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故事，发生在七雄争霸天下的战国时期。
商鞅将宣传法治视作“为治之本”，他十分注重拿诸如“一兔行街”的浅显道理，来向百姓讲解法治的道理：如果大街上突然跑出一只兔子，可能会有百人争扑，不是因为这只兔子足够分给百人，而是因为兔子的名分未定。
市场上尽管摆满兔子，却无人争扑，且“盗不敢取”，因为兔子已经有了归属。
一天，在秦国京城的南门外，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竖立着，周围站满了过往的人。
担任左庶长（秦国官名，相当于卿）的商鞅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他十金。
人们听了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有这等便宜事，谁也没有去搬。
商鞅又下令，谁要是搬了，赏金五十。
这时，一男子从人群中出来，直接走向那根木头，不费力地将其扛到了北门。
商鞅立即叫人赏他五十金。
围观的人如梦初醒，都不由自主地称道：“左庶长说话是算数的。
”
早先，商鞅并不是秦国人，而是卫国人，名叫公孙鞅。
后来，由于他在秦国变法有功，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川区），后人才称他为商鞅。
当时的秦国远在西方，与中原交往较少，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比，相对落后，经常受到强国的欺凌。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为继承先父献公未竟的雄心伟业，他下令张榜招贤，广聚能人奇计。
这时，本已投奔魏国却又感到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秦国。
在秦国大臣景监的引荐下，商鞅三次晋见孝公，讲了要强国先要变法的道理，孝公十分赞赏并终于接受了商鞅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
但是，一些朝廷的大臣，却对变法表示怀疑甚至反对。
其代表人物有甘龙、杜挚等，他们都劝说秦孝公不要变法。
甘龙说，圣人不改变民俗就可以统治，智者不变更制度就可以治国。
按老习惯、旧制度办事，容易成功，百姓也安定。
杜挚也说，好处没有百倍不要轻易变法，功效没有十倍，祖先的器物就不要更换。
商鞅驳斥说，以前各代的治国方法都不同，究竟按哪个的去做呢？夏商周几代祖制各不相同，却都成就了王业。
这说明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必须因时因事而异。
商鞅还举例说，商汤王、周武王没有恪守古制，却能使国家强盛，夏桀、殷纣倒是死守古法，没有变革，却亡了国。
商鞅的阐述，最终打消了孝公的疑虑，更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公元前359年，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
商鞅关于法治的宣讲和言而有信的举动，很快在民众中传开，人们都很敬佩他。商鞅赢得了民心，就大胆地公布了新法。主要内容有：一是实行军功爵制。立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赏赐田宅，重定爵秩；二是鼓励发展生产。凡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赋役；三是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以便于管理，便于征兵。
新法实行后效果十分显著，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力量不断强大，打败了曾经欺凌过秦国的魏国。
秦孝公因此更加信任商鞅，在公元前352年，提升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相兼将军），并支持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废井田，开仟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准许自由买卖，按土地多少收税；普遍设立县制，县长官直接由国君任命，加强了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推进各地的经济交流。
为使秦国向东发展，商鞅还力主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迁移到咸阳。
商鞅的变法，顺应了历史潮流，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得到孝公的坚定支持和大力推动，变法比较彻底，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短短十几年，秦国的实力就超过了东方六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正由于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导致社会变化剧烈，极大损害到旧贵族的利益，因此，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
有一次，孝公的儿子太子驷在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唆使下，触犯了新法律条。
商鞅为保证新法的推行，毫不留情地对孝公说，新法难以推行，主要是贵戚在阻挠。
现在太子犯了法，不能不说是他的老师之罪过，应该处罚他的老师。
在孝公的准许下，商鞅对太子的老师分别处以劓（割掉鼻子）刑和黥（脸上刺字）刑。
这件事使朝廷上下大为震惊，从此没人再敢公开与新法作对。
不过，变法的反对派由此却恨透了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他的两位老师为报仇泄愤，勾结旧贵族诬告商鞅谋反，最终商鞅被朝廷用“车裂”的酷刑处死。
行文至此，似可用两句话划出重点：变革是如此重要；变革是何等艰难。无论怎样，商鞅虽然遇害，但后世的人们只要说到秦国的强大，以至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就不能不提及商鞅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