传》。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失败，同样也显示出了他在智商方面的短板。
要知道，像暗杀政敌这种至关重大的事情，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就应该非常注重保密性。
可是，他好像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完全没有做好相关的工作。
他应该记得家里还有客人，并且也应该知道这些客人没有参与暗杀计划，却依然选择在家里和同伙讨论暗杀武三思的事情，最终导致暗杀计划的泄露。
就他这样糟糕的表现，完全可以怀疑他之前暗杀张易之的计划之所以流产，很可能也是因为走漏了风声，所以，获得相关情报的张易之就没有参加外甥女的婚宴。
仅仅是这样，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要是张易之当时就向武则天告发此事，那就会对李显全家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只不过他没有这么做而已。
再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当初王同皎暗杀张易之的计划顺利完成，那么，还在掌握生杀大权的武则天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答案不言而喻。
也就是说，不论王同皎能否成功地杀掉张易之，一旦武则天追查到底，李显一脉的皇室成员就会受到牵连，或被废黜，或被杀害，或被囚禁，而李旦一脉的皇室成员则会因此受益，并且很有可能会在上位之后，打着为李显全家报仇的名义处死张易之。
再细细推敲一下，张易之是从哪里得知王同皎要暗杀他的？他最后没有选择告发此事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根据“谁的预期获益最大，谁最有嫌疑”的定律，答案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如此看来，评价王同皎是个“蠢货女婿”并不过分，因为他不止一次差点把岳父全家带进坑里，到最后，还把自己送上了绝路，也把自己的队友拖进了死亡的泥潭。
他并非死于武三思的“诬杀”，而是死于他自己的愚蠢而不自知。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忠义传上·王同皎传》的记载，临刑之前的王同皎表现得十分淡定，可以称得上视死如归，看起来是个敢作敢为的大丈夫：“同皎且死，神色自如。
”这样看来，他的确是个忠肝义胆的血性汉子。
抛却他的政治立场不谈，在他的身上的确有着非常悲壮的英雄气概，然而，这也不能掩饰他在政治方面的幼稚性。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王同皎一旦成功地除掉武三思，或者成功地废掉韦氏，甚至是同时达成这两个目标，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纵观历史，但凡因为兵变而失去至亲至爱的帝王，没有一个还能继续保持着帝王的权威。
要是李显因为兵变而不得不废黜韦氏，不得不除掉武三思，那他也就别想着继续统御群臣了。
毕竟失去权威的帝王所面临的结果，无非是成为被架空的傀儡，或者是成为被篡位的废帝。
当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王同皎作为李显的女婿，同时也作为李显曾经的东宫属官，他必然也落不下什么好处：“长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
太子，中宗也。
”不要以为他立下所谓的锄奸之功，就会被士大夫阶层高看一眼。
因为，当可以压制他们的韦氏和武三思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只会大大方方地排挤王同皎这个“挟君废后”的逆臣，借此凸显自己的姿态清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同皎不被他们找个借口清算就不错了，更不可能在死后被写进官方修史的《忠义传》。
现实是，王同皎之所以会被写进官方修史的《忠义传》，就是因为李旦一脉的帝王在获得皇统之后，需要找个工具人作为对比，去突出李显的昏庸无能，以及韦、武两家外戚的嚣张跋扈，借此变相地加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如果历史上的李旦没有再次当上皇帝，而且他的子孙后代也没有继承皇位，那么，王同皎在相关史料当中的形象恐怕就不一样了。
比如，基于王同皎偏爱搞政治暗杀，两三年之内就搞了两次的事实，相关史料可以说他不够光明磊落；再结合他每次都没有成功暗杀政敌的事实，相关史料又可以说他非常愚蠢。
在王同皎的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可悲的地方。
根据《大唐故驸马都尉、光禄卿、赠左卫大将军王公墓志铭并序》的记载，他被斩首的时候，已经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见害于都亭之南街……呜呼哀哉！时年卅六。
”作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他不仅认不清楚政治斗争当中的利害关系，还像个热血少年一样冲动无脑，足以见得他长了一颗“烂漫天真赤子心”。
也正因为如此，他直到临死的那一刻，都没有怀疑过，所谓韦氏和武三思通奸的风言风语，极有可能是以政变功臣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给他们泼的脏水。
这不仅仅是为了抹黑韦氏和武三思，更是为了用“人言可畏”的舆论压力，去打碎李显、韦氏、武三思的三角合作关系，从而夺回他们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牺牲任何一个可以牺牲的人，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而王同皎身为单纯的世家子弟看不懂这样的真相，所以，他就成了牺牲品。
建造于唐中宗神龙年间的《大唐皇后供养图》，是韦皇后唯一留给世人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