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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资本主义萌芽,宋、明仅相距89年,却好似相隔几百年的原因(一):资本主义萌芽

“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本期概览

宋朝和明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封建王朝,一个纷繁富饶,是中国文人盛世之巅峰;一个则铮铮铁骨,是天子守国门之典范。虽然熟悉历史的人都对这两个朝代不陌生,但是我总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宋、明相隔很远,而实际上两个朝代却仅仅相距89年。

我想有这种感受的人不止我一个,那么,造成这种错觉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破财消灾,上上策还是下下策?

宋朝,一个历史上十分特殊的存在,相较于大一统王朝,宋朝的面积是历史上统一王朝中最小的,但确实历史上最为富裕的朝代,甚至很多大一统王朝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不仅如此,它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亡于内患的国家。

那么,为何一个连“幽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复的朝代,能富有如此,连汉唐都不能与之媲美?

这要从宋朝的基本国策开始说起,宋朝建立之前,中国处于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原大地,各种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常年纷争不断,而赵匡胤成功夺取柴氏天下后,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该如何处理与这么多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

打,那肯定是不能避免的,宋朝一建立,赵匡胤便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先后平定了周保全,高继冲,孟昶,刘鋹,李煜等各方势力,基本统一了古代中国地区。

但是,随后而来的两次伐辽战争的失利让赵匡胤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外的策略——既然打不过,那么我们就从根源上解决矛盾,他们缺衣缺钱缺食物,那我们就送给他们,吃饱喝足了也就不会闹腾了:

战争经过这里就不细说了,史书记载“岁币”始于“澶渊之盟”:

1、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2、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3、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4、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这,就是著名的“岁币”政策。应该说,岁币政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宋辽的矛盾,至此以后,宋辽之间很少发生摩擦,两家算是相敬如宾,甚至宋真宗驾崩后,辽国还特意为其举哀发丧,可以说,对于宋朝来说,破财消灾,确实是上上策。

结局虽然是好的,但是,俗话说有一有二就有三,宋朝周边的国家,看到辽国每年不费什么事就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着实眼红,也学着辽国一样,用武力打击宋朝,结果还真没让人失望,从一开始的辽,到后来的西夏,再到后来的金,最后到蒙古,宋朝都“一视同仁”,全部以“岁币”政策来解决争端。

本来宋朝领土面积就不大,每年还要交这么多的保护费,对于宋朝来说,“岁币”政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宋代重点发展经济的驱动力。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会子危机”

虽然现在的中国,北方的经济要稍逊南方一筹,但是在古代,北方一直是历代王朝经济命脉,而南方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彼时的中国也是处于少数民族入侵的时期,东晋王朝退守南方后,携带了大量的中原文明南迁,再加上北方的动乱,使得原本在北方聚居的百姓也随之南迁,南方的发展就此开始,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重心南移的开端,此后的王朝也一直延续着南移的进程。

到了宋朝,因为大部分的国土都处于南方,经济重心南移到达了一个顶峰。

如上图所示,可以看到,有宋一代,无论是农业,商业,政治的重镇大体都处于南方,尤其是苏州、湖州一带,更是农业生产的要地,在引进越南的占城稻之后,其农业生产几乎支撑了大半个宋朝,有民谚称“苏湖熟,天下足”,这是很名副其实的。

当然,仅仅依靠农业是绝对不足以支持前文说的“岁币”政策的,原因很简单,辽、金等国所需要的贡品不是粮食,人家要的是真金白银和绫罗绸缎,也就是所谓的硬通货,那如何才能获取到足够的金银呢?答案就是商业,只有商业才具备硬通货流通的资本。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一下宋朝的商业经济了,首先,宋朝的白银产量其实很低,但是由于宋朝的商业相当发达,对于硬通货的需求也就相当大,另外宋朝的冶矿技术相当发达:

“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

种种原因之下,宋朝的白银输出量在中国历史上是名列前茅的,例如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巨大的白银储备是宋朝商业繁荣的基础。


“会子”危机——第一次直面通货膨胀

虽然有着巨大的白银储备,但是在民间贸易的过程中,白银并不是主要流通货币,甚至,有宋一代,普通老百姓能见到白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而民间多用的货币则是铁钱,以铁铸成的钱币,也就是所谓的通宝,这种模式其实是典型的“白银至上”模式——对于硬通货持留存态度,而一般贸易则使用铁钱。

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很好地防止白银外流,但是一旦面对大宗贸易时,铁钱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价值低,分量重。据李攸《宋朝事实》记载,当时一匹罗卖钱两万,铁钱两万重130斤,试想一下,一匹罗大概十公斤左右,而商人所要携带的货币就达130斤,这还怎么进行贸易呢?

在这种矛盾之下,纸币的出现就成为大势所趋。

宋朝时期的纸币大致分为两种:北宋时的“交子”,南宋时的“会子”。这边我们以“会子”为例,来浅析“会子”失败的原因。

要理解古代纸币发行的内容,还必须要要理解一个金融概念:金本位——与代理货币相对应的实际货币汇兑方式。看过我写的关于山西票号没落的粉丝朋友们应该都很清楚这一概念。

南宋最初印发“会子”是以钱币为金本位的,发行额度也仅有三百万贯,即意味着有三百万贯的钱币在那放着,作为这些纸币的信用背书,但是七年之后,会子的发行额追加到了七百万贯,然而作为信用背书的钱币依然只有三百万贯,与此同时,还要保证每一张会子能有实兑的能力,那么此时同单位的会子和七年前的等额会子相比,汇兑能力要减少一半,当然,官府还是按照面额来给你兑换的,这就造成了另一个局面——铜钱挤提,去晚了可就没钱换了,到那个时候,手上的纸币就真的变成一张纸了!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会子是有发行期限的,过了期限你得把你手上的旧会子重新兑换成新会子,才能在市面上使用,而一般新旧汇兑的比例时一比二,也就是说百姓手上的会子可能不仅兑换不到铜钱,还得在换届的时候平白无故地减少一半地兑换力,久而久之,这样的官办会子就失去了信用背书,就好比我们现在去存钱,银行发你存折,你存了100元,等到来取钱时,却被告知只能兑换给你25元了,这笔买卖谁做谁亏不是么?

到了这个地步,宋朝政府的做法是以政府名义回收会子,试图挽回会子的政府公信力,结果会子的公信力确实挽回了一点,但是会子的换届已经无法正常进行了,再加上政府一遇到财政危机就滥印钞票,到了宋代末期,会子已经名存实亡了。

可以说,会子危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对通货膨胀。

虽然一张小小的纸币并不能完全阐述出宋朝的商业模式,但是正是这一张纸币让我们得以窥见经过一千三百年漫长地封建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慢慢地从封建体制中剥离出来,以一种微妙的经济关系存在于民生中,甚至在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


雇佣——资本主义萌芽真正的登场

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资本属于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称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区别于封建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依附形式发生变化,依附程度减弱,且无产阶级完全不拥有生产资料。

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是少数剥削阶级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来控制社会分配,使财富流入资产阶级手中。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非常明确的立场,区分资产者和劳动者的经济关系,以雇佣的方式进行资本交换的模式。

当然,资本主义的含义远不止如此,可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仅能窥见一二。

按照现在的学论来说,资本主义真正地开始起源于明朝,而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依据——明朝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雇佣关系!

16世纪开始,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手工行业逐渐成长为可以和农业经济一较高下的行业,和农业有所不同的是,手工行业是需要大量人力的,这就是雇佣关系的原因——“机主出钱,机工出力”,不要小看这句描述,如今来看,这和当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如出一辙!

另外,从嘉靖开始,明代官营的工矿等产业开始衰落,民营工矿业取而代之。

一系列的变法引发了农民经营思维的改变,有些农民甚至从单纯的耕种粮食向商业性农业转变,即专门为手工业等产业提供原料。

这样做是出自单纯商业交换的目的,重要的是,万历年间出台的以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传统的以粮食等作为地租)的政策,也客观上推动了这种供求关系的发展。

其实,这种关系的转变是必然的,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会是两种制度碰撞的结果。


说完了雇佣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明朝的商业形式和宋朝相比有什么不同?

有了宋朝作为基础,明朝的银票发行就显得更为成熟了——明朝的银票是以白银作为金本位的,白银是硬通货,硬通货的固定性会大大限制银票的发行,这和宋朝有着本质的差别,大家可以理解成,宋朝是纸币决定钱币,而明朝则是白银决定银票,后者很明显不容易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毕竟白银就那么多,你也不可能像铸造钱币一样铸造白银对吧!

有了这样的保障,银票就有了天然的公信力,再加上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的储备更是空前的充足,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纸币拿在手里才是真正的踏实啊!

自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与世界各国的海外贸易也进行的如火如荼,与此同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也有了相当数量的规模,他们眼中的明朝是这样的:

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明朝的政治体制如此描述:“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帝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

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者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由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这样的模式十分像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而这种模式的转变离不开思维的开化,而思维的开化,也离不开超前的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变革。


结语:其实错觉终归只是错觉,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归功于宋朝的,只是很可惜的是,封建专制的独裁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力太大了,明朝后期的海禁以及清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倒行逆施,最终使得中国错失了赶上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列车,并被甩的越来越远,但是,我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砥砺前行,过去的我们不能忘怀,未来的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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