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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十大叛将,明末东北战略大争论,当时四位杰出人物各说各理,他们谁是对的?

明朝灭亡因为内忧外患,内忧是农民起义,外患是后金(满清)崛起于东北,如果说农民起义把明朝自己的五脏六腑搅了个稀巴烂,那么后金则将明朝的精气神一点点耗干了。

自从万历末年的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在东北地区已经无可抑制,无论是明朝派谁去那里,都无法镇压努尔哈赤的不断扩张。

针对这种局面,明朝末年因为辽东问题产生了一场大争论,不少当时杰出的战略家都加入了这种争论之中,这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今天我们就聊聊明末针对后金的军略争论问题。

针对后金的战略方案,首先是以熊廷弼、王在晋的主动放弃辽东,全力固守山海关为主要内容的方案。

王在晋曾亲自视察山海关,发现山海关存在防御隐患,于是督造修缮,在他的督造下,山海关成为了真正的天下第一关,雄关铁索。

但是,王在晋的意见和孙承宗、袁崇焕相左,遭到他们的弹劾,王在晋最终去职。

熊廷弼的方案与王在晋大致相同,他反对有人提出的“辽人守辽土”,认为辽人并不可靠。他认为应该主动放弃一些城池,收缩防守,联合蒙古朝鲜,消耗后金。

但是熊廷弼面临的还是明朝的痼疾:党争。

当时与熊廷弼同事的王化贞,坚持主动出击,寻求与后金决战,他的策略与熊廷弼完全冲突。

结果俩人在广宁遭到惨败,随即熊廷弼遭到朝廷革职问罪,皆被处斩,而熊廷弼更是因为得罪了大太监魏忠贤,因此遭到罢官诛杀,家族被灭,他本人更是被传首九边,死的极惨。

随着熊廷弼的死,放弃辽土固守山海关的策略被搁置,而主动防御派则占据了上风。

主动防御派以孙承宗、袁崇焕为主,这俩人曾与王在晋熊廷弼有过激烈争论,他俩认为,应该用辽人守辽土,在辽西和辽东的主要节点上修筑城池要塞,采用碉堡合围的战术,逐渐逼迫后金屈服。

从表面看,这个方略似乎比放弃辽东的策略更有进取心,也更符合“寸土必争”的政治正确。

但是,这个策略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钱,可以说明朝末年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没钱。练兵需要钱,养兵需要钱,打仗消耗还需要钱,而明朝末年赋税收不上来,庞大的皇族王爷和地主士绅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却不交税,普通百姓被强征“三饷”导致大量平民破产,沦为流民,正是这些流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最终在李自成的率领下占领了北京,逼死了崇祯。

孙承宗袁崇焕的策略需要巨量的金钱支撑,袁崇焕后来上台修筑他的关宁防线,耗费巨资,国防经费的一大半被他用去,结果却挡不住后金的入侵,这等于明朝花着大价钱,修了一堆没用的城堡。

所谓的关宁防线、宁锦防线,其实成了明帝国破裂的大动脉,不停地出血,导致明朝最后血被抽干了。

第二个问题是,明朝军队没有能力和后金野战。无论是熊廷弼时期还是袁崇焕时期,无论是客军守城还是辽人守辽土,明朝糜烂的卫所制度已经支撑不起大兵团作战,只能靠将领的家丁维持小兵团战斗,这种军队的战斗力面对整齐划一,八旗制度已经完善的后金,是打不赢大规模野战的。

而没有野战能力,再多的城池堡垒也不过是摆设,敌人既可以绕道不打,千里奔袭,也可以围而不攻,困死你,甚至可以围点打援。总之没有野战能力的军队,还要去守关外那些互相不能照应的城堡,无异给敌人“送人头”。

另外,辽东军事集团在明末尾大不掉,那些辽东将门实际上已经形成为喝兵血,养寇自重,中饱私囊的军阀,所以,熊廷弼王在晋放弃辽东的策略这些人不会喜欢,而袁崇焕这位可以向朝廷索要大量军费的总督,辽东将领们可是喜欢的很。

后来辽东集团几乎集体投降满清,成为满清入侵中原的急先锋,这等于明朝花了大价钱,却为自己的棺材钉上了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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