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盖尔归来》
1982年，一部以16世纪法国南部山区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电影在嘎纳电影节上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影片对历史生动而真实的再现，受到了从普通观众到电影评论家和职业历史学家的广泛尤其在欧美史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历史与电影或是影视史学的学术讨论。
这部名为《马丁·盖尔的归来》的电影取材自法国历史上的一起真实案例，由法国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纳塔莉·巴耶主演,编剧是让一克劳德·卡里埃, 导演为丹尼尔·维涅。
在剧组里，另外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成员，她就是担任电影历史顾问的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泽蒙·戴维斯。
戴维斯的参与，为电影在创作中最大程度地传递历史感和再现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电影不仅在场景、服装、道具等方面忠实地还原了16世纪法国南方农村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历史事实，及语言对白等方面，也通过多方发掘史料尽可能地予以再现。
由于较为成功地将历史与电影的叙事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兼顾了戏剧性和历史性，因此这部电影自公映起，就被推崇为历史电影或影视史学的代表作，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则将之评价为影视史学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纳塔莉·戴维斯并不满足于此，她仍深深地感受到虚构的、视觉的电影终究不能完全代替历史的解释，诸如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心态等历史因素，往往是演员的表演和台词以及摄影机所无法传递的。
例如,"盖尔家族的巴斯克背景被放弃了农村的新教因素被忽略了尤其是妻子的双重游戏和法官的内心矛盾被淡化了。
这些变化也许有助于赋予电影以强有力的简洁和质朴感，以使得马丁·盖尔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传奇，但它们也造成了难以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
于是，戴维斯又在1982年撰写了《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ing of Matin Guerre）一书，用她更为熟悉的历史学家的语言重新分析了这个离奇而富有深意的历史事件，在法国同电影剧本等一起出版，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历史学的和电影的。
第二年,英文版又单独成书出版，在电影的巨大影响之后，又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所谓的"马丁·盖尔热"。
一、马丁·盖尔的故事
马丁·盖尔，（又译为马丹·盖赫，1525年生）的故事发生于世纪的法国南部一个叫做阿尔蒂加的小山村，马丁·盖尔来自一个家境殷实的西班牙巴斯克移民家庭，十四岁左右时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同村富裕人家的女子贝尔特朗德·德·罗尔结婚，后者的年龄估计还要小。
马丁相貌平庸身材高瘦、黝黑、擅长剑击和乡村杂耍，由于早婚尚未完全性成熟，可能还有点性无能的毛病，因此两人婚后八年一直没有同房，更枉谈生育。
但根据贝尔特朗德后来的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某种恶毒的诅咒，即"女巫魔法的束缚"，直到八年后经一位略通魔法的老妇人的点拨，告诉他们如何解除咒语（进行了四次弥撒、吃圣餐仪式中的面包、糕饼），而有了第一个儿子—桑西。
在1548年的一天，24岁的马丁因为"偷"了自己父亲一点谷物而害怕惩罚（根据巴斯克人的习俗任何形式的偷窃都是不饶恕的）借机离家去了西班牙。经过一番游历当上了西班牙枢机主教的侍从，并在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作战中负伤而断了一条腿。
马丁失踪后一直杳无音信，在这些日子里，贝尔特朗德始终坚守贞操没有再嫁。
直到八年后年，一个自称是马丁·盖尔的人离奇地回到了阿尔蒂加，他的真名叫阿尔诺·居·提勒，（又译为阿尔诺·居·逛勒）尽管在外型上冒牌的马丁与真马丁并不一致，他"身材略为矮胖，强健结实，不擅长运动"，但却"能言善辩"，有着"令演员嫉妒的记忆力"，而且是个"放荡的，""生活糜烂"、"沉迷于每种恶习"中的年轻人，但八年的时间已经渐渐磨去了人们的记忆，而且提勒经过"煞费苦心的准备、推敲、背诵、排演","捏造出新的身份与生活"，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的身份信以为真，更重要的是，贝尔特朗德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丈夫。
提勒之所以会假冒失踪的马丁，是因其在年退伍后他曾离开家乡投入军中，为法王亨利二世作战，于归途中遇到两位马丁的朋友，并且误把他当成了马丁，于是他兴起了冒名顶替的念头，还设法摸清和记熟了有关马丁的各种情况。
此后的三年里,假马丁和贝尔特朗德相亲相爱,还先后有两个女儿出世，与其他村民的相处也相当融洽。
但当提勒开始以马丁的身份出售继承的家产,甚至要求叔叔皮埃尔，又译为皮耶交出自己离家期间暂时掌管的财产，并要为此提出诉讼时，这引起了皮埃尔的极大不满，也使得早己怀疑其真实身份的叔叔逼迫贝尔特朗德出面控告提勒冒名顶替之罪。
这件事先是闹上了希厄的地方法院,法庭最后判决提勒有罪在150个证人中,60人不确定，其它肯定与否定者大约各半。
不服判决的提勒向图卢兹的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高等法院根据注重"品质而非证人的人数"、"宁可错放有罪者，也不可误罚无辜者"等原则，以及由于法官让·德·葛哈斯同情新教徒的立场，即将准备做出有利于提勒的判决。
而就在这时,一个拖着木腿的男子突然出现在法庭上，自称他才是真的马丁·盖尔。
真马丁的突然现身不仅令所有人都深感震惊，也完全改变了法庭的判决。
最后,提勒以冒名顶替、窃取继承权、通奸等罪名被处以绞刑而贝尔特朗德则因法庭相信她是因为轻信而受到了蒙敝，最终被安排进了女修道院。
至于马丁，法庭将其当年离家出走归咎于年轻和冲动，考虑到发生在他身上的残疾、财产损失与妻子的被玷污己经足以作为惩罚而没有继续追究。
这样一个16世纪法国小小农村之中一个冒名顶替的故事，却成为了戴维斯为之撰写一本著述的核心内容，这与以往传统的文化史作品全都有区别，因为戴维斯堪称第一个关注了如此下层民众的故事。
而她的材料也全都有所依据，即亲自参与了马丁·盖尔一案审判的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让·德·葛哈斯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第一手的记录,他在年将这起案件的整个过程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包括所有证据、证词、法庭的辩论和判决，以及他本人的一些评论等。
他的这本书在世纪非常畅销,先后出版了法文、拉丁文等多个版本，被重印了很多次。
透过这些材料，戴维斯成功地用一种极其具有叙述性的语言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这一故事，用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动实在的历史个案来展现新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和魅力。
二、 马丁盖尔归来体现的微观、叙述史学
《马丁·盖尔》一书，不仅是一项对具体历史事件严密的、微观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书中综合反映了世纪年代前后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趋势和特征，作者采用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甚至是新的叙述方式来进行历史的研究,这对我们都是非常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戴维斯在书中对马丁盖尔故事的描绘,，其文字完全是传统叙述史学的风格。作者用非常清新简洁的文字将事件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事件演进、及人物间的诸种关系交待得井然有序、详而不乱，对人物的性格、心理等刻划更是入木三分、生动而合理，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叙述之功。
结合该书成书的时代来看，当时西方正好处于新史学兴起，计量史学大行其道的时期，很多历史学作品都热衷于"静止的历史"以及长时段的叙事手法。
劳伦斯·斯通则用《叙事史的复兴》一文大声呼吁，重新提出历史写作应当以人为核心。
戴维斯的这本书可以说正是对叙事史复兴的尝试。
另外，戴维斯本人也有着深厚的文化人类学背景。
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教会了戴维斯如何更好地透过民间风俗习惯、"大传统与小传统"等概念去理解和还原16世纪法国的农村生活。
显然书中所提到的关于"着魔"、"巫术"、"偷窃的家族传统"甚至婚姻习惯，都是单纯依靠审判材料无法体现的。
但是正是将这些民间传统结合起来，才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丁盖尔以及他妻子的许多选择。
《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和蛆虫》一起被史学界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
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
前文中对此已专门述及。历史学家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村庄、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进而用"显微镜"将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琐碎的资料来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性格命运等等。
唐纳德·凯利在对《马丁·盖尔归来》所写的评论中，更指出它反映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日益结合，尤其是格尔茨所谓的"深描"和"地方性知识"在其中表现尤为明显,"对于戴维斯来说，农民，尤其是农民妇女，是既有着经济的动力也有着性的冲动，以及有着在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眼中被忽视的有着文化传统和能力的人。
这一侧重从因果分析向重建社会模式、从量化到定性评价的转移，其代价是视野的缩小和视线的放低但它也为历史认识重新恢复了深度，以及人性和色彩。
"正是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候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
三、 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马丁·盖尔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真与假的主题，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纠缠于真与假、虚与实的矛盾之间。
电影的创作就令戴维斯对历史的叙述、真实性等问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思考，她这样写道"矛盾的是，我越是沉浸于电影的创作,就越是想要去发现一些超越电影之外的东西。
我被促使去对这一案例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使它具有历史感。
为演员而非读者写作产生了有关于16世纪人的动机等新问题—例如,他们对真理是否像对财产一样的看重。
看着杰拉尔·德帕迪约用他的方式感受假马丁·盖尔这个角色，给了我新的途径来思考那个真正的冒名顶替者阿尔诺·居。
提勒所作所为。
我感到我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我生产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电影和历史都在用某种叙述再现这样一起真实事件，但任何的努力实际都无法真正还原历史的真实,其根本还是假想和虚构的。
在《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结尾中，戴维斯便略带戏谑地流露出了对这一悖论式的矛盾的思考，"马丁·盖尔的故事被一再地讲述，因为它提醒我们任何惊人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即便对己经破解了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觉得已经揭开了过去的真实面目—抑或是李鬼又在作祟。
"其实，作为一名严肃撰写历史学作品的史学家，戴维斯在书写此书的过程中依据的都是可考的史料。
但是，即使史料再充分，她的还原也是有限的，也是碎片的，因为真实的历史不会完完全全地被保留下来，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都是在以后来人的理解来尝试他们的复原。
纳塔莉·泽蒙·戴维斯
关于历史学是虚构还是真实的问题始终是史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尽管许多坚持史学为实证科学的学者坚信历史学必须是一门求真求实甚至努力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科学的学科，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能够直面这一问题：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书写，是新剧初演还是旧剧重演？（出自科文《历史三调》）这一问题，戴维斯也曾谈到"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们一般被教导要像科学的历史学家那样去剔除资料中的虚构因素,由此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
"但是她渐渐发现，即使是那些被许多人作为信史的档案仍然存在着许多虚构的现象，或者说，档案书写者本身就是在以他的逻辑来讲述好一个故事，这份档案留给了后人就是史料，但是往往都会带有撰写者本人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而这种思想是无法超脱于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
在戴维斯另一本著作《档案中的虚构》中她就辨别了这些虚构是如何做到的，以及撰写者是为何要这么叙述的，这一点与她在《马丁盖尔归来》一书中的叙述手法如出一辙。
四、结语
因此，这样一本语言通俗娓娓道来又兼具史学价值的作品，十分值得拿来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