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真正由南向北实现统一的王朝，传十六帝，共计二百七十六年。
朱元璋初定天下，拟建国号“大中”，但经过权衡，最终定国号为明。关于明朝的国号的由来，一是源于白莲教，白莲教是明教与白莲社、弥勒教结合发展而来的，朱元璋曾加入过明教，以此为国号就是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二是出自《易经》“大明终始”，与元朝国号同出一典，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嬗替。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三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后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或许只有雍正帝）。
朱元璋在位期间，废除了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六百多年的丞相之位，废除了行中书省，在地方设三司分掌权力，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朱元璋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实行军事卫所制，并以空前残酷的方式严厉打击贪官等，使中国社会迅速由混乱走向有序，史称洪武之治。
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将大都易名为北平府，取“北方和平”之意。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遣使偰斯（元代由高昌入居内地的畏吾儿大家族）远赴高丽，告知高丽君臣天命已改。
高丽见风使舵转而向明朝称臣，并乘机北上辽东，掠取原元朝的铁岭等地，但在暗中仍和北元眉来眼去。这里要说一句，铁岭是位于今朝鲜江原道北部的山脉，原本在高丽的领地内，高丽高宗末时铁岭以北诸州并入蒙元。
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为左右副将军，明军第一次北征进攻北元。此役大获全胜，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逃到漠北的和林，其子买的里八剌等在应昌战役中被俘。
同在这一年，朱元璋开始陆续分封了他的儿子们做藩王，其中年仅十岁的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开始在西藏地区陆续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近300年的政治稳定和联系畅通。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欲“永清沙漠”的朱元璋再命徐达进攻和林，史称岭北之战。对北元进行的第二次征伐由于三路明军基本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最终失败。
这年十一月，在中路的徐达被扩廓帖木儿打败，在东路的李文忠的明军也遭到重创，仅冯胜的西路军获胜。北元因而起死回生，朱元璋被迫对北元从军事打击为主转为招抚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役中冯胜统率的西路军是中唐以来中原汉族政权首次进军河西走廊，西路军的所向披靡使得明朝声威大震，西域哈密等地甚至雄霸中亚的帖木儿帝国都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压力。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根据中原地区，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呈现着田地荒芜、人烟断绝的凄凉景象，决定从山西“移民屯田，开垦荒地”，从而拉开了持续近五十年的“洪武大移民”。
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释放了爱猷识理达腊的儿子买的里八剌，向蒙古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洪武九年（1376年），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爆发。
空印，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这对自幼饱受权贵压迫的朱元璋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切肤之痛，朱元璋认为官吏在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下令将各级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由此，朱元璋开启了向朝廷勋贵们开刀的开端。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名诛杀丞相胡惟庸，这就是著名的明初四大案的“胡惟庸案”。其实这只是朱元璋为解决君权与相权矛盾的一个借口，朱以此为由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这一年，二十岁的朱棣赴北平就藩。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搜集军政情报的机构－－锦衣卫。
这一年，傅友德、蓝玉等率明军攻取云南，消灭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降服大理段氏。从忽必烈灭大理算起，蒙古人对云南地区长达一百二十八年的统治结束了。明在云南设立布政使司，加强对云南管理。
也是这一年，马皇后病逝，悲痛不已的朱元璋再也没有立皇后。
此后朱元璋挑选高僧随侍诸王，诵经祈福，其中一个叫道衍的和尚随朱棣前往北平府，他就是后来的著名“黑衣宰相”－－俗家名字是姚广孝。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上书举报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地方官员盗窃国家粮库、私吞国家赋税的贪污行为。
朱元璋闻讯调查此案，后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在这次风暴中，廉吏方克勤（方孝儒的父亲）也被冤杀。这就是明初四大案的“郭桓案”。
为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此写法一直延用到今天。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下令将舟山三万人口迁到陆地，这是朱元璋为防沿海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与日本海盗滋扰而下令实施的海禁政策的起始。
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将冯胜率大军进军辽东，据守金山（勃勃图山，在今吉林省双辽市东北、农安县一带）的元太尉纳哈出见大势已去，于是投降，明朝控制辽东。
高丽与漠北元廷的联系彻底断绝，北上扩张又受到了阻碍，开始产生不满与疑惧。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二月，朱元璋命高丽使者偰长寿带圣旨回国，圣旨对高丽多有责备，声明铁岭是明朝领土，归辽东都司管辖。
在高丽方面看来，明朝索要铁岭等于是要高丽吐出嘴里的肉。此后高丽王王禑接到明设铁岭卫的消息，脑子发热，竟自不量力地决定北伐辽东。
三月，明朝侦察到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决定急行军直扑天元帝所在。
四月十二日，蓝玉部明军到达捕鱼儿海南岸，探知脱古思帖木儿的营地就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余里，于是发动突袭。包括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被俘。
四月十八日，高丽王禑命李成桂、曹敏修自平壤出师辽东，王禑自己和崔莹则在平壤督战。随后，王禑下令停用洪武年号，废汉服行胡服。
高丽军深知自己此去前景不妙，士气十分低落，不继有人开小差，李成桂等更是多次请求班师，但都被王禑和崔莹拒绝。深感无望的李成桂等人索性在鸭绿江的威化岛起兵造反，回师开京，史称“威化岛回军”。
李成桂攻陷王城开京，废黜王禑，另立昌王并独揽高丽王朝大权，为后来建立朝鲜王朝奠定了基础。
随后李成桂同明朝谈判边境之事，明朝将铁岭卫改置于辽东的奉集堡（今辽宁沈阳东南奉集堡）。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听燕王朱棣节制，以出征漠北。这位年轻亲王展现出出众的军事才能，一举擒获元将乃儿不花，从而名声大噪。
同年，朱元璋将太师李善长等人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为由赐死，其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为迁都西安作准备，但朱标返京后不久就身患重病。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朱标病逝。朱标之死对朱元璋是个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此后，朱元璋经过权衡，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就在这一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在开城废黜高丽国王篡位，定都汉阳（今韩国首尔）。李成桂参考了高丽古名“朝鲜”和李父就仕之地“和宁”，向请朱元璋请求赐名裁定，朱元璋表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从此朝鲜成为半岛的新国名。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在朱元璋授意下，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将其诛杀，受此案牵连被杀达一万五千多人。
因为是儿子蜀王朱椿的岳父，蓝玉被朱元璋“宽大处理”：碎剐改成剥皮，并把人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留念”。老朱的脑路之清奇果然与众不同，后来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这件“文物”。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赐死傅友德。次年，再赐死冯胜。
至此，能够威胁皇孙朱允文的“元功宿将”被一网打尽了，但朱元璋万万想不到的是能够制约他的儿子造反的力量也没有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颁布《皇明祖训》：“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与这些“不征之国”相对应，朱元璋把防范的重点仍定为蒙古人。
这一年，朱元璋为“远通西域”，派傅安、郭骥等率领将士1500人的庞大使团出使帖木儿帝国。
傅安、郭骥等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跋涉来到了当时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但此前还向明示好的这位前蒙古贵族因在对西征讨中打了几个胜仗正在膨胀期，他威胁明使投降不成，竟将其长期扣留，直到帖木儿死后才被放回。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南京故宫），时年七十一岁。
闰五月十六日（6月30日），朱允文即位，改次年为建文元年，是为建文帝。
朱元璋去世后，燕王朱棣自北平去南京。朱允文诏令，朱元璋有遗诏：诸王在封国，不得到京师奔丧。朱棣只得返回。
建文帝朱允文（1398－1402年）在位五年，是明朝第二位皇帝。
朱允文没有治国经验，其所引为心腹的是三位师傅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是饱学鸿儒。他们正直、勇敢、满怀理想，但也都是长于理论而短于实践的书生，相比起久经沙场血火历练的朱棣，差得可谓不是一星半点。
被灌输了一脑子“修齐治平”理论的朱允文一即位便迫不及待地推行改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朱允文以“德治宽政”为核心出台一系列举措，力图解决朱元璋时期的严刑峻法、苛捐杂税、藩王拥兵等问题，史称“建文新政”。
公平地说，朱允文的举措是有利国家、顺应民心的好事，但他在削藩及后来平叛中的犹豫反复，最终将自己的新政葬送了。
朱允文首先对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采取行动，一年之内就有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这给了深受振动的朱棣足够的准备时间，朱棣一面积极准备，一面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皇帝遣返他在南京的三个儿子。
朱允文准许了朱棣的请求——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朱棣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一搏了。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告发朱棣谋反，朝廷下令逮捕燕王府官属。都指挥张信暗中向朱棣报信，朱棣和姚广孝等人当即进行举兵的谋划。
七月四日，朱棣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起兵反叛。朱棣号称奉天靖难，诛杀齐泰、黄子澄，史称“靖难之役”。朱棣命姚广孝辅佐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带兵迅速出击。
朱棣反书至南京后，朱允炆祭告太庙，削朱棣宗室属籍，废为庶人。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之后，朝廷此时无将可用，朱允文只得起用近七十岁的耿炳文起兵讨燕。
八月末，燕军打败耿炳文。朱允文改任李景隆（朱元璋外甥的儿子）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又令辽东的吴高等领兵围攻永平（今河北昌黎西北）。
朱棣命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亲率大军去援救被辽东军进攻的永平。在永平击败吴高后，朱棣转而偷袭十七弟宁王朱权的藩地大宁（今内蒙古宁城），收编大宁守军的朱棣实力大增。
李景隆听说朱棣率精锐征大宁后，急率军直趋北平城下。朱高炽在北平城内严密部署，坚守不出。十月的北平甚是寒冷，燕军守城部队连夜向城墙上浇水，次日城墙结冰，南军无法攀登。
十一月，燕军在郑村坝会战中大败李景隆，此战南军丧师十余万人。
十一月初九日，朱棣回到北平城。十二月，朱棣用反间计令辽东守将吴高被削爵贬黜，东北方向的后顾之忧被消除了。此后，燕军越战越强。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率军六十万再次进攻北平，朱棣率十万人马迎战。
两军在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容城、定兴一带）展开战事，燕军形势危急，朱棣更是几乎命丧于此。眼看燕军即将全线溃败，但就在这时，明军统帅李景隆军帐大营的帅旗突然被狂风折断，失去指挥的明军以为指挥部已被燕军攻破，顿时大乱。喜出望外的朱棣乘机以精骑绕其后路，乘风纵火，南军队惨败，李景隆率余众逃往济南。
白沟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建文帝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建文三年（1401年）冬，朱棣率兵南下，一路长驱直入。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军到达长江北岸。朝廷派朱棣堂姐庆成郡主前往燕军大营求和，被朱棣拒绝。
朱棣继续进攻，但在浦子口遇到挫折，险些无功北还。幸好朱棣的次子朱高煦领兵来援，朱棣抚摸着他的背部道：“好好干！世子常常生病哟。”（“勉之！世子多疾。”）打了鸡血的朱高煦亲率军队力战，终于将南军击退。
随后，被朱允文派来增援的陈瑄率舟师向朱棣投降，这让朱棣大喜过望。
六月三日，燕军渡过长江。六月八日，燕军进抵龙潭，距京师金陵仅咫尺之遥（仅约30公里），朝廷大震。
六月十三日（1402年7月13日），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橞和李景隆望见朱棣麾盖，开门迎降，朱允文在皇宫放火，朱允文本人不知所终。朱允文次子朱文圭只有两岁，朱棣下令，将其囚禁在凤阳，称“建庶人”。
关于朱允文的下落此后成为历史之谜。一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另一说，他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天下，传说他于正统朝入居宫中，寿年而终；还有一说，建文帝逃至东南亚，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
至此，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朱棣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
当朱棣得意洋洋地策马前行时，翰林院编修杨荣迎着马首，对朱棣说：“殿下先是拜谒先皇帝的陵墓呢？还是先即位呢？”（“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一下点醒了朱棣。
六月十七日，朱棣谒孝陵，并于当日即皇帝位。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恼羞成怒的朱棣下令对方孝儒灭族。
六月二十五日 ，时年四十六岁的方孝孺慷慨就义，黄子澄、齐泰同时遇难。
关于方孝孺被灭十族的记载，只见于野史中，史家对此是有争议的。
顺便说一下，所谓“十族”，就是“九族”+“”一族”。
“九族”是指：父族四，即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即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即岳父、岳母。
至于第十族，是指学生。
明成祖朱棣（1402－1424年）在位二十二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皇帝。
朱棣在位时期，励精图治，创新改革，编修典籍，疏通运河，南征安南，北击蒙古，创造了一个空前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时代，史称“永乐盛世”。
关于朱棣的出身有多种说法，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但这并不可信，他的母亲有碽妃说、元妃说、高丽妃说。
永乐元年（1403年）三月，御史大夫景清身着红色朝服、暗藏利刃来到朝堂，准备利用呈递奏章的机会刺杀朱棣，结果失败。
朱棣满腔怒火地将景清将凌迟处死，并将其灭族。接着，凡是跟景清沾亲带故的人，都因辗转牵连而被处死，这被称为“瓜蔓抄”。
朱棣在狠狠打击政治对手的同时，决定展示其文治的一面。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
也在这一年，生活在绥芬河流域的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进北京朝贡，朱棣任命阿哈出(明廷赐名为李承善)为指挥使，建州卫正式成立。建州卫后来分出来了建州右卫和建州左卫，与原来的建州卫并称“建州三卫”。
永乐二年（1404年），解缙等人将修成的《文献大成》呈给朱棣，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
同年，朱棣在直沽设卫、筑城。为纪念“靖难之役”的胜利，赐名“天津”，意谓“天子经由之渡口”。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设立国子监等衙门。
同年，朱棣命太监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两万七千八百多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这就是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
这里要提一句，所谓“西洋”是以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
郑和使用的“宝船”船长100米，宽50多米，比一百多年后哥伦布的船大100倍；航海罗盘，牵星板（导航术）更是比欧洲领先200年。
郑和率队多次航行，极大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东非洲的交流，在马六甲地区至今仍在使用船队开挖的“三宝井”。郑和在航行中还顺便进行“维和”，消灭了陈祖义的几千海盗。郑和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30多个国家，最远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沐晟、张辅率军南征安南。
同年，明设立哈密卫，这明朝势力所及的最西边。
永乐五年（1407年），耗费巨大的新书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 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
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从这一点看，朱棣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用“居功甚伟”形容，毫不过分。
这一年，明军攻灭安南胡朝，明宣布撤销安南王国，改称交趾省，管辖十五个府，四十一个州，二百一十个县。这是安南属明时期开始。
朱棣派太监马骐前往交阯出任监军，马骐排挤张辅、交阯布政使黄福，还极尽压榨当地百姓，最终导致局面失控。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命刚从中亚归来的郭骥出使蒙古，但被狂妄的蒙古大汗本雅失里当众羞辱。郭骥不肯屈服，惨遭杀害。朱棣派大将丘福率军十万大军北征，然而轻敌冒进的丘福全军覆没。
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不顾朝臣反对，带领五十万大军，第一次御驾亲征。此时蒙古太师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分裂，本雅失里率部西走，阿鲁台则率部东奔。
最终在斡难河畔，明军消灭蒙古主力，本雅失里大败，仅率七骑逃走。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此后，孛儿只斤·本雅失里被瓦剌首领马哈木杀死，瓦剌将他的人头送给朱棣，向明朝称臣。
以为“元裔已绝”的阿鲁台，为了在政治上与瓦剌抗衡，拥立成吉思汗之弟孛儿只斤·拙赤合撒儿的七世孙阿岱台吉为可汗。
永乐九年（1411年），马哈木立孛儿只斤·答里巴为大汗，自任太师。马哈木对外称答里巴是本雅失里的弟弟，但根据《蒙古源流》记载，答里巴是本雅失里的儿子。至此，在蒙古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同时有两位大汗并立的情况。
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
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第二次亲征蒙古，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温都尔汗西北)大败答里巴和马哈木。
明军撤退后，阿鲁台再次袭击瓦剌，大汗答里巴、太师马哈木先后战死。马哈木的儿子脱欢拥立布里牙特·额色库（鬼力赤之子，太平王）为汗。
同在这一年，朱棣正式下诏，仿效内地行省的建制设置贵州行省。
明设立贵州省，开启了“改土归流”，即废除当地的土司，改为中央政府派驻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的先河，贵州从此作为中国版图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同时，它为后来清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舰队在非洲东岸发现了长颈鹿，非洲麻林国代表团把它当做神兽“麒麟”进献给了朱棣。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法，隔年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
永乐十六年（1418年），交趾人黎利起兵反明，这即是越南史书中所谓的“蓝山起义”。本来黎利已接受明朝招安，担任俄乐县巡检，马骐却屡屡向他索要贿赂，并且百般羞辱，最终导致其反叛。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营建工程完成，朱棣迁都北京。
同年十二月，朱棣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官署，命所宠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但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
永乐十九年（1421年）三月，朱棣在北京举行十万人规模的大阅兵，有二十七个国家使节“观礼”，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由于薄来厚往，强大的明王朝迎来了一群群“粉丝”的万国来朝，来朝贡的国家超过六十个。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就葬于明朝。
就在这一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青年于谦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一代豪杰明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征讨蒙古的回途崩于榆木川（内蒙乌珠穆沁），时年六十四岁。
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了。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八月，朱高炽在北京继位。
同年，脱欢杀死额色库（一说是在1425年）。
明仁宗朱高炽（1424－1425年），在位仅十个月，是明朝第四位皇帝。
朱高炽在位时间虽短，但历史评价颇高，主要是他对朱棣时期的弊政作了调整，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并废除了许多苛政，及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用兵。这些举措深得人心，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病重，不久去世，终年四十七岁。
朱高炽长子朱瞻基自南京回北京继位。朱高煦早就对皇位有想法，打算在半路设伏截杀朱瞻基，但由于行动仓猝，没有成功。
六月二十七日，朱瞻基正式登基，是为明宣宗。
明宣宗朱瞻基（1425－1435年）在位十一年，是明朝第五位皇帝，更是中国历史上兼具才华与治国能力的皇帝。
朱瞻基在位期间，勤政爱民、信用贤良，息兵惩贪，明朝社会稳定，社会经济得以空前发展。仁宣两朝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
朱瞻基治国有术，同时在书画方面也极有造诣，与宋徽宗相比毫不逊色，堪称引领那个时代的艺术风潮的旗手。朱瞻基喜好促织（蟋蟀），在中国还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名。
宣德元年（1426年），对皇位凯觑已久的汉王朱高煦起兵造反，朱瞻基亲率大军出征，叛乱很快被平定。
御史于谦奉皇帝命严词斥责朱高煦的罪行。在于谦义正辞严的喝斥下，朱高煦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回到北京后，朱瞻基暗示另一位皇叔赵王朱高燧交出兵权，终于解决困扰明王朝五十多年的藩王问题。
此后，朱瞻基去探视被废为庶人的朱高煦，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竟故意将皇帝绊倒。朱瞻基大怒，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铜缸将其扣住，谁知勇武有力的朱高煦竟将大缸顶起，朱瞻基命人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炙死在铜缸内。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杀。
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明朝交阯总兵官王通与黎利会盟，双方达成和议。十二月，明军撤离交阯。
此时距这个新省回到中国只有二十一年，此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在西洋地区的国际声望，动摇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任南京守备的郑和与正使太监王景弘一起率船队开始了第七次出使西洋。
这次航行，郑和船队从竹步（今非洲索马里之朱巴河口一带）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而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在研究后认为：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至今，此争论还在史学界继续。
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在返航过程中于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王景弘率船队，扶柩返航，西洋十余国派使臣随船队，到北京朝贡。
这一年，脱欢迎立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曾孙孛儿只斤·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把女儿嫁给脱脱不花，自己把持政务。此时蒙古再次形成东西各一个大汗相争斗的局面。
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船队先到苏门答腊，后到爪哇。回国时，苏门答腊国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随船队到北京朝贡。这是明朝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航西洋。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去世，终年三十八岁。其长子九岁的朱祁镇继位。
明英宗朱祁镇（1435－1449）前后在位二十二年，是明朝第六位皇帝。
朱祁镇年幼继位，国事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继续任用“三杨内阁”主理朝政，服侍朱祁镇的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正统三年（1438年），蒙古瓦剌首领脱欢俘杀死孛儿只斤·阿岱，蒙古重新统一于瓦剌人手中。
这一年的十二月，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发发动叛乱。“麓川”是傣族先民在云贵高原西南部、缅甸中北部建立的强权，在元朝时被称为平缅宣慰司，洪武年间，麓川思伦发归顺明朝，被授麓川宣慰使。思伦发次子思任发反叛后接连掠夺腾冲、南甸、孟养等地，威胁云南腹地，致使朝野震惊。
明朝调集大军进行平叛。接下来的近十年间，明军连年征战，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造成对北面蒙古的防御的空虚。
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逝世，其子也先继承地位，称太师淮王。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统治其部众，分往蒙古高原东、西两处，摆脱了昔日的傀儡地位。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只有老迈的杨溥在朝，王振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王振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
朱祁镇对王振极度宠信，下面的官员更是对王振百般巴结，举朝称其为“翁父”。
只有出任外官的于谦则对这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不予理会，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
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就是成语“两袖清风”的由来。
此后于谦遭诬陷下狱，因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出任兵部左侍郎。
就在这一年，明朝大将王骥招安思任发的儿子思禄，大明朝在历经三征麓川之后，终于取得了和平。此后，失去了老巢麓川路以及在当代云南境内的全部领地的麓川思氏被迫西迁，龟缩到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勐养”（今缅甸克钦邦），从麓川王国变成了木掸王国，并渐渐去除王号（绍法），成为缅甸北部的普通土司。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与脱脱不花相约后统率各部，分四路进攻明朝边境。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
王振怂恿好大喜功的朱祁镇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yě]极力劝谏，吏部尚书王直也上疏反对，但朱祁镇根本不听。
七月十七日，朱祁镇偕同王振率大军御驾亲征，邝埜随行。皇弟郕王朱祁钰、于谦奉命留守京师。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这时，也先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
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次日，朱祁镇驻跸大同，王振下令继续向北进军。邝埜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兵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
不久，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驸马都尉井源战败的消息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决定回师。
八月三日，明军撤军回师。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回京，以便让皇帝途经他的家乡蔚州时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但在但走了四十里以后，王振忽然下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原来他是担心大队人马经过蔚州时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
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自此趋紫荆关，只有四十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坚持折向宣府。
八月十日，瓦剌大军追兵赶到，明军大败，加紧撤退。十三日，明军退到距怀来二十里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为等候自己搜刮来的装满财物的大车，便不顾皇帝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
八月十四日，瓦剌军队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高无水，明军饥渴难耐，瓦剌假意同意明朝求和，乘机发动攻击。
八月十六日，明军溃败，朱祁镇被俘，邝埜等数十名大臣殉国，王振也在混乱中被明朝将领樊忠用铁锤打死。这就是“土木堡之变”。
抓住了明朝皇帝的也先惊喜不已，但又不禁有些为难，不知该杀该留。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提议留下他，好向明朝索要财物。
也先对被掳朱祁镇颇下了一番心思：朱祁镇被安排住进了瓦剌首领伯颜帖木儿的营帐中，后来朱祁镇还与伯颜帖木儿成为知心好友。朱祁镇过生日之时，也先亲自给朱祁镇祝寿、送礼，甚至有打算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朱祁镇。
此时在朱祁镇身边信臣，只剩下一个锦衣校尉袁彬。
袁彬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忠诚：北方寒夜中冷得难以入眠，袁彬解开衣襟帮朱祁镇暖脚；每逢随军到车马不能行的泥泞地，是袁彬背着朱祁镇前行；朱祁镇感到绝望想到自杀时，又是袁彬打消了他寻死念头；袁彬还负责承担朱祁镇和瓦剌人的各种交涉，代皇帝给孙太后、代宗朱祁钰、众群臣写书信等等。
叛变的太监喜宁因此怀恨在心，总想害死将袁彬。
这时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命令朱祁钰监国。
八月十八日，面对危机局面，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搬出一大套天象的变化理论，首先提出迁都南京，一些软骨头随声附和。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认为皇陵、宗庙、社稷都在北京，不可轻易迁移；而且要以北宋为教训，指责南迁是亡国之论。
于谦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幸得于谦等主战，大明朝才有后面的二百年。
于谦被升任为兵部尚书，他推荐石亨掌管五军大营。
八月二十三日，都御使陈镒面奏朱祁钰，历数王振之罪。众臣群情激愤，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下令籍没王振家，并遣锦衣卫指挥马顺前往。众人称：“马顺是王振党羽，应当遣都御史陈镒。”
这时，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冲出来猛击马顺，并猛咬其面，众臣纷纷上前，一顿老拳后，马顺当即毙命。众人随后又打死王振党羽毛贵、王长随两人。这就是史称中的“午门血案”。
朝廷礼仪不复存在，朱祁钰固然被眼前血腥的景象吓得够呛，百官们也感到恐惧不能自安。
在此关头，又是勇于担当的于谦挤到朱祁钰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众人听后这才安定下来，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被大家扯得开裂了。
参与此事的官员均没有受到惩罚。在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
由于此时的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只有两岁，王文提出由朱祁钰继承大统。此后，于谦为首的大臣们建议孙太后，立朱祁钰为帝。
九月六日，朱祁钰即位为帝，改元景泰，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为了笼络人心，朱祁钰宣布，朱见深以往待遇不变，仍是大明帝国皇太子。朱祁钰同时下令边关将领，不得私自与瓦剌接触，对瓦剌用太上皇名义的勒索不予理会。
景泰帝朱祁钰（1449－1457年）在位八年，是明朝第七位皇帝。
朱祁钰在位期间，知人善任，重用于谦，一举挽救了几乎倾覆的明朝大厦，可谓功勋卓著。但他心胸狭隘，对归来的朱祁镇实施软禁并百般虐待，全无兄弟情义，最终下场悲惨。
随着朱祁钰的继位，也先以朱祁镇要挟明廷之计落空。恼羞成怒的也先在叛变的太监喜宁的引领下，率瓦剌军队攻破紫荆关，直接威胁京师。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朱祁镇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明朝军民同仇敌忾，决心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十月十三日，于谦、石亨率明军与瓦剌军激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明军又接连击退敌军的进攻。
十一月八日，也先见取胜无望，率瓦剌军退出塞外。明军取得北京保卫战最后的胜利，明王朝转危为安。
朱祁镇对喜宁恨之入骨，便找来了袁彬和哈铭来商议如何铲除喜宁。经过一番策划，朱祁镇让袁彬告诉也先，希望他能派喜宁进宫面禀皇太后，讲明瓦剌需要的钱财数目，也先喜滋滋同意了袁彬的建议。袁彬在木板上刻了一封信，绑在高磐大腿上，要宣府守将杨俊逮捕喜宁。最终，喜宁被押到北京处以碟刑。
政治诱降落空，军事进攻失败，蒙古经济又被明朝封锁。万般无奈之下，也先决定释放朱祁镇。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朱祁镇被无条件地释放，瓦剌与明朝恢复臣属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君主被外族掠去，又无条件释放回国的还是第一次。
此时的朱祁镇已没有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只想平安度过余生，但朱祁钰对他的哥哥极不厚道。
在回国这件事上，朱祁钰就多次刁难。
朱祁镇回北京时，朱祁钰只用两匹马的轿子迎接他。
朱祁钰将哥哥软禁于南宫的几座破房子里，南宫大门上锁灌铅，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
朱祁镇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甚至需要钱皇后每日刺绣以贴补日用。
为防备明英宗与旧臣联系，朱祁钰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朱祁镇乘凉的南宫的树木全部砍伐，以防有人越过高墙与其联系。悲愤不已的朱祁镇对这个弟弟全然死心，恨之入骨。
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废掉侄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显然，朱祁钰做起了自己的打算。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次年朱见济不幸夭折（也有说法是被英宗党派合谋所害），皇储之位再次空置。此后上疏要求复储的大臣是一波接一波，这让朝局极度微妙。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突然病重。这时人心慌慌，石亨、徐有贞等以及原王振门下太监曹吉祥等人开始密谋拥立太上皇。
徐有贞就是当年的徐珵。当年，徐珵因南迁之议遭到冷落，以致长久不得升迁，便转而巴结首辅陈循，又通过于谦门生，向于谦求取国子祭酒之职。于谦向朱祁钰推荐徐珵，但被朱祁钰拒绝。徐珵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对他深怀怨恨。后来，徐珵听从陈循的建议，改名为徐有贞。
这一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等人破开南宫大门，迎朱祁镇复位，史称“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朱祁镇即位当日即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都御史萧惟祯建议以谋逆罪，处死二人。朱祁镇犹豫着说当年抵御瓦剌，于谦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
于是，朱祁镇泯灭良知以谋逆罪处置于谦、王文。于谦被抄家时，其正屋关锁得严实。众人打开来看，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别无财物。
正月二十一日，朱祁镇改元天顺。
正月二十二日，一代英杰于谦遇害，时年五十九岁。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
于谦少年时，志向远大、发奋读书；做官后，他清正廉洁、不畏权贵；国有危难时，又是他勇于担当、力挽乾坤。于谦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其正直无私的、光明磊落的品格与英雄气概彪炳千秋，永为后世所敬仰。
于谦有诗作《石灰吟》留传于今，那也是他英雄一生的写照。诗文如下：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死后九年，明宪宗朱见深为其平反，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朱祐樘追谥于谦“肃愍”。明神宗时，朱翊钧改谥其“忠肃”。《明史》称赞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南巡，题写匾额称赞于谦“丹心抗节”。于谦在中国人民心中树立一座不朽的丰碑。
明英宗朱祁镇（1457－1464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复辟成功的皇帝，第二次在位八年。
朱祁镇复位时,朱祁钰却还没有死。明朝廷一时间竟然存在两位皇帝，不能不说是奇事一桩。
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朱祁镇废朱祁钰为郕王，不久朱祁钰离奇去世，时年二十九岁。
关于朱祁钰的死因，明代人多有忌讳。一说，他是病死的；另一说，他是被朱祁镇命太监蒋安以布帛将其勒死的。朱祁镇将朱祁钰以亲王之礼葬于北京西山，并侮辱性地赐予谥号为“戾”。朱祁钰是明朝迁都北京后所历十四帝中唯一没有葬入十三陵中的一位皇帝。
随着朱祁镇的复辟成功，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因迎复之功而受到重用封赏，徐有贞更是成为首辅，大权在握。但时过不久，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的矛盾就开始激化，石亨、曹吉祥设计构陷徐有贞，朱祁镇开始疏远徐有贞。
六月，徐有贞获罪下狱，后被贬为庶民，流放到金齿（在今云南）。石亨、曹吉祥从此趾高气扬，行事更加骄横跋扈。
或许是长达七年多失去自由的滋味让他有所感悟，就在这一年，朱祁镇下令释放了被囚禁了五十五年的建庶人朱文圭。不久，朱文圭就去世了。
天顺二年（1458）三月，石亨的心腹、兵部尚书陈汝言的贪污罪被揭发。看着众多的赃物，朱祁镇不无痛心地说：“于谦在景帝一朝始终受宠，死时家无余赀；而今陈汝言当了不到一年的兵部尚书，竟然得了这么多贿赂！”朱祁镇由极度不满逐步发展为警惕。
天顺三年（1459年）秋，石亨受其侄子石彪谋反和凌辱亲王罪株连，被削官罢黜。
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朱祁镇下诏令将石亨下狱，以谋反罪处斩，并没收其家资。
二月，未及行刑的石亨死于狱中。
石亨的下场让曹吉祥和他的嗣子曹钦心中惊惶，他们开始暗中拉拢帮手，决定铤而走险。曹曹钦就曾露骨问门客冯益，“历史上有没有宦官子弟当天子的？”冯益说：“您的本家魏武帝就是。”曹钦听后非常高兴。
石亨死后，徐有贞得朱祁镇的允许返回家乡吴县（今江苏苏州）。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曹吉祥与曹钦商定，由曹钦拥兵入，曹吉祥率领禁军接应，里应外合一举废掉朱祁镇。
此后都指挥马亮向朝廷告发此事，朱祁镇急忙令人逮捕曹吉祥，并下令关闭皇宫四门和京城的九个大门。在与守门禁军进行了一番博杀之后，叛乱失败，曹钦投井自杀，曹吉祥被朱祁镇以磔刑处死于市中。
至此，夺门政变中的三大功臣，只有徐有贞得以善终。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徐有贞贪图富贵名利，陷害忠良于谦、王文等，人品十分低下，固然令人鄙视，但他却是明朝当之无愧的水利专家（没有之一），他治理山东河患时，颇有建树。
当时，徐有贞还为解除朱祁钰的疑虑，做过一个实验：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水壶，里面盛满相同质量的水，然后在一个水壶上开一个大孔，又在另外一个水壶上开五个小孔，而这五个小孔的面积之和等于大孔的面积。结果，开有五个小孔的水壶最先将水放完。这就是水力学上的水箱放水实验。这比欧美所做同类实验早了四百多年。
顺便提一下，徐有贞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明朝四大才子中的祝允明（祝枝山）和文学家蒋焘的亲外祖父。
石曹之乱平定后，朱祁镇正式升任当年的恩人袁彬为锦衣卫指挥使。然而不久，正直的袁彬的职务就被能钻营会投机的门达取代了。
天顺七年（1463年），门达整治袁彬。朱祁镇对此只轻描淡写说道：“任汝径治，但以活袁彬还我。”门达将年近花甲的袁彬拷打得遍体鳞伤。朱祁镇的人性可见一斑。
让人眼镜碎一地的是，朱祁镇对恩人恩将仇报，对导致他被俘的王振却心存感念，他为王振平反，修建了旌忠祠。不仅如此，他还在今天北京城的西大市街为敌人也先修了个“当街庙”。堂堂天子为敌人建庙，若那些土木堡之变丧命的几十万将士和在瓦刺进犯时被辱杀的十几万无辜生民地下有知，不知该做如何。
朱祁镇如此扭曲的心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但到了现代，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医学名词来解释。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源于1973年发生在瑞典的一起银行抢劫案，因四名人质同情案犯（其中一名女职员甚至还爱上了案犯），不肯作证而得名。说得学术些就是，受害人对施暴者产生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施暴者的心理。说得难听些就是，“犯贱”。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朱祁镇病重。临终前，朱祁镇废除了自明太祖开始的宫妃殉葬制度，相比他所犯的罪过，这是他人生中少有的的亮点。
正月十六，明英宗朱祁镇病逝（志大才疏，昏聩之极的朱祁镇的庙号居然是英宗，实在是不知“英”在哪里），时年三十八岁。皇太子朱见深继位，改次年年号为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