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文学，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引起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入据中原。
他们先后在北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政权，互相混战。
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以氐族苻氏和羌族姚氏所建立的前秦和后秦的文化程度为最高，其次要算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
此外，汉族人张轨、李暠在今甘肃境内建立的前凉和西凉政权，更是那个时代北方文化的中心。
所以，在十六国的统辖区也曾产生过一些民歌和文人作品。
十六国时代的民歌较著名的大抵保存于《乐府诗集》所录《梁鼓角横吹曲》中。
其中如《企喻歌》出于氐族；《琅琊王歌辞》出于羌族；《慕容垂歌辞》出于鲜卑族，大致都可以考定。
还有一些作品，出于哪个民族则较难断定。
除了《梁鼓角横吹曲》以外，《晋书》的“载记”部分还保存一部分当时的谣谚，如前秦时流传的“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等（《晋书·苻坚载记》）。
十六国的文人作家以前凉和前秦为多。
前凉的张骏有乐府诗《薤露》、《东门行》两首，见于《乐府诗集》。
前凉大臣谢艾的奏疏曾被《文心雕龙》提到，他的文集见《隋书·经籍志》著录。
西凉的李暠有《靖恭堂颂》，现已失传；他的《述志赋》载于《晋书》本传，这篇赋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志趣和对西凉局势的忧虑，写得尚有文彩。
前秦的赵整有两首五言四句诗，用比兴手法对苻坚进行讽谏；还有一首琴歌《阿得脂》是杂言体，有些字句难解，大约杂用氐语。
苻坚的侄子苻朗则是一个散文家，作有《苻子》，其中有不少片断颇具文学意味。
女诗人苏蕙的《织锦迴文诗》虽然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人驱遣文学语言的工力，此诗及其本事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此外后秦宗幹为王尚申辩的奏章，被当时人认为可与“魏之陈(琳)、徐（幹），晋之潘(岳)、陆（机）”(《晋书姚兴载记》)相比；另一个出生于后秦的文人胡义周为赫连勃勃作《统万城铭》，写得典雅庄重，《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曾加以赞扬。
此外，前赵的刘聪、刘曜，割据四川的成政权的龚壮等，据《晋书》说都有作品，但这些作品均未保存下来。
关于十六国时代的文学状况，历来的史书都很少提到。只有《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曾略加论述，认为当时的章奏符檄，尚有可观之作，在文风上接近西晋末年的作家；至于诗、赋，则作者很少。其实从《晋书》及一些类书中所引《十六国春秋》的佚文看，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吟诗作赋，但因为艺术价值不高，所以流传不广，均已失佚。
三国两晋赋，三国两晋时期，诗歌的地位已经超越了辞赋，成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体裁。
然而赋在本时期仍颇兴盛，许多优秀诗人同时也是重要的赋作者，并产生了不少佳篇。
与两汉比较，本时期赋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其基本表现是：两汉盛行的那种以铺写京都宫殿苑囿田猎等为主的体物大赋，逐渐为抒情小赋所取代，并在形式上出现了骈化的趋势。
建安时期，在诗歌繁荣的同时，辞赋创作也很普遍，今存建安赋有150多篇，超过今存两汉辞赋总数。
其中曹植一人就占了50多篇。
建安辞赋中绝大部分是篇幅较短的小赋，它们在内容上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题材有所扩大。
“三曹”、“七子”等跳出了两汉传统题材的窠臼，尽量写普通人物，写日常情事，写一般生活用品，写动植物等等。
题材的日常化、普通化、小型化，进一步冲淡了赋的与生俱来的贵族性质。
二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有所加强。
建安作家们把赋从“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传统中进一步拉向现实，特别是向现实政治靠拢。
王粲的《浮淮赋》、阮瑀的《纪征赋》、徐幹的《西征赋》、陈琳的《武军赋》、曹丕的《临涡赋》等，全属此类作品。
三是抒情性更趋强化。
无论写人写物，都以抒情为基本要素。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前者在抒情与写景的融会上，后者在刻画人物体态及心理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魏末正始年间辞赋作者主要有何晏、阮籍、嵇康等。
何晏《景福殿赋》题材上虽蹈袭两汉大赋的宫殿之作，但在表现手法上能够摆脱“品物毕图”（《文心雕龙·诠赋》）的陈规，写得比较精练生动。
阮籍的赋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抒情小赋的传统，铺写的成分大为减少，而以表现隐逸情绪或刺时为主旨，如《猕猴赋》即为刺“俗人”而作，《鸠赋》则又以“鸠子”被“狂犬”所害，隐喻司马氏集团杀少帝、擅废立事。
嵇康赋的铺写成分稍重，但也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为最终目的，他的《琴赋》与汉代傅毅、马融、蔡邕的同名之作写法上有接近之处，而抒情气氛要浓厚得多。
西晋太康作家几乎都写辞赋，传世作品数量甚至超过建安。
太康辞赋形式上也以小赋为主，如傅玄今存赋50多篇，篇幅都短小，但在抒情性上却不及建安、正始作品。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
一是有些赋作者好模仿，作品缺少个性。
例如，傅玄一半左右赋题都袭自前人，如《风赋》、《大言赋》、《琴赋》、《弹棋赋》等等。
再则，写法也过于守旧，略无新意，如傅玄的《蝉赋》，只是写蝉的本身特征，不及曹植的同名之作能够寄托作者的身世之感。
二是大部分赋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句的修饰雕琢，这就使作品虽有采润而少情趣。
潘岳的《西征赋》、《秋兴赋》，陆机的《豪士赋》、《文赋》，成公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等，是西晋赋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或表现征途中的思绪，或描摹人物的某种情态，或剖析作文之所由，或叙说立德建功之委曲，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它们的共同的缺点就在于过度地铺采摛文，给人以藻饰太盛、华而不实之感，削弱了艺术感染力。
这同太康诗歌的缺点大体上是相一致的。
太康时期产生了一篇著名的大赋，即左思的《三都赋》，作者倾十年精力而成，一时声价极高而引起洛阳纸贵。
不过此赋只是详尽真实地描绘了三国时期蜀都、吴都、魏都的景况，并表达了向往统一的愿望，而在艺术上较之前人无多大突破，只是更能体现“品物毕图”的原则。
东晋时期的辞赋，总的来说不像西晋太康时期那样雕琢繁缛，比较明快，倒如袁宏《东征赋》是赤壁怀古之作，赋中夹议夹叙，富于气势，而且语句省净，无冗赘刻画，给人以清新之感。
又如郭璞《江赋》虽然华丽绮巧，但具有雄肆奔放的气魄；孙绰《游天台山赋》使用奇僻字句不多，脱出了字书式的滞拙写法，具有气韵畅快的风格。
东晋末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赋》等，更显示了自然平淡的独特风貌，为历来赋作所稀见。
从正始时期开始，玄学就逐渐影响辞赋，嵇康的《琴赋》中就有不少玄理，经过西晋到东晋，辞赋中的抽象玄理进一步增多，甚至出现“溺乎玄风”的现象，影响了赋的抒情功能的发挥。
三国两晋时期辞赋与汉赋相比较，其在形式上的显著发展是骈偶句逐渐增多，不仅讲究上下句对偶整炼，而且出现了单句对、隔句对、长句对等多种对偶形式。西晋陆机、潘岳，东晋郭璞、木华等人的赋，大多通篇追求俳偶整饬，蔚然成风。虽然骈赋要求的四六对和声律尚未出现，但两晋辞赋朝着骈化发展的趋势，则已甚为明显。
建安黄初时期
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以地区而论，曹魏为最，吴、蜀次之。以体裁而言，主要是应用文字，论辩散文次之。近人刘师培认为，曹魏散文与汉代散文不同之处在于：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论说之文，渐事研求名理；奏疏之文，质直而摒华（《中国中古文学史》）。此外，笔札之文，意真而语畅，也是这时散文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方面。
曹魏散文名家，首选即曹氏父子。
曹操文章清峻通脱，质朴简约，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整齐风俗令》、《军谯令》、《祀故太尉桥玄文》等。
曹丕以书札见长，如《与吴质书》、《与繁钦书》、《答曹洪书》等，清丽卓约，富于情韵意趣，对后来旷达一派有一定影响。
曹植表章，“独冠群才”（《文心雕龙·章表》），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多有哀怨；其《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亦富于抒情意味，辞藻比其父兄华美。
“建安七子”中，孔融文章多寓讥讽，如《与曹公书》、《难曹公制酒禁书》，而像《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则奋笔直书，刚劲锋利。
陈琳檄文最为出色，如《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铺张扬厉，贯古及今，是传世之作。
阮瑀亦擅长符檄，文思敏捷，下笔倚马可待。
其他书札，如繁钦《与魏太子书》，吴质《答魏太子牋》、《答东阿王书》，皆文笔轻灵，属辞自然，情致委宛。
蜀国散文家有诸葛亮。
其《出师表》，言辞诚恳，志笃文实，叮咛周详而几于涕零，感人至深，被认为是章表之英；又如《与群下教》、《诫子书》，内容充实，说理透辟，精确简练。
其他如谯周、郤正、秦宓也都有文名。
吴国作家中，薛综、诸葛恪移文书札，率直明晰，不事藻饰。
稍后韦昭、华覈、薛莹等则渐趋骈俪。
华覈《谏盛夏兴工疏》，取贾谊《治安策》意，慷慨深切，颇有气势。
建安前后有一部分子书。早期有荀悦《申鉴》，多借古讽今，攻击曹操。其后有蒋济《万机论》、杜恕《体论》、刘邵《人物志》。比较重要的是徐幹《中论》，立论确凿，类比切当，繁富绵密，不取辩论之体，而多雍容典雅之姿，深受曹丕推重。这个时期子书在内容上不独尊儒术而颇杂名法老庄，其学术价值超过文学价值。
魏晋之际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论难散文，其次是书序之属。其内容，或为玄理之辩，或多嫉世之辞，而后又转化为超然物外之音。其文体风格，或清峻通脱，或富艳宏阔，但都析理严密，浑厚典重。这是由于时势险恶，情多压抑，虽以老庄为旨趣，却不敢汪洋恣肆，而蓄气于内，更显得狷急深邃。
这时散文家，大致可分为两派，一为阮籍、嵇康，一为王弼、何晏。
阮籍长于论辩，名作如《大人先生传》，语重意奇，惊风骇俗，发前人所未发；其他如《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乐论》等，多阐发道家之绪，而才藻艳逸，托体高远，行文奇偶相成，散体之中或用韵语。
嵇康散文使气骋辞，明快犀利，立论新颖，如《管蔡论》，借管蔡事为毌丘俭起兵反对司马氏辩护；《与山巨源绝交书》，名为与友人书信，实为对统治者的抗争，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难自然好学论》，竟斥仁义为“臭”“腐”、“六经未必为太阳”；《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析理之美，优于前代，对南朝论辩散文深有启迪。
“竹林七贤”中，刘伶有《酒德颂》，思想、语言都近乎嵇康，而文体则颇似辞赋。
王、何的文章不多，深辨玄理，言约意深，虽曰精微，而动人心魄之力却远不如嵇、阮。
李康《运命论》亦颇有名。
文章引证大量史实，反复论述人生命运之理，多用排句铺陈，气势磅礴，语言畅达。
夏侯玄的《乐毅论》上承《史》《汉》传赞，是当时盛行的历史人物论中的代表作。
陈寿《三国志》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史传散文，如《诸葛亮传》、《华佗传》等。
文笔简洁质朴，上承《史记》、《汉书》，下启范晔、沈约。
书序类中以李密《陈情表》最出色。剖陈衷曲，辞语恳切，笔调哀婉，通篇以情感人，连晋武帝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向秀的《思旧赋序》，即景生情，寥寥数语，却凄神寒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