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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梁启超一生是什么样的?

粱启超,16岁中举人,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是万木草堂"四怪"之一;更是清未、民国初立,贡献于思想学术界,引进新思潮,推动整个国家大局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有人这样评价梁启超:"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莫不发生绵续之影响。

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而如果真的要想说清梁启超是个怎样的人,恐怕也是一件颇费文字的事情。

熟读近代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梁启超,所以我尽量简明扼要。

1895年,年仅22岁的梁启超跟随老师发动"公车上书",倡导变法唯新。

1896年,发表《变法通议》,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1898年,参与策动立宪运动,以失败告终。然"百日维新"必竟开创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先河。

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梁启超也一度出入其间,为立宪保皇呐喊。但最终翻然悔悟,尽最大的力量参与护国运动,奋起倒袁,但因为当时大局已坏,最终失败。

共和再造,梁起超参与执政,却又因为国会的问题破坏了宪法,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连年内部战争。可以说,这是梁起超政治生活中更大的一次失败,也因此,他的政治生涯彻底告终。

回到主题,梁启超一生是怎样的?我并不能给予论定,因为我们并不是历史的参与者。或许,看看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杨度的一付吊唁旧友的对联,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小智浅见,不喜勿喷。

梁启超的晚年生活

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对国内的关注,所以,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际,他怒发冲冠,写了一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引起激烈反响。

有人说:“梁启超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据说,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袁世凯便找到梁启超,希望用20万买下这篇文章。20万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但梁启超依然拒绝了。

当然,这件事的真实性不详,大家可以当成一个名人轶事听听就行。不过,在梁启超晚年发生的一件事,的的确确展现了他的君子气魄。

那是1926年,梁启超因为小便出血而住进了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需要动手术切除坏掉的肾脏。

在当时的环境下,西医并不被人们所接受,尤其是动手术,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出于敢为天下先的目的,梁启超接受了西医的治疗,只是,在诊断书上表明是左边肾脏坏掉,却因为护士标记错误,切下来的是右边的肾脏。

这件事发生后,顿时引起了文坛躁动。学者陈西滢写了篇《尽信医不如无医》,对医院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连徐志摩对这件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西医一时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处反对西医的声音层出不穷。就在这个时刻,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相信科学,鼓励发展

梁启超写的这篇文章,很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症,他说,右肾是否需要割掉,是医学上的问题,自己作为门外汉,是没有办法确定的。而根据当时的诊断结果来看,的确是右边的肾脏出了问题,虽然动了手术以后自己还需要吃药,但是身体却比以前好勒很多,可见手术是有效果的。

这篇文章有点辩护的意思在,但所说的话却并非没有道理。

此外,梁启超还有一个想法,那便是,当时的他坚定认为,为世人所不接受的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

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

作为受害者,却依然能够有如此见解,可见梁启超先生的心胸之广阔。

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56岁。世人皆称,梁公乃真君子。

梁启超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和爱国文人。随着《辛丑条约》签订后,梁启超慢慢意识到了满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和过于腐朽,于是梁启超从坚定不移的保皇派走向民主派,追求民主自由成为了他的口号。1914年,袁世凯取消国会,进入独裁专制的统治,梁启超深感不满和愤怒。

在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的时候,梁启超公开对袁世凯怒斥和宣战,发出了讨袁檄文。袁世凯病死后,1917年,梁启超毫不留恋权位,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官路生涯,开始育人教书。在梁启超的精心培育下,他的子女大多成才,出现了一门三院士,可以说梁启超无论是生前还是生后,都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是一个有志少年,在自己少年时期就有大的志向。他是一个伟人,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投身于改革事业,致力于为中国的变法图强。

他也是一个勇敢不畏世俗的人,在当时那个社会黑暗的年代,他可以不惧世俗的眼光,为了变法不惧一切。为了自己的理想不畏世俗的眼光。

梁启超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他不仅参与了百日维新变法,而且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主要发起人,他提出的少年强则中国强,一直到现在都有重大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人人都知道,并不都是梁启超的功劳。

1、《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列强之间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加剧,中国成为争夺的主要目标。

《辛丑条约》后,列强取得了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和主宰地位,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国势日益艰难。

1902年,清政府被迫开始了所谓“新政”,试图通过一些改革的举措,适应世界的新形势。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兴政治力量开始走向历史舞台,迅速成长,竞相较量。

梁启超就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最具影响的一位领军人物。

梁启超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使他站在时代的前沿,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社会的革新。

从1904年梁启超思想、活动和著述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错综纷杂的社会矛盾,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动荡多变的政局风云,使32岁的梁启超思想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政治变革的方式上,受到当时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与现代的、民主共和的与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相互交织渗透,思想上也时常矛盾。

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坦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

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

(5)当时,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书信就指出他“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

(6)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正逐渐由交织模糊向清晰方向过渡,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日益鲜明。

考察1904年梁启超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体制、革命问题、法制问题、民族民主、东西方文化、经济问题、道德伦理等多方面,其中以宣扬国民意识的政论性内容最为突出。

并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民族竞争进化等角度鼓吹和宣传这一思想,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的武士道》、《中国民族外竞史》(后改名《中国通史》,最后定名《国史稿》)等大量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便是其中之一。

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也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物质文明的另一面,即精神方面的颓废。

因此,他认为古代东方的文明乃是极其重要的,从而加以鼓吹。

他写张骞、写班超、写郑和等都是有目的而发的。

” (7)所以,《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适应时代发展而孕育的产物。

可惜的是,当时以及后人均未重视该文,没能深究梁氏当时为何写该文,而且还撰写了张骞、班超、赵武灵王、梁道明、郑昭、叶来等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中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

这些,仅仅是梁启超研究历史人物的随笔,还是另有深意?在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的趋势下,梁启超十分关注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事件。

他在《致蒋观云(智由)先生书》中写道:“《史学杂志》内言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之论文最多,先生曾浏览否?盍搜之寄涣卿,为将来第二编以下之资料耶。

” (8)他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附《李牧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继之发表的著述之一。

在他给蒋观云另一书信中,表明他写这些历史人物的意图,“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

” (9)分析这些著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均是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而灿烂的历史事件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与《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研究的方法和撰写的风格,以及表述如出一辙。

它们都以中西对比开篇,然后是人物介绍,再进行历史考证和评价,论述气势恢弘,满怀激情,皆喻为“国史之光”。

从梁启超当时研究的内容和发表的著述,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中国民族外竞史”研究范畴所要涉及的,“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

” (10)所以,笔者认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研究《民族外竞史》过程中形成的一项成果,它紧密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赋予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鲜明的时代精神。

因此,《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特定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思想的曲折反映。

2、《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蕴涵了梁启超当时的政治理念

梁启超当时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主要目的是以宣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业绩抒发爱国思想,进而向国人宣传其政治主张。从文中内容看,主要体现了梁氏当时的三种政治理念:

(一)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激发国民意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新兴政治力量掀起了维新国民的思潮,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宣传和鼓噪民主主义思想,塑造新的国民意识,培育变革的力量,试图推动中国社会革新。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

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新民之道,首在培养国民的“公德”,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 (11)根据学者的专门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他对“国家主义思想”日益关注。

他积极提倡进取冒险精神、尚武精神和竞争思想的新国民意识。

(12)正是在这种形势要求下,他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赞扬 “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国民气象之伟大”。

(13)目的是通过宣扬郑和下西洋创举,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体国民奋发向上,拯救国家。

美国学者约瑟夫 阿 勒文森认为该文体现了梁氏“自豪和勉励”的用意。

(14)黄慧珍、薛君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中认为:梁启超“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 (15)可见,梁启超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就是唤醒20世纪初全体国民的国家意识,号召国民以郑和为榜样,继承和学习他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承担拯救积弱国家的责任,创造奇迹,立足于世界。

他的这种思想,恰恰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国民思潮”兴起的时代特征。

(二)宣扬开明专制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渗透了梁启超当时极力倡导和鼓吹的君主立宪思想。

在他的潜意识中明王朝能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清王朝为什么不能重振昔日雄风?中国当时只有实现君主立宪,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就能强国富民,创造新的伟大业绩。

有学者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从前一时期拥护自由主义的立场退却下来,强调权威主义和国家主权,强调有机统一和秩序,甚至一度与‘开明专制’调情。

” (16)1904年,清政府在行“新政”形势下提出“君主立宪”主张,当时中国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围绕着是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保皇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改造国家,在舆论界展开了激烈论战。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国家主义思想角度积极鼓吹中国和平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即君主立宪。

他在《论政治能力》一文中不仅论述了立宪党和革命党的关系,而且表明了态度,并发表了《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续记俄国立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论证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可行性必然性,反对孙中山革命的主张,认为中国当时还不适宜民主共和制。

为此,他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认为“成祖以雄才大略,…

乃思扬威德于域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分析明初中国能够建造大型宝船62艘,“尊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17)试图从郑和下西洋创造历史辉煌来证明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正确性。

1904年2月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明白写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

而中国之大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

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

”(18)他在1906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开篇注文中清楚表白:“(一)本篇因陈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所怀抱之意见也。

(二)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至终篇自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 (19)由此可见,梁启超把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作为中国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创造的结果,以此服务于他当时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相比之下,作为徒弟的梁启超的贡献更大一些。

第一,政治更为进步。同为君主立宪派代表,梁启超更与时俱进。清末新政中,康有为无原则的为清政府唱赞歌,梁启超则不断揭露清末新政的虚伪面目,要求真正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反对康有为的复辟,拥护已成定局的共和。

第二,要求思想文化的改革。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末的文学改良运动,积极开展论战,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理论,比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启蒙方面做得更有成效。大批青年通过梁启超的思想启蒙做跳板拥护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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