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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的历史意义,在近代化中推广白话文有哪些重要意义?

民国初年,一些中国的先进知识份子注意到传统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分流已久的事实,於是,他们开始探索将两者合一的可行性,并大力提倡以白话文传播文化知识。

这项文字上的改革正是中国近代文学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主要的改革项目。

自「新文化运动」起,文言文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不再崇高,白话文正式成为了中国文学的写作主流。

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时期的文学形式。

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的一种文学形式。中国白话小说的前身是民间故事和所谓的“街谈巷语”,在古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小说经历了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明代才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成为与抒情文学分庭抗礼的一大文学体系。

1、发祥期:唐代

当时,市人小说、寺院俗讲成为白话小说的两个发展源头。

2、黄金期:宋、元时期,开封、杭州等瓦舍勾栏处,“说话”艺术盛行,由此产生“话本小说”。这也是最早的白话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短篇白话故事,篇幅较短,基本用口语叙述,有虚构性。

3、宋末及元代,在白话小说基础上出现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3、全盛期:明、清

这一时期,产生了演义小说、长篇章回体小说等。

如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金瓶梅》;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两拍”;“三言”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代“双峰”:《儒林外史》《红楼梦》。

而《红楼梦》更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辉煌的顶点。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

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

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

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

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

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

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

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

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

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

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

他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

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

班固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

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

神话传说原先在口头流传,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

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

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

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

前者对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多有细节描写;其中的西王母与《山海经》中的记叙相比,减少了神性增加了人性。

后者写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与《战国策》和《史记》相比,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而且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

(明)胡应麟称此书为 “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不为无见。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之一。

第三是史传。

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

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

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这两类缺少严格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15家,均已亡佚。

今存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汉人的作品,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

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重要的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北齐)王琰《冥祥记》,(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包括后人的辑本,共约五十种,足见其兴盛的情况。

、《文学改良刍议》(胡适)的主要内容及历史作用:主要内容:

1、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2、侧重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

3、推崇白话小说,同时也表现了对内容的重视历史作用:胡适的“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说,旗帜鲜明,目标明确,对建设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比之晚清白话文运动主要着眼于把白话作为向群众宣传的语言工具,以及在古诗文的框架内添加一些俗字俗语,是大为进步,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主张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内因,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中国白话小说艺术走向成熟。瓜熟蒂落,到了这个份上了。中国白话小说,起于唐代佛教变文,经过宋元话本,到明终于成熟。

其外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市民阶级精神需求提高,像北宋南宋的词、话本、风俗画繁盛一样,小说出现井喷。而且明朝不是清朝,针对民间的文字狱少,特务的重点放在官员,使小说流通顺畅。

北宋初期国家安定,城市繁荣,新的市民阶层出现,对娱乐方式就有了进一步的要求。

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繁荣发展,都市人口增多,城市平民阶层也空前活跃,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市民文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与市民大众文化消费水平相适应的新的形式,开始在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中显露出来。

这样,一种新的娱乐方式 “说话”就在市井之间应运而生了。

与此同时,都市平民们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增长,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各种演唱技艺的发展, 艺术形式慢慢走向成熟,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话本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了“话本小说”。

因为当时说书人为了增强所讲故事的趣味性与亲近性,都采用了通俗的口语形式,这就使得话本小说在语言、形式和题材的表现上,都比以前的形式更加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

而他们的话本小说就更加由于通俗易懂、平实浅白而深受大众的欢迎,能够从语言艺术形式上博得大众的喜爱。

同时,作为说书人讲故事底本的“话本”。

原先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而已,但是一旦编印成书,就因其通俗的风格而演变成为一种大众通俗读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体裁和风格,成为所谓的“平话”,相当于日后的“白话小说”,它代表着中国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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