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像
明太祖朱元璋留下遗训：“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但他的子孙并未持守他所致力推行的专制体制。
尽管朱元璋所建立的法制应该是金科玉律，他们却不得不篡改他的垂法之意。
毕竟，当实际偏离了应然的轨迹，比如，皇帝昏庸无道，在战争中被俘，或无承嗣时，任何政治体制都要进行改弦易辙。
此类危机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篡改和类推才能度过。
然而，也正是因为规则的弹性，每一次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
胡惟庸案
第一次足以撼动新王朝根基的重大制度危机发生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
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逆谋起事、私通外国入罪。
胡惟庸事发的导火索是他未将占城（越南）来贡之事入奏，而接受贡使瞻觐属于皇权而非相权的范围。
由细微过失与猜疑织罗起来的罪状，也可能是空穴来风，理有固然；而它也确实挑动了登基不久的帝王的疑心。
罪名之下潜藏的是相权在现实体制中的状况。
宰相作为文官之首，可以将要缺派给自己的亲信，实际上可在未经皇帝本人挑选的情况下，组织起一整个政府体系。
既然这是胡惟庸的职责，那么他唯一的僭越之处也只是接见贡使而已。
朱元璋无法容忍的是被宰相架空统治权的可能性，于是，他铲除了胡惟庸及当时与他有关的所有人。
据朱元璋自己估计，获罪者有1.5万人。
此后，肃清逆党的余波持续了14年，其间，又有大小官员近4万人被诛杀。
14世纪80年代的这次大规模肃清，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恐怖血腥的屠杀，它给士人造成的心理重创，远胜于蒙元统治时期的种种。
罢黜宰相，削弱了体制本身的力量，这样政府运作的好坏，端视人君的智慧和能力。
由宰相领导的中书省被撤销并永不恢复，也就再没有协调六部尚书处理庶政的统筹机构了。
结果正如学者概括的那样：“自洪武十三年（1380）后，在明朝政府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够在军政、庶政或监察方面大权独揽。
皇帝一人权掌天下。
”
任凭朱元璋如何强势，将中央权力集于皇帝一身是他难以驾驭的。
很快地，他便不得不重新引入统筹机构，尽管他采取的方式比较特别。
洪武十五年（1382），即胡案发生后的第二年，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从翰林院（起草上谕的机构）中选拔部分品级较低的官员，委任为辅政“大学士”，不过他们仅以个人的身份而非集体的名义为皇帝出谋划策。
这些如今被我们称为“内阁大学士”的人，逐步形成了某种类似西方内阁的机构。
内阁并没有被明确写入政府的组织结构，以代替原中书省的职能，但到了15世纪20年代，它实际上已成为明王朝的最高行政机构。
因此，尽管内阁首辅的身份是皇帝的近臣、幕僚，但他掌管了国家的行政事务，可以说是实际上的宰相，只是在权力大小和自主性方面不如胡惟庸而已。
永乐皇帝像
靖难之役
洪武三十一年（1398），励精图治的洪武皇帝薨逝。
朱元璋曾认定自己的长子为皇太子和继统人选。
但太子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便病逝，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又立其子嗣中最长者朱允炆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
这引起了作为其叔辈的诸藩王的不满，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希望能兄终弟及。
他们无疑担心朱允炆的近臣会将他引向儒家的治国之道，而偏离了宗室尚武的传统。
诸藩王中最有力的竞争者是朱元璋的四子朱棣（1360—1424）。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迁都南京，但他同时需要巩固北方的防御力量，他认为自己的四子足以抵御蒙古人的侵犯，便将元大都赐作他的封地。
建文帝登基未满一年，朱棣已集结北方军力，向自己的侄子发起了一场长达三年的内战。效忠建文帝的地方官员纷纷举兵勤王，双方在山东境内陷入鏖战，但终未拦住朱棣的雄师。朱棣的军队逼近南京，都城不攻自破。宫中起火，传言建文帝葬身大火之中。然而，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关于他逃脱的谣言久久不息。
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打的是南北牌。
他声称，南方已堕入内朝奸恶之手，他要从当道奸臣手中拯救大明王朝。
他称，建文帝不幸（而又所幸）身陨，并非弑君。
宫中起火后的第四天，朱棣即位，为永乐帝——不是作为他侄子而是他父亲的继任者。
他下令将建文的年号从纪年中去除，他即位的1402年，不以建文四年而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尽管他的父亲在洪武三十一年便去世了。
这种纪年方式意味着，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政变，而是自然而然地子承父业。
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建文帝在位的四年才被重新归入官方纪年中。
有鉴于僭位称帝的痕迹过于明显，永乐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粉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即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治中心。此举也明确地将明朝纳入了尚武的金元传统而非尚文的宋代传统中。
明朝疆域图
土木堡之变
永乐帝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了长子，但时隔不久长子又传给了他的长子，后者又传给了自己的长子。
这第三位继位者——永乐的长曾孙朱祁镇，于宣德十年（1435）即位时年仅8岁，这就使皇帝制度的一个特有弱点浮出了水面：一旦皇帝早逝，按照继承顺序的规则，就必须让孩童登基。
到正统皇帝年满15岁时，朝廷大权落到了司礼监手中，这是内廷特制宦官系统的最高管理机构。
其中最具毁灭性的莫过于在蒙古来犯时御驾亲征的念头。
这一次突发奇想使整个明王朝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制度危机——当皇帝被外国拘为人质时该怎么办？
事情的起因是也先统一了蒙古诸部，兵分三路，大举南侵。
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随即率军亲征，这场战役的结果被后世学者称之为“明代最大的军事败绩”。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情势便急遽恶化。
当也先在长城上的一个堡城——土木抓获仓皇撤退的王师，清算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汉人的军队拒绝和谈，惨遭屠戮，所有高级将官皆战死。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1449年9月3日），正统皇帝被俘。
远在北京的朝廷有两个制度上的选择：接受皇帝被质的事实，并展开和谈，遣使往迎；或者废除他的皇帝之位，另立新帝。
在考虑后一种措施时，又出现了两种选择：其一是拥立被俘皇帝的1岁长子为帝；其二是任由皇权旁落留守京师的皇弟一脉。
拥立幼帝，则帝制将危如累卵——这并非亟欲走出危机的明王朝所希望看到的。
两相权衡之下，在正统皇帝被俘20天后，朱祁钰继位，是为景泰帝，而正统帝的幼子则被封为太子。
1449年仍被冠以正统十四年的年号，但紧接着的1450年将成为景泰元年。
景泰继位，使囚禁正统丧失了价值。
一年后，也先便放归了这个再无一用的战利品，换取了中国人重开边境贸易的软弱承诺。
景泰帝要朱祁镇明确宣布放弃皇位后才准许他回京，后者只能照办。
为了确保传位于自己的直系，景泰三年（1452），他废黜了自己的侄子，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
仅一年不到，年幼的皇太子夭折，他的死被视为上天示警。
痛失爱子后的景泰帝迫于压力，不得不再度恢复侄子的太子地位。
景泰七年末至八年初（1456—1457）的冬天，景泰帝一病不起，无法出席新年首日的朝贺。
一些文武官员伺机联合起来，将朱祁镇解除软禁，扶上宝座，令当日早朝的众人大吃一惊。
朱祁镇并未恢复自己的正统年号，因为这将意味着把景泰从正史中抹去，与其曾祖抹去建文无异。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年号——天顺，取“顺应天意”之意。
二月十日（3月14日），他的皇弟——废帝景泰逝世，至于究竟是病逝还是他杀，便不得而知了。
历史学家对正统帝复辟为天顺帝有多种评价，有的称其为“明朝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变”，有的称之为“对礼制的大破坏”，也有的称其为“一次政治投机，为不择手段地牟取功名利禄大开方便之门”。朱祁镇在之后的四年中将辅佐自己复辟的谋臣逐一清除。
大礼仪
正德皇帝去世时，后宫嫔妃却无一人诞下皇嗣，在没有皇嗣和遗诏的情况下，正德帝的近臣开始支持其叔侄兄弟中的不同人选。
当时朝中权势最大的官员杨廷和（1459—1529）力主正德帝13岁的堂弟朱厚熜继位。
由于堂兄弟继位不合祖制，礼部建议将其过继给正德帝之父孝宗。
如此一来，朱厚熜就成了正德帝的皇弟，合乎兄终弟及的礼制。
朱厚熜的生父是孝宗之弟，按照汉族的收养习惯，兄弟之子可以过继给叔伯并成为其合法继承人。
朱厚熜顺利即位，但不久，他又再次搅动本已平静的局面。
令朝臣们始料未及的是，朱厚熜要确立自己一支的法统。
他非但不想被过继给自己的皇伯父，甚至想追封自己的生父为皇帝（同时尊奉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
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顺理成章地从自己的生父手中接过皇位了。
但这就首先需要解决制度上的一个难题。
如果新皇帝不愿入奉宗祧，则皇统就会转移到旁支。
朝廷上的实权派试图迫使少年天子放弃这一想法，但嘉靖执意如此。
这位少年天子应对自己的生父行怎样的礼仪——是尊为皇考，还是皇叔考？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终于酿成了一场危机。
意见相左的两派朝臣们僵持了近10年之久，史称“大礼议”。
事情肇始于嘉靖皇帝即位第三年的七月五日（1524年8月14日）。
几百位官员在紫禁城外跪请皇帝改变旨意。
他们无法容许皇帝把嗣统问题当成自己的家事，它是大明国祚的根基所在。
最终，134位与事者被系下狱，为首的8人被终生流放，对其余官员的处罚则较轻，其中包括廷杖。
因廷杖致死者有16名。
不过，官员们的抗议并未停止，第二次请愿又导致3人被处流刑，1人被杖毙。
至此，事情仍未得到解决。
次年春，侯廷训比他的同僚们更近一步，将自己的力辩之词刊印出来。
他因此被下狱拷讯，后经其12岁的儿子请求才得释放，最终被贬官外放，后又遭言官疑狱弹射，被诬革职。
皇帝的对手并不总是占据上风。
他也有自己的支持者，其中亦非尽是逢迎邀宠的谄徇之臣。
对嘉靖帝最有力的支持正是来自明中叶大思想家王阳明的弟子。
王阳明因在正德十四年平定宁王之乱而声名大振。
但因功高遭嫉，被政敌竭力排斥在朝廷核心权力圈之外，致使他在正德朝郁郁不得志。
嘉靖帝即位后，才封他为南京兵部尚书，王阳明病逝后，次年，他的弟子一系便在朝堂上获得了领导地位。
万历皇帝像
争国本
王朝承继的正统与否，取决于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法定继承人。如果选择错误，则会引发制度性危机。这恰恰发生在嘉靖帝之孙——万历皇帝（1573—162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
万历帝是隆庆帝成年皇子中最长的一位，但为庶出。隆庆帝在位仅六年（1567—1672）便薨逝，万历帝冲龄践祚。这位新的统治者在成年后，便要开始考虑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选了。使万历帝与廷臣产生分歧的问题在于，他不想立皇长子为储君。万历帝心爱的儿子是宠妃郑氏所诞的皇三子朱常洵。
皇帝的这一偏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纷争在万历十四年（1586）拉开了序幕。
是年，郑氏晋为皇贵妃。
皇帝还想将她的儿子立为太子。
如“大礼议”时一般，朝臣们分成了两派。
因为储君是君统亦即国祚绵延的保证，所以储君被称为“国本”，而万历朝的这场纷争在历史上被称为“争国本”。
与围绕嘉靖帝尊何人为皇考的争斗不同，万历帝的支持者并无道德制高点可占。
问题只关乎究竟是顺应还是抵制在位者的个人偏好，是维持正确的礼秩还是允许传位法的更动。
真正的障碍不是任何一位藩王，而是万历帝急于讨好自己宠妃之心。
廷臣们对郑氏专宠早已心知肚明，无论是郑氏本人还是廷臣，都在利用她与万历帝的关系。
万历十六年（1588），吕坤（1536—1618），一位参与多项社会改革、官声显赫的官员，刊刻了一本讲述历史上妇女孝贤贞烈事迹的小册子，取名《闺范》。
该书引起了郑贵妃的注意，她命人为该书配图并加入12人事迹，而增补的最后一人正是郑氏本人。
新版《闺范图说》的序言由郑氏兄、侄作序，其中盛赞她赞助印书的懿行。
这一出宠妃谋权的好戏，引发了对郑贵妃的猛烈抨击，不过在名义上，矛头却指向了吕坤。
又过了三年，万历帝终于向自己的臣子妥协，同意立皇长子为太子。然而，郑贵妃并未放弃为自己的儿子争储。两年后，一本书开始在北京街头流传，其中直斥郑氏勾结九位重臣欲举事以更易“国本”。即便如此，万历帝仍然竭力维护郑贵妃。
整件事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距新君泰昌帝登基前仅九天，这位皇长子却一病不起，不到一个月便殒命，原因可能是用药错误而中毒身亡。饶是如此，皇位也轮不到朱常洵来坐，而是毫无意外地传给了泰昌帝意外平庸的长子，是为天启皇帝。
明朝世袭年表
史册号网友观点：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薨是指未成年人死去或名声不好的人。
你说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