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像
朱熹像
朱熹一生所编著作逾二十种，可以说，除了“钦定考试教材”的《四书章句集注》也许具有另一层次的影响，《近思录》实为其中传播最广、意义最深远者。
已故朱子学权威专家陈荣捷先生曾指出：“《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支配我国士人之精神思想凡五六百年。
影响所及，亦操纵韩国与日本思想数百载，且成为官学。
”《近思录》甫一问世，即在当时学界激起反响；至清代，逾二十家对其做过注释；及至晚近，加上各种续编、选编、补编之作，各种版本已多达140余种。
不仅如此，如上引陈荣捷先生所言，《近思录》的影响还辐射至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汉文化圈国家。
《近思录集解》（中华国学文库）
由中华书局出版、王卓华教授译注的《近思录译注》，是近年来《近思录》注释领域沟通“学问”与“通识”的一部佳作。
正如王卓华教授前言所说，《近思录》虽为语录体，但它同时“是一部逻辑严密的理学大纲，也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近思录译注》前言）。
其内容背景，对于当代的普通接受者而言，实已相当遥远与陌生。
对于这样一部看似简单实则精密，且在传播、接受和阐释的过程中又引发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著作，后世的传注之业，既需要宏大、严谨兼备的集注集评类作品，以供专门之学的深入研究；亦需要洽合学理、言必有据的导学与通识读物，用通俗晓畅的文字，将原著的固有思想传达给当代读者，使这份哲学史上的丰厚遗产继续产生其应有的精神效应，持续其应有现世影响。
王卓华教授的专长是文学文献，其早年在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先后师从著名学者章培恒、莫砺锋和陆林先生。
在章培恒先生门下重点研习明代文学与哲学，跟随莫砺锋教授学习又致力于探寻宋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
后随陆林先生学习，虽专注于清代诗歌总集文献，但他对《近思录》依然情有独钟，不仅在上世纪中期就与查洪德教授一起译注过《近思录》，而且，王卓华教授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是玉林师范学院——一所处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师范院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他在工作中倡导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厚德博学，知行合一”。
他提倡做“有灵魂、有水平、有追求、有研究、有温度”的本科教育教学，这既是在探寻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如何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是切身实践先儒修身的理想。
他是个感情丰富、也颇有浪漫色彩的人，深具传统文化情怀和传统士人心态。
于是，才会有了这部新的《近思录译注》。
《近思录译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通过这部译注品读、研习，会发现王卓华教授的《近思录译注》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是对原著版本的尊重，以文献为基础融汇诸家之长，做到择善而从。
《近思录译注》原文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刻杨伯喦《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本为底本，以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间邵仁泓重订之南宋叶采《近思录集解》为通校本。
杨伯喦是为《近思录》作注的第一人，《泳斋近思录衍注》是《近思录》注本的第一部刊本，在《近思录》的注解刊刻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叶采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近思录集解》约成书于淳祐十二年（1252），叶注渊源有自，成书年代久远，亦在朱子思想的传承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思录译注》以杨伯喦本为底本，并对“旧注”予以保留，以叶采本为通校本，同时参校以张习孔、张伯行、李文炤、茅星来、江永、张绍价等注本及其他各刻本，择善而从，取舍判断之间，体现了对原著版本的尊重以及译注者的文献学素养，兼顾了通识读本的功能。
其次，注释注重学理。
原著每条皆有出处，注释时在该条第一个注释中即先行说明，使读者能第一时间知晓其来源。
如第三章第四十八条：“《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
其书虽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衮说了。
今人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
”注释开首便指明其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入关语录》，可令人一目了然其“著作权”为二程之一（程颐）。
其实，朱熹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四书章句集注·中庸》：“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在注释时交待出处，除了不易混淆作者，对其间思想的影响嬗变也可以得其头绪。
《近思录译注》内页展示
其三，《译注》在注释时，还注意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相结合。
除了用明白透辟的语言解释复杂事物和哲理，《译注》还常借助“当时语”作为“内证”加以解释，使原著语录体的特征在今天看来也显得鲜活。
同例中，“一衮说了”是当时口语，今日之人乍读，一下子恐难解其意。
《译注》释“一衮”：“衮，同滚。
一滚，犹言混在一道。
”这还未完，为进一步使读者加深理解，《译注》还援引《朱子语类》卷三四的一例：“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滚说了。
”这样，“一滚”这个古老的口头语的含义，便通过对当时语境的反复呈现，鲜明地留存在读者的印象中。
其四，王卓华教授此译注较多地引用了前哲经典注本的经典阐释，体现了历代学人对《近思录》这部经典的阐释成就，在于考镜源流。
当然，南宋以来至今，对《近思录》的注释较多，也确实较为混乱，王卓华教授能从中捡金拾银，力图正本清源，且能在此基础上发挥已意，创新解释。
如第二章第八十六条，解释“知崇，天也，形而上也。
”指出其“语出《易·继解上》：‘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
’”另引《朱子语类》卷七四解释：“朱子曰：横渠‘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识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
”加以印证。
同时又说明自己的见解，以为：“知崇：见识高明、智慧崇高。
”再如，同条对“通昼夜而知”的解释：“通昼夜而知”既指出此语出《易·系辞上》：“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又引用《朱子语类》卷七四的解释：“‘通乎昼夜而知’，通，犹兼也，兼阴阳昼夜之道而知。
知昼而不知夜，知夜而不知昼，则知皆未尽也。
合知、礼而成性，则道义出矣。
知、礼，行处也。
”，同时又明确以为：“昼夜之道：即幽明死生鬼神之道。
”既有语词出处，又有前人经典解读及个人见解；兼顾学术渊流和个人观点，贴切《近思录》词语本意。
其五，译文晓畅，兼顾通俗。
正文译文采用直译为主的方法，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著思想。
同时，为了照顾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使得语意完整，则以加括号的方式附以补充译文。
为更为完整地反映《译注》的注释特点，仍以前引第三章第四十八条为例，译文为：“《中庸》这部书，是孔门后人传授下来的，成书于子思和孟子。
《中庸》尽管是一部杂记（也不是出于一时），更是不分精细与粗略，但却混在一块儿说出（浑然构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现在的人解说《中庸》的含义，说了高深的方面却遗漏了浅显的方面，说了根本的方面却遗漏了细微末节。
”可以看出，译文正文直译部分准确传达了原文的精神，“精”“细”“高”“卑”“本”“末”分别对应以“精细”“粗略”“高深”“浅显”“根本”“细微末节”，使原本抽象的哲学层次划分能够为今天的普通读者所感悟。
括号部分，“也不是出于一时”“浑然构成系统的思想体系”，则体现了注释者对原文的认识，并用这种认识引领读者提升对原文的理解。
如减去括号部分，恐怕很多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连程颐究竟对《中庸》持何种态度、如何评价也感到茫然。
而明确地加以“浑然构成系统的思想体系”进行提示、阐述，读者便不会被原文“杂记”“不分精粗，一衮说了”等字眼所困扰，产生错误的解读。
1978年，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设以其字命名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系列讲座以“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总名。
钱穆先生在讲席上列举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七部著作，指其为“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这份书单涵盖了中国哲学范畴中儒释道的最经典著作，可以说，在“以书系人”的选取标准中，注重通识性、经典性，择该领域最杰出人物的“代表作”，串联起中国哲学发展脉络之大端。
其中，南宋大儒朱熹的《传习录》，上承孔孟儒学的原生正统，自别于老庄所开启的道家玄学却借“道”之名，而于本土化的禅学则颇能领略其旨趣而加以借鉴发挥，并以理学促发了后来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实可视为中国哲学起承转合之间的关键。
朱、吕二人作《近思录》，为当时的初学者开启门径；中华书局的《近思录译注》这个读本，为当代读者进入原著、进一步了解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方便，在沟通“学问”与“通识”的同时，也架设了当代与古典之间“心灵”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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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译注》
[宋]朱熹 [宋]吕祖谦 编 王卓华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5351-4
69.00元
内容简介
《近思录》十四卷，凡六百二十二条，南宋朱熹、吕祖谦合编，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
此书成于淳熙二年（1175）。
朱熹序云：“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
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
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
”《近思录》按照分类专题选编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人的论述，体现了他们的理学思想体系。
“近思”一词出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熹自己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近思录》为后人研究理学和儒家思想提供了一部较好的入门读物。
本书对《近思录》全部正文作了注释和翻译，力求帮助读者准确地理解这部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