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大卫威斯纳的获奖演讲，可能个别翻译有不太准确的地方，大部分意思差不多是对的。
那是周一的早晨，我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开始工作。这时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听见电话里说:“祝贺你，被授予1992年伦道夫·凯迪克奖。。。”
在我上次赢得凯迪克奖的演讲中，我从来没有提到过我是如何听到这个消息的。
之后，很多人来找我，对我的疏忽发表评论。
为什么我没有遵循传统？现在你知道了，因为它并没有很有趣。
我没有在洗澡时，没有从睡梦中醒来，也没有遇到其他特别的情况。
我刚接了电话，我独自一人在画室里，我的妻子Kim已经去上班了，号角乐队的工作人员在Mid_winter ALA，我的艺术家朋友们都还在睡觉，所以在接了很多电话之后，我也去上班了。
今年，当我接到通知我获得2002年凯迪克奖的电话时，我只是再次接了电话。要是早20分钟，我就在洗澡了。凯特，你打电话的时机有点不对。
今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不是一个人。这一次，金，我们的儿子凯文，和我们的女儿杰米和我在一起。事实上，他们三个在蹦蹦跳跳，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圈，一边喊着:“爸爸赢得了凯迪克奖!”爸爸赢得了凯迪克奖!”能够和我的家人分享那一刻是这段经历中最棒的部分。
我能用“上次我赢得凯迪克奖”这句话还是让人难以置信，第二次获得荣誉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要感谢凯特·麦克利兰和整个2002年凯迪克委员会让我再次经历了这一切。很多人都说这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我以前就经历过。我可能对这个过程很熟悉，但这绝对不是例行公事。
先是青蛙，现在是猪，动物王国对我很好。《三只猪》是我一生中对一个特定视觉概念的思考的巅峰之作。一切都是从兔八哥开始的。
我小时候经常看《兔八哥》的动画片。
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片段，像往常一样，Bugs被Elmer Fudd追了一圈又一圈，但这一次它们直接从卡通里跑出来了。
我们看到幻灯片的画面闪烁而过，还有电影边缘的链轮孔。
Bugs和Elmer Fudd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空白中。
他们环顾四周，然后跑回动画中，动画在闪烁，然后继续在动画里奔跑。
甚至比漫画中发生的所有现实操纵更让我着迷的是，在“正常”的现实背后是这种无尽的、空洞的、白色的虚无。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把这个想法融入到我的艺术作品中，当我最终意识到我要把它做成书时，我就在寻找将这个概念融入到那些书中的方法。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图片推到一边，走到它们后面，或者把它们剥开，探索我想象中的书中空白的广阔空间。
我想到了很多可能发生的视觉效果，人物可以跳出故事，这些图画可能会掉下来，被折叠，被揉皱，文字可能会散落一地，但是没有一个完整故事可以让我把这些形式融入进来。
每次我想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时，都会遇到同样的障碍。
如果我创造了一个故事，然后让角色离开去参与一个新的故事，那么读者就会想知道最初的故事发生了什么。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尽可能多的孩子已经知道的故事，这样当角色起飞时，读者也会把故事抛在脑后，专注于角色的新旅程。
所以我想，最普遍的故事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故事都可以。“金发姑娘”?“神秘”?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那三只猪走了上来。自从我在《疯狂星期二》的最后一页看到猪飘起来后，我就一直想把猪作为书中的主要人物，而此时机会终于来了。
《三只小猪》里的一切都完全符合我的需要。
猪有足够的理由想要摆脱他们的故事。
每读一次，头两只猪就会被吃掉，这有点无趣。
很明显，他们也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他们真正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有趣的是，这很好地描述了我酝酿《三只猪》时我的家庭状况。
当时我们从费城的家搬了出来，情况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几个月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搬家，但我们不知道最终会去哪里。
这种不确定性和错位感极大地影响了我正在创作的故事，我真的很喜欢那些猪。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东西——猪也找到了。
他们对安全的需求和他们寻找一个家成为了我的故事。
直到这时候，我的书和“空白”这个词还没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当我开始写一本新书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和生产部讨论如何在印刷的过程中最好地实现我的想法。
唐娜·麦卡锡(Donna McCarthy)和安迪·斯特恩(Andi Stern)是印刷工艺的大师，他们一直向我保证，如果我能想出办法，他们会找到复制它的方法。
这次我想我让他们犹豫了，这本书里会有很多空白的纸。
他们担心书会在印刷错误的假设下被退回。
事实上，已经有人打电话问过这个问题了。
但在故事的背景中，这种空虚创造了一种地方感，就像精心设计的详细说明一样。
当我在写一些很少或没有文字的书时，我似乎让我的艺术总监卡罗尔·戈登伯格(Carol Goldenberg)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当然，这不是真的。
但它确实经常留下很少的排版，我知道这是她喜欢的。
写了《三只猪》后，我决定弥补这些年的疏忽，看看我可以用多少方式扭曲和分散文本，给她带来排版的噩梦。
这个过程很有趣，痛苦但有趣。
由于她多年来的洞察力、同情心和总是受欢迎的建议，我把《三只小猪》献给卡罗尔。
评论《三只猪》时最常用的词是“后现代”。
我写这本书时最常用的词是“有趣”。
我看到了一个获得视觉乐趣的机会，我想把这个机会分享给那些在我和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和我现在有同样想法的孩子。
图画书的美妙之处在于，尽管它的格式看起来很死板，但它能够包含无数种讲故事的方法。
随便逛一逛图书馆或书店，你都会发现，这32页的书中有各种各样的艺术路径。
从任何年龄的孩子那里得到反馈总是很好，但我特别喜欢从五年级、八年级甚至高中的孩子那里听到反馈。
当文字和图画分开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无论是小说还是教科书，最终视觉效果都被抛在了一边，我觉得这很可悲。
绘本最好是文字和图片的无缝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绘本不像屏幕上的图像，它们不会在一眨眼之间飞过。
所以我很高兴听到那些大孩子们的声音，知道有人在继续让他们接触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我的创作过程是孤独的。这是我感到兴奋的，奋斗，成功和失败，并有很多乐趣的事情。然而，最终还是取决于我和那张白纸。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给了我鼓励、建议和灵感，极大地增加了我作品的方向和丰富性。
最重要的是我的家庭。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一种氛围，让我对艺术的兴趣一直受到鼓励。
我母亲的方法是无条件的接受，她保存了我小时候画的所有东西。
手指画，潦草的蜡笔画，还有风筝的尾巴是用绳子和意大利面弓做成的。
我内心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现在可以指着我在幼儿园时涂上颜色的预先印好的蔬菜页说，“啊哈!1999年6月29日从这里开始!”回顾这些事情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他曾说过，既然艺术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外，他觉得自己无法给我提供任何指导，这并不是真的的。
他对我所做的事情非常兴奋，他调查了所有他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事情。
通过家人和朋友，他为我找到了艺术领域的人。
在我知道有这样的地方之前，他就研究过艺术学校。
在我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我敢肯定在当时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天，当他下班回家时，一辆卡车在他身后停了下来，卡车后面有一张又大又旧的木制制图桌和一把同样大的旧椅子。
它们在工作时被丢弃了，他把它们带回家给我。
这张桌子占据了我房间的很大一部分，成为了我自己的私人世界，在那里我可以创造和探索我的想象力。
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讨厌的小弟弟一样，但我的妹妹和弟弟——卡罗尔、乔治、波比和帕特——总是认真对待我的创造力。他们分享了自己的艺术知识，并全心全意地鼓励我进一步学习。
在艺术学校，我遇到了很多孩子，他们经历了巨大的家庭斗争才来到这里，或者可能更糟，忍受了完全的冷漠。我感谢我的家人创造了这样一种培养氛围，使我的才能得以发挥。
在艺术学校的时候，视觉叙事成为了我工作的主要焦点，尽管我并不确定应该以什么形式来运用它。
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图画书是在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和大卫•麦考利(David Macaulay)一起上课的时候。
正是在那里，我学习了书籍设计的技术流程，然后被敦促在故事背景下尽可能地推动设计的边界。
无论是通过他的教学，还是通过他出色工作的例子，大卫对图画书形式的可能性的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
《三只小猪》代表了我对这种创新精神的运用，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本书也将献给大卫。
从艺术学校毕业后，如果不是有那么一瞬间的意外发现，我可能会在没有真正关注的情况下进入插画世界。
在我大四结束的时候，Trina Schart Hyman来给我讲关于成为儿童书籍插画家的事情，她留二天去看学生档案。
我正要走出插画楼，这时我的一个老师问我:“你不去和Trina谈谈吗?”。
我考虑的是儿童书籍，但由于一些现在神秘的原因，我也考虑科幻小说和幻想书的封面和编辑杂志插图。
谢天谢地，我给她看了我的作品。
当时，Trina是《板球》杂志的艺术总监。
当我们看完我的作品集时，她说，“你愿意为克里特做个封面吗?”我想我的反应是:什么?我想这一定是一个残忍的艺术玩笑。
但她没开玩笑，我做了封面，我再也没想过编辑或科幻插图。
Trina，谢谢你那冒险而慷慨的提议，它指引我在通往绘本的道路上没有走任何弯路。
这种慷慨的精神一直是我在这个领域遇到的人经常出现的特点。
毕业一年后，我开始和迪莉丝·埃文斯合作，成为我的经纪人。
这也是迪莉丝第一年生意的结束。
那时，我在她的公寓/办公室度过了许多个下午。
我们边喝茶边集思广益，讨论工作或者工作的缺失。
Dilys会举办即兴研讨会来填补我在儿童书籍历史方面的巨大空白。
在Dilys的公寓聚会期间，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Hilary Knight和Margot Tomes。
即使是现在，它也让我感到惊讶。
我在做课本的工作，很少有早期的读者，他们真的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兴趣，也很支持我。
从一开始，Dilys的任务就是帮助我做我想做的事，并找到最好的情况去做。我对她这么多年的友谊和不懈的支持感激不尽。
dilys说过，当我准备写我自己的故事时，她肯定会有一个编辑对我的想法做出回应。
那个编辑就是多萝西·布里利，dilys说得很对。
在我们一起工作的这些年里，多萝西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她让我专注于写出一个好故事的重要元素，而从不妨碍我更大胆的想象力。
我将永远感激多萝西在我职业生涯的形成阶段给予我的指导和鼓励。
当我和多萝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和黛娜·史蒂文森成为了朋友。在我写关于猪的书之前，她曾给过我反馈，但《三只猪》是我们第一次作为作者和编辑在一起工作，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黛娜和我在制作《三只小猪》时玩得很开心。她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并给出了很好的建议。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让猪在纸飞机上飞来飞去，我问她这是不是太奇怪了，她回答说，“不，奇怪的就是好的。”谢谢你，黛娜。我期待着未来我们一起经历更多的神奇。
在Clarion Books工作时，我发现身边的人都愿意尽他们所能帮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那些人，我还要感谢Nader Darehshori, Wendy Strothman, Anita Silvey, Marjorie Naughton, Joann Hill，以及所有编辑和艺术人员，是他们让Clarion成为我的另一个家。
多年来，我的妻子金姆是唯一一个真正关注着我工作的人，这并不是一项观赏性的项目。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小圈子扩大了两倍；我们的儿子凯文和女儿杰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不能和任何人分享我的创造力。现在，以任何其他方式想象它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为了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了鼓励和鼓舞，我想感谢Jon Gnagy, Jean Shepherd, Jack Kirby, The Ramones, Robert Bernabe, Marcia Leonard, Barbara Lucas, Mike Hays, Julie Downing，以及整个Kahng家。
最后要谢谢的三位，我称之为猪一，猪二，猪三。很多很多年来，由于我并没有很明确的创作方向中，猪出现在我的画中、速写本中、作品集样本中。最终他们确实在我的一些书中客串了，但他们等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登上榜首。所以，我感谢他们的耐心，我希望他们的等待是值得的。三只小猪伙计们，这对我来说是值得的。
非常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