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写人时常用两种突出的性格？
1、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2、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
司马迁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不同篇章人物之间的对比，也有正反对比。
3、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显人物特点。
描写紧张激烈的环境和场面，把人物置入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去塑造，是司马迁写人艺术的又一特点。
二、史记开创的书体？
①
《史记》创立的体裁：传记分为三类，“本纪”写帝王、“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各种名人。除传记外，还有“表”，包含帝王、诸侯、将相和名臣的年表，以及“书”，记述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的活动。如此经纬交织而成的严密体裁，为历代正史所遵循。因此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史记》被奉为正史之祖。
②
如果要问《史记》在史书体裁上创新的话，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书中那种以人物为中心组织事迹、突破编年限制写作方式的“纪传体”。
不过，这可以说仅仅是《史记》的皮毛，《史记》对后世的史书，特别是官方修订的正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以人物为核心组织传记的表达方式之外，《史记》还首创了五体结构，成为后世中国正史最佳的范本。
所谓《史记》五体，其实指的是《史记》出现的五大部分：12篇《本纪》、10篇《表》、8篇《书》、30篇《世家》以及70篇《列传》。
将一部书划分为这五种结构，有人认为其实是古已有之，只是司马迁将其汇总在一起而已，但此说法并不是很靠得住。
比如《世家》，虽然明显是司马迁从先秦典籍中的“世卿”“世禄”“世臣”“世家”引申演化而来，但究竟并非其文字原意，而是增添很多新概念。
事实上，按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成一家之言”的雄心来看，他必须在史书格式上做出巨大创新，才能将自己的意旨以及三千年的成败兴衰用短短50多万字表达出来，因而才别出心裁地独创五体结构。
在《史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中。
“本纪”在史书中乃法则纲要，用于编年记正朔，有天命攸归的象征含义，因此将其放在第一位来记载皇帝事迹；《表》在《史记》中有10篇，模仿后代的谱牒，将那些够不上出现在传记中的列侯、将相、三公、九卿统统列入此表，扩大了全书纪、传的记事范围；8篇《书》则是各种典章制度和文化社会发展情况的总记录；按“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的说法，《世家》专门用于诸侯传记，但司马迁显然根据情况扩大记载范围，不仅用其记录诸侯列国时，还记载了一些对历史、社会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比如孔子、陈涉和外戚，按理说都非诸侯，但其功业事迹足够重要，因此也被列入了世家；至于最后的《列传》，按字面意思就是众人之传记之意，在儒家术语里面，传是注解经的文章，司马迁使用这个术语，其实暗含了以功臣贤人之言行注解本纪，表示人臣拱卫君上之意。
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和诏令制诰，表示正朔之所在，同时象征了历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讲述开国创业的诸侯；列传则讲述人臣事迹，辅弼君上，暗含“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意。
这种不同的题名和记载手法，既凸显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又鲜明地体现了封建政治体系中的等级秩序，简直是封建时代史学家所能想到的最佳结构案例，正因如此，《史记》的五体结构一出来之后，立即就被后世所有史学家遵循，最多就只是将《世家》归并于《列传》，以示帝王权威之下没有人享受特殊地位，并将通史改为断代，或是加入讲制度变迁的《志》而已。
除了这种整体结构上的“致敬”，司马迁一些小技巧，比如篇末有以“太史公曰”为开头的“赞”；十表八书前加“序”，有时在篇中还夹“论”的做法，也被后世完美仿制，只是在名目上略做变动：官修正史往往仿“太史公曰“加“史臣曰”，每篇后面有“赞”或改为“论”“评”，也有的直接用“赞”，但这种在每篇后加史家直接抒发议论的方式，则成为所有史书的标准格式。
③
司马迁《史记》开创寓褒贬于书事之中和纪传体通史的史书。
《史记》将融五个方面于一书，有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并相互照应，阅罢，给人一个整体的感觉。
④
纪传体通史，《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三、史记是人物传记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中国历史编写的先河，被杜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记录了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到光武帝刘彻太初四年的3000年的历史，准确的说是一部历史巨著，是每一个学习历史人必须要阅读和掌握的著作。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
《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排名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称为前四史，二十四史后二十史还包括，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四、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史书？
中国的史书如《史记》之类多事以人物传记为主，这必然有它的道理。旅游到了某地进了某人的斋，看了某人的庙，经过了某人的坟。
那人不是字，不是画，不是别人口中的传奇，那人只是血肉之躯，行走在这世间，只是和现在的时空不太一样。历史二字便在心底厚重了。“你从哪来？”
绝不是从你活着的时间开始算起的。
五、史记最具有文学价值的列传？
《货殖列传》不仅记录了商家的一个列传，而同时也记录了汉代当年的一些经济状况。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及对待物质利益的观念。
《货殖列传》列传在后代的史学文集中显得不同寻常，当时虽然没有得到班固等史学家的认同，但是他却有一定的价值。当时钱锺书或者列传给予很高的评价。
钱钟书在《管锥篇》中，高度的评价了《货殖列传》说在史学上，它是开辟鸿蒙的作品。开辟了一个新的体例，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思想。
这样的作品正式体现了司马迁对经济的一个观念。今天在这样的时代，再来读《货殖传》，可以看到《货殖传》在司马迁那样的一个时代完成，可见司马迁的进步是超越时代性的。
1、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2、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方法。
3、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与《史记》的人物塑造。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
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
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内容略）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
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
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
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
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
《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
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
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
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
”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
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
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
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
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
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
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
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
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
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78988e69d8331333231393538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
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
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
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
《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
《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
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
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
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
《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
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
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
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
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
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
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
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
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
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
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
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
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
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
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内容略）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
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故事。
（故事略）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故事略）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
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
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
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
《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
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
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
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
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
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 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
《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
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
《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
《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
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
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
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
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
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
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中对王侯将相以列传记载，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哪个最有价值？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人认为陈胜吴广列传最有文学价值，里面一句话震撼千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