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度中国好书》将于2019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晚在CCTV-1（22:36）和CCTV-10（19:44）播出。届时，32本获奖图书将全部揭晓。
备受瞩目的《2018年度中国好书》盛典将于2019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1央视综合频道和CCTV-10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入围此次好书盛典，最终结果将在明天直播时揭晓，让我们一起屏息期待！
《2018年度中国好书》盛典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制的年度优秀图书颁奖典礼。其宗旨是“为好书寻找读者，为读者发现好书”。
《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具体讲述了什么？
本书分为六辑，第一辑讲述宋人的日常生活；第二辑讲述宋朝文人的雅玩与雅趣；第三辑描述宋朝的社会百态；第四辑介绍宋朝的城市公共设施；第五辑侧重于呈现宋朝的商业繁华；第六辑则考证了宋朝政治生活中的礼仪问题。
在史料运用方面，作者通过检索数百幅宋画，还原了宋朝人物的生活景象，同时还以少量宋朝壁画、砖刻、出土文物、文书实物作为补充，以及少数唐画、明画、清画作为参照，以做到相互映证、比对。
书中精选了具有写实功能的宋代画作，展示了宋人起居饮食、焚香点茶、赶集贸易、赏春游园、上朝议事等“风雅”生活图景，其间不乏对宋代风俗礼仪的细致考证，以及横向或纵向的比较，从而展现了宋代文明的独特性、颇为前卫的一面和对后世绵延不绝的影响力。
关于作者
吴钩，1975年生，现居广州。历史研究者，专栏作家。近年来致力于宋代生活史、社会史与政法史的研究，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已出版《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5）、《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9）等著作。
宋朝人的“纪录片”
文 | 吴钩
本文节选自《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序
在西方学界，“以图证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图像史学。不过在中国史学界，人们对于图像材料的使用似乎并达成图像史学的自觉，要么只是将图像材料当成插图，要么将图像材料当成文献材料的旁证，使用图像仅仅是为了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
其实，研究宋画的朋友也许会发现，历史图像的信息量，有时候比文献记录还要丰富。
一幅（一组）历史图像，往往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历史信息。
第一个层次：画家有意识描绘的图像信息，通常也体现在图画的题签上。
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张择端要描绘的显然是北宋后期清明时节东京一角的市井景象。
观画之人，从这图景可以看到宋朝城市的“繁盛之景”，或者联想到繁华的脆弱。
第二个层次的历史信息，是画家无意识透露出来的“社会生活痕迹”。
如南宋画师摹绘的《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卷描绘了一个发生在南唐的历史故事，但宋朝画家在绘画时，自然而然会无意识地带入很多宋代社会生活的信息，因为画家不能凭空想象一场豪门夜宴的情景，只会根据自己的经历与经验来描述韩氏夜宴的种种细节。
今天，当我们展开《韩熙载夜宴图》时，看到的与其说是南唐故事，不如说是宋朝社会生活的信息图，图中的韩宅家具，从承具到坐具，从屏风到架具，从卧具到床上用品，其实都是典型的宋式家具写照，从中我们可以真切了解到宋人的家居布局与家具特点。
研究宋代家具的学者，肯定不会错过《韩熙载夜宴图》。
（南宋摹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再举个例子，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一幅《文姬归汉图》残卷《归来故乡图》，为宋人所绘。
画面告诉我们的第一层信息当然是发生在东汉的蔡文姬归汉故事，南宋画家描绘这个故事，也许是为了迎合宋高宗迎回韦太后的孝心，不过画家的动机也不好深究。
但这幅《文姬归汉图》残卷隐藏的第二层历史信息却是可以考证的——比如研究建筑史的学者能够从图卷中了解宋代（而不是汉代）的建筑形制。
（南宋《文姬归汉图》残卷《归来故乡图》）
第三个层次的历史信息，是绘画风格所隐含的时代精神。前面我们说过，宋画的特色是充满写实主义精神，那么，为什么宋画会表现出这么鲜明的集体风格？
我们认为，这其实是宋人追求“格物致知”的时代精神在绘画作品上的体现，“格物致知”是宋代士大夫特别是理学家心仪的方法论，且让我引述台湾艺术大学刘静敏教授的一个观点：“宋人的精神世界与唐人不太一样，你看宋人的格物精神很发达，就像唐代有大量的边塞诗歌一样，他们有大量的咏物诗，集中在许多专用物上，江西诗派就是例子。
他们开始对单一事物感到好奇，比如当时有大量的茶经，有笋谱，有各种植物的研究文章，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
”[ 刘静敏201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所言。
]
刘静敏教授所说的“研究文章”，是指宋代大量出现的研究自然万物的谱录，如《墨谱》、《香谱》、《云林石谱》、《茶录》、《酒谱》、《糖霜谱》、《牡丹谱》、《梅谱》、《菊谱》、《兰谱》、《桐谱》、《海棠谱》、《荔枝谱》、《橘录》、《笋谱》、《菌谱》、《蟹谱》、《昆虫草木略》、《禽经》（旧题为春秋时师旷所著，肯定不确。
多数学者相信此书应成书于唐宋时期）、《南方草木状》（托名晋代嵇含编撰，实成书于南宋）、《全芳备祖》、《促织经》、《尔雅翼》、《埤雅》，等等。
事实上，你如果去看《四库全书》收录的谱录，几乎都出自宋人之手。
我们端详宋画，可以比较明显地感受到宋人的“格物致知”精神。
宋朝画家讲求细致地观察事物，然后力图准确地将它们再现出来。
生活在北宋的书画鉴赏家郭若虚提出，“画花果草木，自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逮诸园蔬野草，咸有出土体性。
画翎毛者，必须知识诸禽形体名件，自嘴喙、口脸、眼缘、丛林、脑毛、披蓑毛，翅有梢翅、有蛤翅，翅邦上有大节小节、大小窝翎，次及六梢，又有料风、掠草、散尾、压磹尾、肚毛、腿袴、尾锥，脚有探爪（三节）、食爪（二节）、撩爪（四节）、托爪（一节）……”[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简直是主张将画家训练成一名植物学家与鸟类学家，这样才能够逼真、传神地画出好的花鸟画。
宋后文人画兴起，也与跟知识分子丧失了“格物致知”的热情、转而关心内心世界的时代精神变迁息息相关。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极少对客观事物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这也是为什么宋代之后科学精神出现失落的原因之一。
我们去看清代的仕女画，比如焦秉贞《仕女图》系列与《历代贤后故事图》系列、清代佚名《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均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还会发现，清人画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瓜子脸，体态纤细，头部与身体的比例失调，服装多为冷色调的青色、蓝色，整个形象看起来弱不禁风。
（焦秉贞《仕女图》之一）
我相信这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在人物塑造艺术上，服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如京剧中的“青衣”，潮剧中的“乌衫旦”，通常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正经女性，而风骚娇艳的女性角色，则着装艳丽，称“衫裙旦”。清代仕女画与戏剧所表现出来的文人审美倾向，或许正好反映了彼时女性受礼教束缚加深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