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蒙古帝国泛指从13世纪开始，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的政权，包括在我国中原领域建立的元朝及在塞外建立的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它疆域辽阔，横跨亚欧大陆，对世界交通、军事、商业、文化等各个方面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疏通东西交通线、架设要道驿站
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领导的蒙古军队披荆斩棘，四处掠夺，所要依仗的第一要素是畅通的道路。
这是非常明显的：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张，原有的交通道路已经不能满足长距离的货物运输与补给，很多地方存在“深谷长坂，车不可行”情况。
蹩脚、滞后的交通线，必然会贻误战机，这促使成吉思汗下令对其开始进行整治。
首先，他命长子术赤首先出兵蒙古草原北面的“林木中百姓”，从而“疏通了从漠北至别失八里（今新疆境内），再沿汉唐天山北道西到中亚的交通路线”，打开了通往中亚的道路；公元1219年，命次子察合台“从赛喇木湖开辟了一条道路，越山而过，在伊犁河流域和湖水之间”；同时命第三子窝阔台西征期间“始辟其路”。
道路的开辟使得战略物资从后方源源不断的被送往前线，而军队在得到补给后，更是将原有的失修、不毛之地重新利用起来，这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互通有无建立了奠基性的作用。
针对交通的影响还包括驿站的修筑，这些驿站成为一个个节点，贯穿在漫长的东西要道上。慢慢地，生活在附近的百姓开始和驿站有了交流和接触，而又通过各个驿站进行了贯穿，最终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派驻军队和官员加强疆域统治
硬件设施到位之后，蒙古帝国凭借极其强大的战斗力短短时间内在西面征服西夏、辽国、花剌子模，在南面征服金国；其子孙后裔更是西征漠北、西域、中亚、西亚，最远触及东欧。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为了加强政治统治，蒙古帝国统一部署军队和官员进行治理：在我国甘肃、宁夏一带安置了很多中亚士兵；在征服花剌子模后，派驻哈剌契丹人真帖木儿镇守；在攻下撒麻耳干、玉龙杰赤和不花剌等地后，以大将耶律阿海作为最高长官；而在征讨东欧孛烈儿（今波兰）、马扎儿（今匈牙利）后，令八思哈镇守管辖。
配合军队和官员派驻驻扎、管理的是行政区划的设置。例如，公元1251年年，在西域设置别失八里行省，掌管该地的政治、军事要务。这些军事上的部署，有效地避免了被占领地区的卷土重来，使得蒙古帝国政局相对稳定下来，在极大地促进了不同种族商业和经济的繁荣。
重视商业发展，保护私有财产
在蒙古帝国之前，亚欧范围内，呈现出各个政权割据的局面。在这些分裂的政权中，社会经济孤立，商业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依然存在着落后的物物交换商业模式，“林木中百姓”、“有毛毡帐裙的百姓”的现象非常常见。
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表现出了独到的商业眼光：“我们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要让商人自由通商。
”作为成吉思汗征讨花剌子模的直接导火索即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点燃的：在征讨花剌子模之前，蒙古帝国边界与花剌子模交界，成吉思汗为了加强与花剌子模的商业交流，曾派遣450名商人手持国书前往，但不幸的是，这些商人到了花剌子模被杀。
这对于一向桀骜的成吉思汗看来，莫过于最大的耻辱，于是发兵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的不同于我国历朝历代“重农抑商”、开放的宽容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疆域的经济繁荣，在商品市场上，丝绸、茶叶、牲畜交易活跃起来；在版图上“出现了一些以商业贸易、手工业作坊和运输业生产为主的城镇”。
为了激发商人经商的积极性，执政者颁布法典《大扎撒》对财产保护方面的细则进行定义和规范：“犯盗窃罪的可以以畜抵罪，以其子代替罚畜”，“如果盗窃者没有财产和儿子，则像杀羊般地将盗窃者杀掉。”
宽松、开放的文化政策
蒙古帝国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另一特点是：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教育家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思想观点，与当时的文化特点不谋而合。
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对待宗教。在蒙古帝国东西长达五千公里的边界线上，在东方有佛教、道教，在中部有伊斯兰教、萨满教，往西延伸有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各种宗教不相容的情形下，成吉思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各种宗教好像一只手上的手指”。这可以看得出成吉思汗在宗教方面的态度：一视同仁。
开明、包容的文化政策，为各地的百姓和人民创设了良好的心理情境的氛围，尽管后面庞大的蒙古帝国分裂为四大汗国，但却不知不扣地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程，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语
蒙古帝国曾创造过属于那个时代的神话，不仅仅是体现在其疆域的辽阔方面，更是在交通、军事、经济、文化方面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它是一个庞大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国家，在征伐、统治下，打破了各个孤立政权的相对封闭的状态，也打破了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而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又使得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交融在一起。
参考资料：《世界征服者史》、《卫拉特法典》、《蒙古族简史》、《突厥人变迁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