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时期的音乐(一)
向阳光
一、历史概述
公元960年，（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
宋朝分为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两个时期。
在宋朝建立政权之前，东北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一带由唐末兴起的契丹人控制，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
到1125年，为女贞人所取代，国号为金（1115—1234）；并随即进攻北宋，（高宗赵构）南逃，把首都从汴梁（今开封）迁到临安（今杭州），形成了南宋和金长期对峙的局面。
宋高宗赵构
十二世纪中期，新兴的蒙古族又推翻了金的统治，并先后灭了西夏等几个少数民族的政权，不久引兵攻宋，战争延续了二十多年，终于统一了全国，建大都于现在的北京，国号为元（1206—1368）。
宋辽金元时期，商业资本有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音乐也空前繁荣起来，为适应城市人民文化需要而兴起的戏曲、曲艺等市民艺术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当时在汴梁、临安等大城市里，除茶楼、酒肆里经常有歌妓卖唱外，还有许多供游乐的去处，称为“瓦舍”。
在瓦舍里设有专门供各种戏曲、曲艺表演的固定场所，称为“勾栏”。例如在北宋汴京的几个瓦舍里就有这种勾栏五十余座，而临安城内外的瓦舍曾多达二十三处，其中仅北瓦一处就设有勾栏十三座。在这些瓦舍、勾栏里，经常表演着各种音乐歌舞和戏曲节目，如杂剧、院本、南戏、傀儡、影戏、唱赚、诸宫调、鼓子词、小唱、散乐等。
中国音乐进入以民间音乐为主流的时代，音乐主流也由歌舞伎乐形态转型为戏曲、说唱等音乐形态。同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宋朝以汉族文化为正统文化，提倡复古，反对外来音乐，使西域歌舞在中原地区流行的盛况不复存在。因此，宋朝的音乐形态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现象。
自宋代起，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官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二、词调音乐
词调音乐，由于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爱好，故而，在宋朝是一种流行的歌曲形式。
词调音乐为“词”与“乐”两部分,“词”是它的文学部分，是词人作的长短句；“乐”则是它的音乐部分。
词调音乐为入乐的长短句诗歌体裁，多采用依曲填词的创作方式，源于晚唐五代。
由于长短句歌词有助于乐曲节奏变化多样，情感表达更自由灵活，故此，宋元的城市小曲，已完全转向了以长短句为主的形式，在文学史上称为“词”。
由于教坊乐工和民间艺人都乐于演唱这种长短句歌曲，文人们也竞相仿作，以供乐工的需要，从而出现了一个词体歌曲极其繁盛的时代，因而在宋元其间开创了“宋词元曲”的新时期。
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数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
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
（1056—1121，北宋著名词人。
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官历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
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写《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最高音乐机关>。
他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
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
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
为后来格律词派词人所宗。
作品在婉约词人中长期被尊为“正宗”。
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或“词中老杜”，是公认“负一代词名”的词人，在宋代影响甚大。
有《清真居士集》，已佚，今存《片玉集》）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
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艻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
词体歌曲有“小令”和“长调”之分。小令亦称令曲，演唱特点是“驱驾虚声，纵弄宫调”，故谓之“嘌唱”。长调又叫慢曲，歌词都在九十字以上，曲调多取自唐宋大曲中的结构部分如曲破、慢曲、衮、杀衮等，也有运用坊曲（民歌）改编发展而成的。唱慢曲常自己拍板，谓之“小唱”。其特点是“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相传最早制慢曲的为北宋诗人柳永，他的词曲比较通俗，因而传播极广，有人曾赞誉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后苏东坡、秦少游、黄山谷、周邦彦、赵令畴、晁瑞礼等人也都作了不少慢曲。
在金兵南侵之际，也出现了不少表现民族精神的词作，比较突出的有辛弃疾、岳飞、陆游等。在范大成、姜夔等的词作中，也有一部分表现了爱国的内容。
宋代词与乐的创作形式，一般认为主要是依曲填词，也可以据其不同的创作方式，细分为由乐定词、依词配乐、自度曲三种。
其中的自度曲，在当时的词乐创作作品中，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它须由精于文学创作、又通于音律的艺术家来完成。
词乐又称曲子词。
曲子的体裁有令、引、近、慢等不同的类别，标志着长短不一的曲体。
同一词牌，可以有不同体的变化，如“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等。
也就是说：一般词体歌曲，都是按某种既有曲调填上新词而成，但也有一些是先作好歌词，再由乐工另配新曲的，当时称为“度曲”。
有一部分是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即自己作词配曲（自制新曲）。
这种新创的歌曲，则称之“自度曲”。
如周邦彦、姜夔（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
宋文学家、音乐家。
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
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
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等都作有自度曲。
由于唐宋“曲子词”的曲谱至明代大抵失传，故而南宋姜夔（注：现存诗180余首，词80多篇。
词乐《白石道人歌曲》是他遗留至今的唯一的一部歌曲集子。
词乐《白石道人歌曲》这部歌曲集中用三种记谱法记写了三类不同形式的歌曲。
包括：祀神曲《越九歌》10首，用“律吕字谱”记写；琴歌《古怨》1首，用“减字谱”记写；词调歌曲17首，用宋代“俗字谱”记写；在17首词调歌曲中，《霓裳中序第一》、《醉吟商小品》、《玉梅令》三首是他的填词之作，其余14首作品都是“自度曲”。
他在《长亭怨慢》小序中说：“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
”因此，姜夔的自度曲，实际上就是宋代的创作歌曲），其中的词乐《白石道人歌曲》里遗留的曲谱就成为我国古代音乐中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
显然姜蘷就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
他的作品有《杨州慢》、《凄凉犯》、《杏花天影》、《鬲溪梅令》（注：《鬲溪梅令》，据作者说，这首歌曲是1136年冬天，他从无锡回到浙江时所作。
曲分上下片，两片曲调基本相同，只第一句后部略有变化，称为“换头”，这是词体歌曲的典型结构）等十四首，均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尚有乐谱流传至今，用当时流行的“管色谱”记声，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也是音乐史上极其宝贵的资料。
他的代表作品有《杨州慢》、《杏花天影》、《鬲溪梅令》等。
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
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元代流行的散曲直接继承宋词音乐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其他民间曲艺形式。
它多根据宋元杂剧曲牌填配新词，但不同于表现曲折故事的杂剧，而是以清唱形式抒发个人情怀，通过对某种情景的描述表达作者的内心感触。
音乐重在优美抒情，不求戏剧性效果，形式有单首曲牌的小令如《天净沙》，以及由多首同一宫调的曲牌联缀的套曲，像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就是由引子《夜行船》，正曲《乔楂》、《庆宣和》、《落梅风》、《风入枕》、《拨不断》和《离亭雁带歇拍煞》七支曲牌组合而成。
散曲音调上有南、北曲之分。
南曲用五声音阶，字少声多，较为婉转；北曲用七声，字多声少，曲调简朴而高亢。
唱时一般以弦索、笙、笛、拍板等乐器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