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家分晋的故事里面提到过（三家分晋，强大的晋国到底为何被瓜分，晋国霸业为何会落幕收场？），晋国六卿中智氏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后，原本是联合韩魏攻击赵氏，却没想到韩魏背刺智氏，韩魏赵三卿反而瓜分了智氏，成为这场权力游戏的胜者。
按照正常的历史描述，接下来便是韩魏赵三家相互之间再一次进行权力的争夺。当他们发现无法再消灭某一家后，便达成了瓜分晋国的默契，最终晋国三卿升为诸侯，历史也迎来了战国争雄的阶段。
不过，在正常历史长河向前的过程中，有一个小人物、一个小故事激起的浪花，却让几千年来的人不断回望这段历史中的失败者。
韩魏赵三家击败智氏，智伯兵败被杀，智氏一族被灭族，赵氏作为被一开始就被针对的人，自然是对智伯异常愤恨，砍下他的头颅作器具。
而究竟是把智伯的人头做成什么器具，则是产生了不同的记录，《战国策》里面记录为“漆其头以为饮器”，《史记》也采用了这种说辞；《韩非子·喻老》则是记录为“漆其首以为溲器”。
“饮器”，从字面的意思来讲，是饮酒的器具。将失败者的头颅当作酒杯的习俗，大概率是源自商代的人祭制度，奴隶作为战利品在不同的祭祀场合被使用，进行盟约的时候，就必须以人头骨饮器盛血，然后歃血为盟。
将人头骨制作成酒器的做法，农耕文明在社会发展之后逐渐废弃，但是在少数民族以及游牧民族的社会中，为展示自己的力量，表达自己的强大，依旧保留了这种习俗。
《史记》和《汉书》里面记载匈奴老上单于击破大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魏书》记载高车王弥俄突战败被擒，柔然豆罗伏跋豆伐可汗郁久闾丑奴将他拴在马上拖死，头颅做成酒杯；《续资治通鉴》记载在南宋亡后，西藏僧人嘉木扬喇勒智（即杨琏真珈）将南宋宁宗、理宗、度宗三帝与杨皇后的陵墓全部掘开，“截理宗顶为饮器”。
当时赵氏的封地与游牧民族的区域衔接，同时赵襄子又是狄女之子，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受其父赵简子重视，在一些习惯上受到戎狄的影响，将智伯头颅做成酒器，炫耀自己的武力倒也说的过去。
而另外一种说法呢，“溲器”，则是指夜壶，也有叫做亵器、秽器。为了表示自己的强大，也有将其做成老虎的形状，所以又叫“虎子”。《西京杂记》这样记载“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把头颅做成便器更是增加了侮辱性。
后续的史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大多是为了泄愤及侮辱对方。《晋书》记载姚方成擒执徐嵩后，怒其不服， “三斩嵩，漆其头为便器”；《魏书》记载孙恩剖骠骑长史王平之棺，焚其尸，“以其头为秽器”；《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清洗李唐子孙，“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为秽器”。
在智伯围攻赵氏所在晋阳，围困加水攻，让城内粮食断绝，瘟疫横行，这样的背景下，赵襄子杀掉智伯之后，为了泄愤及侮辱对方，将其头颅做成溲器也是一种可能。
不管是作为饮器还是作为溲器，绝对是一件侮辱性极强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引起了智伯的门客豫让的愤恨，认为这是赵襄子欺负智氏没有了后人，为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他决定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有贵族分封制的崩溃，新进的贵族掌握权力之后，必然需要人在政治、军事乃至生活方面进行服务，这些新进贵族进行豢养门客，也就是招募一些有才能的人，为他们提供生活方面的保障，以求门客出卖自己的才能帮助新进贵族掌握权力，用现在的话来讲，进行人才储备。
豫让，也是属于出卖自己才能的门客群体中的一员，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服务晋国六卿的范氏，后来又服务六卿中的中行氏，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名气。
后来，智氏灭了中行氏之后，智伯又将其招纳麾下，与在范氏、中行氏的时候不一样，智氏很欣赏豫让，以十分高规格的待遇对待豫让。
在春秋战国充当门客的时候，也是有等级制度的，这种等级是以待遇进行区分的，从《冯谖客孟尝君》一文来看，门客分为三等：上客吃饭有鱼，外出乘车；中客吃饭有鱼外出无车；下客饭菜粗劣，外出自便。
因为智伯给与了豫让完全不同的待遇，让他认为智伯是对他有知遇之恩，在智伯被杀之后，他决定为智伯复仇，刺杀赵襄子，留下了那句被人常常提起的话，“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豫让为了刺杀赵襄子，首先需要接近赵襄子。他把自己变为“刑人”进入宫中进而获得刺杀的机会。
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只是这一次因为赵襄子“心动”而“执问涂厕之刑人”，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好像赵襄子有了超能力一样。
不过，如果联系之前所说的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颅制作成器具，这里就有了逻辑性。
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颅制作成溲器，放置在厕所里面，所以豫让在变为刑人之后，才会选择进入厕所，并在这个地点进行刺杀。
豫让在厕所看到智伯头颅所制作成的溲器时，回想到智伯当年如何待他，却沦落到如此地步，产生了情绪上的冲动。
而豫让在这种情绪的冲动下，不管是祭拜还是帮助收敛智伯的头颅，都留下了痕迹，被如厕的赵襄子发现端倪，他很清楚手下的人不会动智伯的头颅，有人动了必然是外人，才产生“执问涂厕之刑人”，发现了豫让的身份。
应该说，豫让的举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却也让赵襄子佩服豫让的为报恩所做的事情，所以选择了释放豫让。
如果豫让因为此事而放弃复仇，那么他不过会像是其他刺客一样，成为别人传记里面的注脚。
豫让被赵襄子释放之后，却并没有放弃复仇，他知道无法再近身复仇，便采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复仇，他通过“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达到让人认不出的地步，这样的变装的结果是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说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但是记载却有一段对话是说他被人朋友认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真正地把他认出来了，而是记载豫让事情的人想要用这种方式，推测豫让采用这种方式复仇的动机。
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
”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
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
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
如果豫让采用像友人所说的那样方式进行复仇，恰恰将豫让推入了道德困境，如果说他是因为智伯赏识他的才能而复仇，那么，赵襄子同样赏识他的才能，才能让他有近身的机会，这就让他的复仇动机就不再成立。
同时，豫让也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极难，却也要这样做，目的其实也是为了讽刺那些在智伯战败之后投入另外三家麾下的家臣门客，“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
豫让在第一次失败之后就明白想要刺杀赵襄子，就只有半路上进行截杀，所以他才会“行乞于市”，毕竟谁都不会对长时间在街上乞讨的乞丐进行提防。
第二次的刺杀再次失败，史书上记载的原因是因为豫让藏在桥下，惊动了赵襄子的马，造成了赵襄子再次识破豫让的刺杀计划。
但，如果仔细想想，豫让毕竟是刺客，不是属于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武将，想要在卫队的保护下刺杀成功，本来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他自己也有清晰的认知，“吾所为者极难耳！”
豫让再次被赵襄子擒住，赵襄子自然想知道豫让为什么不放弃为智伯报仇，特别是豫让还有两次改换门庭的经历，“你曾经也当国范氏、中行氏的门客，智氏灭了他们之后，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于智伯，为何现在智伯死了之后，你反而坚持为他报仇？”
豫让答出了另外一句让后人时常提及的话，“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豫让的这句话道出了当时社会上的君臣相处之道，并非是属于后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而是一种互相选择。哪怕是讲究君臣之礼的儒家，孟子也是指明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样的回答也让赵襄子明白豫让为报智伯之仇的坚定意念，也就不可能让豫让活着离开，防备他的下一次刺杀，“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
同时，豫让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再为智伯报仇，也就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刺杀赵襄子的衣服，作为他为智伯报仇的结局。
在赵襄子满足他的请求之后，豫让伏剑自杀。
豫让的故事就此结束，他的两次失败刺杀也因为他的两句话名留史册。如果以成败论英雄，豫让显然不足以让历史铭记，甚至会怀疑豫让是否真的有才能。
但，当静下心来细细想，就会明白，豫让并非是因为他的才能、他为智伯报仇而留名，而是他在做事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信念，即便眼前有诱惑、有困难，即便明白这件事情不可能成功，因为信念指向，便坚持做下去，即便为此牺牲性命。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的最后写的一句话，才是这些人留名的原因——“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