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学问为何需要“养”
二、自学成才的可能性
三、读书门径与研究方法
四、别出心裁的著述体例
五、兼及“思想”与“文章”
选择陈垣(1880—1971)、吕思勉(1884—1957)、钱穆(1895—1990)、饶宗颐(1917—2018)这四位现代中国著名史学家,谈论他们的“学问”与“精神”,必定挂一漏万。
好在我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在“学术史”前加上了“教育史”,也就是说,讨论的是在西式学堂一统天下的现代中国,这四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是如何凭借个人努力与盖世才华,走出一条非同寻常的学术道路,由此引发关于人文学的边界、方法及可能性的思考与探索。
一、学问为何需要“养”
十年前,我谈历史文化名城,在通用的“经营”与“打造”之外,添上了“养育”一词:“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
这是人文学者与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不一样的地方。
在我看来,城市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建筑群,而且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
”今天把话题倒过来,城市需要养育,人才也同样——或者说更加——需要养育。
待人如此,待己也不例外。
这里说的不仅是治学方法,更包括人生境界。
唐人韩愈《答李翊书》中的名句,除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以及“惟陈言之务去”,还有对于“仁义之人”的期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
”所谓“养其根”,让我想到的是孔子的“游于艺”。
朱熹《四书集注》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
”也就是说,优游其中,涵咏性情,如同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其乐无穷。
学无止境,一味强调苦读不行,必须自得其乐,方能持之以恒。
这里的“游”,除了“求学”与“修心”,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养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写过一组“学术随感录”,其中有一则《不靠拼命靠长命》,讲的是王季思和夏承焘的故事,自我调侃中,不无理趣与深意。
当初的解释是:“学术研究不比文学创作,不能仅凭灵感与才气,还需要大量的经验和知识积累。
有二三十岁的大诗人、大画家,却极少有二三十岁的大学者。
越是研究古老学科,成名就越晚——单是把前人留下的遗产清点一遍,就必须花去多年工夫。
因此,‘多快好省’这口号,在学术界是颇为忌讳的。
”此文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时,我添了个注——清人阎若璩也曾感叹:“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
”
受基因以及诸多内外条件的限制,不是你想长寿就能长寿的。
我只是提醒,学问中人,须珍惜自己的身体,不主张一锤子买卖。
“风物长宜放眼量”,那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值得追摹。
今天谈论的这四位史学大家,吕思勉比较遗憾,只活了74 岁,可也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其他三位,陈垣91 岁,钱穆95 岁,最长寿的饶宗颐超过一世纪,实岁101,按他自己的计算,应该是“积闰享寿104 岁”。
是否长寿,基因无法掌控,经验也不太可靠,但教训却是实实在在的。
饶宗颐称“我对自己的身体很珍重,很珍重”,具体表现是:“我自十四岁起,学习因是子静坐法。
早上沐浴、静坐,然后散步;晚上九时,必宽衣就寝。
”如此按时起居、动静相宜的生活节奏,保证其有很好的体力与精神,长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
在接受学者施议对采访时,饶宗颐谈及自己如何在强烈求知欲的驱使下,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研究一个又一个问题:
这一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慢慢研究,竟花费了十几年。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和王国维,与他们比较,自不敢当,所不同的是,我比他们长命。龚自珍只活到四十九岁,王国维五十岁,以他们五十岁的成绩,和我八、九十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
这里无意比较王国维和饶宗颐的学问大小,只是想说明,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即便天赋很好,也很努力,学问同样需要慢慢滋养,因而治学时间长短很关键。年岁太大,精力不济,学问做不动,那是常态,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也。对于具体学者来说,尽可能保持好的身体与心态,以便延长学术生命,也算是“责无旁贷”。
饶宗颐1973 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首任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1978 年退休,那年他62 岁,方才第一次举办个人书画展,第一次回中国大陆讲学。
此前一年,他刚出版了名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前面当然还有好多著作);但从港中大退休后,他的学术业绩更大,名声也越来越传播开去。
2008 年起,我有幸成为第五任港中大“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因制度变更,此头衔现已取消),朋友牵线,让我前去拜见饶老。
听说我也是潮州人,饶先生很高兴,跟我比手劲,那年他92 岁,手依旧很有力。
两个多小时谈下来,我就记得两句话:第一,他家以前是潮州首富;第二,做学问要有好身体。
为什么说学问是“养”出来的,各人理解不同,有人注重方法,有人强调目标;还有人突出家境及文化氛围,比如吕思勉和钱穆原为小学教师,足见东南人才之盛;陈垣和饶宗颐出身商人家庭,尤显近代广东风气变化。
比起“养”更难说清楚、也更值得引申发挥的是“活”。
所谓“活”出来的精神,除了人要长寿,还得有精气神。
苏东坡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一般来说,演员年轻漂亮,学者则老来好看,那是因为书读多了,变化气质,在相貌上也都能呈现出来。
排除不可抗拒的疾病侵袭,学问确实能养人,起码显得不俗,神清气爽,从容舒展。
在这个意义上,学问不仅体现在著作中,也写在脸上。
这是我读很多老辈学者(包括本文论述的这四位)的直观感觉,不见得每个人都赞许,但相信很多人会有同感。
今天谈的这四位大家,前三位属于所谓的“史学四大家”(加上陈寅恪)。
这流传甚广的“史学四大家”的提法,在我看来明显不妥。
谈现代中国史学,即便不算胡适的哲学史、李济的考古学,将新派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等排除在外,已经明显偏差。
更何况,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
上下追索的结果,最早开列这“前辈史学四大家”的,是著名史学家严耕望。
1983 年,严耕望发表《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日后收入《治史答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及《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等,其中提及:“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先生有自己的史学立场及趣味,且此文的主旨是表扬吕思勉,为他的名声远不及注重专精的二陈等打抱不平。
我欣赏他对吕先生的表彰,但不接受这具有排他性的“史学四大家”说法。
陈、吕、钱、饶这四位学问大家,主要从事史学研究;而我出身中文系,“谈文”远比“论史”得心应手。
同样辨析师长辈的学术贡献,谈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④,我比较有把握。
至于陈垣等先生的史学著作,我只是一般性地阅读,无力深入其学问堂奥。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赶鸭子上架呢? 那是因为,我关心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具体学问,而是他们做学问的姿态及趣味,以及背后蕴含着的教育史及学术史的大问题。
二、自学成才的可能性
20 世纪中国,大学者很多,为何就选这四位? 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走的是“自学成才”的路。饶宗颐在口述自传时称:
我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宾四也是,不过他没有我的条件好。其实陈寅老也是这样,他到外国留学是游学,随便听课,不一定注册,不拿文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援庵也都是这个类型的,不受框框的约束干扰,自由发挥。
这说法有得也有失。
说“失”,指的是没考虑时代因素,谈论科举时代的康梁,不能以是否进入新式学堂来衡量;至于王国维进东文学堂以及陈寅恪留学多国,根本就是那个时代的“预流”,跟拿没拿学位没关系。
这段话的精妙之处在后面,那就是断言自学成才的人“不受框框的约束干扰,自由发挥”。
这点很有道理,下面我将进一步申论。
选择四位自学成才的大学者,总结其治学经验,目的是重新勘验一百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及学术发展的路径,也是在反省我自己以及上下几代学人所面临的巨大陷阱。
二十多年前,我撰写《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提及科举制度的取消以及新式学堂的引进,既是教育与学术的转型,也涉及文人学者的安身立命:“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很可能各有其合理性。
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学科的建设固然值得夸耀,对于学科边界的超越,同样值得欣赏。
”“随着现代学科的建立,原有的‘师门’与‘家法’,作用不太明显。
倒是学科之间的隔阂以及由此而萌发的‘傲慢与偏见’,构成了学术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西学的并立、文史哲的分家,已经让20 世纪中国读书人眼花缭乱了;更何况,还有纯属输入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学科。
落实到具体学者与著述,很难回避中与西、内与外、史与哲、文与理等不同学术路数的分歧,以及蕴藏在学术经历背后的意气之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接受新式教育(最好是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第一流人文学者的标配。
现代学科的建立,包括边界的确定、方法的自觉、趣味的养成等,日渐成为从业人员的共识。
也还会有若干质疑与反叛,但力量不成比例。
受过良好教育(这里指的是西式教育)的人文学者,大都安于在某特定学科从事专深研究,不再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奢望。
反而是未受西式高等教育规训的学者,因生活经验及读书路径不同,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先简单介绍这四位大家的求学经历,至于各自的业绩,因几乎人所共知,就不赘说了。
陈垣,字援庵,书屋号励耘,1880 年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一个商人家庭,1885 年随父亲至广州,次年入私塾读书。
两次乡试不中,于是放弃科举之途。
1904 年起,与画家潘达微、高剑父等人在广州创办提倡革命的《时事画报》,并撰写大量反对清廷的史论杂文。
1907 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次年离校,“与同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间自办的西医学校——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并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垣当选为众议员,移居北京专心治学,那年他32 岁。
1992 年出版的《陈垣早年文集》,收录了不少陈垣在《时事画报》及《医药卫生报》上刊发的文章。
如此说来,陈垣其实是热心西学的,只是并非史学科班出身而已。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常州人,1884 年生,自称“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
1905 年清廷决定停止科考,那年吕思勉22 岁,开始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
此前吕先生没有上过新式学堂,接受的是家庭及私塾教育,但他与史学结缘其实比今天的博士要早很多。
八岁那年,母亲及姐姐为其讲解《纲鉴正史约》;十六岁读《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选》等,并写有史札和史论数本。
走上职场的同时,遍读正史、喜欢考证的吕思勉,“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与今天大学毕业年龄相仿,这位立志治史的年轻人,此后分别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处教书,1914 年至1918 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并开始出版一些小册子。
1920 年,时年37 岁的吕思勉正式登上学术舞台,赴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发表学术论文,并着手撰写“颇有用新方法整理国故的精神”“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代人的思想较为接近”的《白话本国史》,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1895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的钱穆,先后读过果育学校、常州府中学堂和私立南京钟英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年仅十八岁便开始教书生涯。
他在《师友杂忆》中提及,念常州府中学堂时,得到历史地理教师吕思勉的教诲与引导,而几位小学老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尤其是教授韩愈文章,使其立大志向,“自此遂心存韩愈其人”。
这么早就进入职场,自然影响其学业。
好在钱穆意志坚定,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在繁杂的乡间教书之余,读书写作不辍。
虽然36 岁那年,钱穆才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获得学界认可,被顾颉刚推荐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自此登上大学讲台,但此前执教各中学时自编讲义,已经在从事专业研究了。
相对来说,学习环境最好的是1917 年出生的饶宗颐。
在施议对编纂的访谈录中,记载了饶先生这么一段自述:“我并不像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
我上过正规的初中,代数和英文对我以后治学都很有好处;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是有老师的,我的老师很多。
”这里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那是因他出身富商家庭,父亲饶锷乃潮州大学者,故幼承庭训,诗礼传家。
1930 年,饶宗颐曾入读省立金山中学,一年后辍学,因家里高朋满座,诗文书画均有专家指导,普通中学根本无法比拟。
“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这样的家境,这样的天赋,这样的志向,要想不成为大学者都难。
15 岁那年,父亲因劳累过度而去世,饶宗颐继承父志,旁搜博采,拾佚钩沉,完成了初刊1935—1936 年《岭南学报》第四至六卷的《潮州艺文志》。
18 岁那年受词学大家詹安泰委托,代授国文课于韩山师范学校,旋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同年加入“禹贡学会”,就此走上了专业研究之路。
没上过现代大学,不等于就与西学绝缘,饶宗颐的辩解很有趣——“代数和英文对我以后治学都很有好处”;另外,还有现代传媒(报章及出版)的启迪,保证其依然能在某种程度上“预流”。
陈垣放弃科举,第一份工作就是编辑《时事画报》;吕思勉和钱穆则积极阅读新兴报刊,且为报社及书馆写稿。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的钱穆,不能不受“纷至涌来”的新思想新潮流的感召。
读那一时期他在《时事新报·学灯》及《教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不难发现其同样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
只不过日后成名,为确立自家傲然独立的形象,才对西学/ 西潮取激烈对抗姿态。
这四人中,饶宗颐的旧学训练最扎实,治学路子也最正统,可日后主要在香港发展,又使得其西学方面的才华得到很好的补充与发扬。
四位先生虽然也受西学/ 新学影响,但因没有接受系统的大学教育,更多靠自己摸索,其治学方法及路径与学界主流不太合拍,发展因而相对艰难。
仔细辨认,虽然陈垣与陈寅恪、吕思勉与傅斯年、钱穆与汤用彤、饶宗颐与季羡林的研究领域相近,风格仍有很大差异,前者的道路无疑更为曲折,被世人/ 学界接受的时间也比较晚。
独自闯荡出来的大家,其精神气质独一无二,很难有出色的传人,就因其更多依靠自身的天赋、才情与机遇。
三、读书门径与研究方法
没有人生而知之,谁都必须“学而时习之”。
关键在于求学路径不同,或注重规制,或强调熏陶。
比起同时代学人,凡自学成才的,道路都更为坎坷,需付出加倍努力。
但另一方面,所谓学问的童子功,又往往系于早年的家庭教育,而不是日后的学校训练。
西式学堂统一规训,好处是效率高,容易上手,缺陷则是趋于统一与平面。
其中传授中国传统学问的(比如国学、国画、中医、中乐等),更因学堂培养时强调统一标准,且以西学西画西医西乐打底子,往往显得隔膜,因趣味早已形成。
我曾谈及20 世纪中国,“西化”最为彻底且最成功的,当推大学教育:“学科设置、课程讲授、论文写作、学位评定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
对于所谓的西方学术霸权,你可以抗议,也可以挑战,可只要进入此‘神圣’的大学殿堂,你就很难完全摆脱其控制。
”考虑到西式学堂几乎揽括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绝大部分精英(战场上打出来的将才以及商场上拼出来的帅才不在此列),传统的家教及书院,几无立锥之地。
自然科学不用说,社会科学也是西学独领风骚;唯独文史之学,尤其是传统中国学问,不见得非拿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不可。
所谓“自学成才”,并不是没有师长指引,主要指非新式学堂出身,没上过大学,未受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对于治中国文史的学者来说,这不一定是致命弱点,完全有可能另辟蹊径,殊途同归。这条崎岖的小路,若非用三两句话概括不可,我愿意这么表述:从目录学入手,以考证为中心,视野不受现代学科限制。
1961 年,北师大校长陈垣给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话,这样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
我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没有得到老师的指导,有两点经验,对研究和教书或者有些帮助:一、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可以“ 不求甚解”。二、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
要想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上能心中有数”,陈垣建议多翻阅《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
从《书目答问》上手,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门,这其实是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通途。
很小就立志从事史学研究的吕思勉,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至予之学术,则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全书提要》。
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
”
读书从目录学入手,这其实是老掉牙的经验。
清人王鸣盛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
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现代学者余嘉锡撰《目录学发微》,其第一章有云:“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它学术,尤为重要。
”陈垣、吕思勉等从自家经验出发,将作为津逮的目录学,落实为仔细研读乾隆年间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鲁迅为老朋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书单,便包括此介绍乾隆以前古籍万种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称:“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判,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所谓“钦定”,指的是政治立场;至于学术辨析,则有余嘉锡大获好评的《四库提要辨证》。
即便在特别强调政治立场以及马列理论的20 世纪60 年代,陈垣仍凭借老一辈史家的直觉与经验,提醒现代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经常翻翻目录书”。
而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更是“把目录学设为常年课程”,力图让学生“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
可以这么说,从目录学入手,得其门而入,而后广泛阅读,精微考证,此乃传统中国读书人治学的正途。
目录学指示的是“读书门径”,这与现代大学的强调“治学方法”,不是一回事。
谈论治学方法,胡适无疑是最佳例证,因其各种著述,据说均可作方法论文章读。
晚年口述自传,适之先生称“‘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
简便而又万能的“科学方法”的提倡,从一开始便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即便如此,“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字箴言,依然成了流传最广、影响极深但又不无流弊的“方法论”。
这里想辨析的,不是胡适这十字真言的对错,而是注重“读书门径”抑或强调“治学方法”,二者之间的差异。
前者以阅读为主,由内而外,可以是“为己之学”,不一定转化为著述;后者以论述为主,由外而内,更像“为人之学”,先有课题设定,而后才根据选题需要查阅资料。
凡自学成才的,喜欢讲“读书门径”,一般来说学问比著述大;凡科班出身的,更倾向于“治学方法”,一般来说著述比学问大。
因为教育背景,也因对西学体悟不深,凡自学成才者,往往对传统中国保有更多温情,治学路径也多从目录入手,著述上精于考证。
这点,稍为翻阅陈垣和饶宗颐的著作,便一望而知。
至于撰有《吕著中国通史》和《国史大纲》的吕思勉与钱穆,其实也都如此。
钱穆日后有很多宏大论述,但成名作乃《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和《先秦诸子系年》(1935);吕思勉最早被学界知晓的是《白话本国史》,日后确实也是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见长,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吕思勉读史札记》,显示其阅读习惯与写作底蕴。
读1936 年《燕石札记自序》,了解其“予小时读书即有札记,迄于今未废,阅时既久,积稿颇多”,于是交杂志陆续刊发;再看1952 年《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是这样开列并点评自家著作:
予所述作,多依附学校讲义而行,故中多普通材料。现甚想将其删去,全留有独见之处,卷帙可简什七,即成精湛之作矣。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
这里所说的“学校讲义”,不仅指《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也包括那几部声名显赫的断代史。
据其弟子称,“先生晚年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三书札录成条目,内容极精要。
可能备日后撰成札记,可惜未写成”。
将综合性的史著还原为考辨性的札记,其实不太可行,不过此写作计划也可见作者的学术渊源与欣赏趣味。
饶宗颐从《潮州艺文志》起步,日后有《楚辞书录》《词集考》等,接受采访或私下聊天时,多次提及抗战中滞留香港,接受王云五邀请,为古书写提要,以及加盟叶恭绰主持的《全清词钞》,这两项工作使其有机会读到不少一流藏书家的珍本,丰富自家学识,使其学问上了一个台阶。
自学成才者更大的特点在于,不受现代学科体制所限,博学深思,自我做主。
饶宗颐称“现在有一个model,特别有天分的人就被限制了”。
这个一针见血的批评,特别适合于现代大学教育。
政治立场的歧异以及文化趣味的偏差很容易看出来,至于学科规训则无声无息,不知不觉中渗透全身。
越是名牌大学出身,学术训练越好,这个印记就越明显。
出手中规中矩,动辄名家风范,此等学者,在中外学界都很吃香;可其中蕴涵着某种风险,那就是被已有的学术范式所困。
严耕望谈及陈垣“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故其治学往往寻空蹈隙,追寻有意义的难题,然后用狮子搏兔之力,写成专书或论文,获取学林的重视,进而开辟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抗战期间所撰五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更是兼及史学功绩与民族气节,“显示先生学术著作达到最颠峰状态”。
读陈垣的著作,感觉很奇妙,常常是无中生有,横冲直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是按照已有学科范围探索,而是围绕问题展开,日后闯出一条新的路子,作出了开创性或总结性的贡献,后人跟着上,于是逐渐成为显学(比如历史文献学、元史、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1984 年,北大名教授季羡林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开篇就是:“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 文中甚至不止一次提及“我们应该向饶先生学习”。
2003 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将饶先生撰于20 世纪的主要著作修订刊行,煌煌十四卷二十巨册,令人叹为观止的,主要不是作品量大,而是研究范围之广。
这套大书2009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也曾轰动一时。
并非如崇拜者所言,饶先生在以上所有领域都有原创性贡献,而是这么读书做学问(还不算其书画创作),与主流学界的注重专精,形成了鲜明对照,让很多恪守规矩的学院派既羡慕,又妒忌。
尽管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时,饶先生铩羽而归(因有人故意挑剔),但多年后回望,很多中外学人都对此结果深感遗憾。
今天“中研院”文哲所大厅悬挂饶宗颐的巨幅书法作品,朋友们告知,除了对饶先生表示敬重,也是对以往决策的惋惜。
陈垣朴学根基极佳,每有新作,必能创新;吕思勉的通史眼光与专史写作殊堪击节,叙事尤为一绝;钱穆名声显赫,有经世情怀,喜欢谈论政治(晚年不少宏论有些离谱)。
而饶宗颐自称眼光很厉害,懂得找问题、开新路,加上机缘凑合(相对于20 世纪其他中国学者,饶的挫折最少),往四面八方拓展,短期看不出来,日后结账,方才惊叹其涉猎之广,成绩之大。
这四位先生均由目录学入手,以考证为根基,以史学致广大,如此学问规模,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养成的。
四、别出心裁的著述体例
这四位大家,学术上自由驰骋,研究范围超越现代学科限制,其著述体例尤其值得关注。
我选择以下四部著作——陈垣《通鉴胡注表微》(194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1940/ 1944)、钱穆《国史大纲》(1940)、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1977),不谈具体观点得失,而是玩味其非同寻常的著述体例。
关于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学界有很多精彩论述。
此书完成于抗战胜利前夕,1946 年开始刊发,全书20 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
每篇前有小序,接下来是引证与评析,具体格式是:顶格录自《通鉴》,低一格是胡三省注文,低两格则为陈垣表微。
如此设计,阅读时一目了然,很容易兼及历史考证与思想发微。
不是每个时代、每个读者都能读出司马光、胡三省以及陈垣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的,这里牵涉时代氛围以及个人心境,就好像同样谈“忠愤感慨”,“《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而援庵先生关注胡注“或则同情古人,或则感伤近事,其甚者至于痛哭流涕”,专门标出全书两处“呜呼痛哉”,并特别加以说明,如此考辨,很能显示作者的心境。
《通鉴胡注表微》全书二十篇“小序”,合起来看,宛如一篇篇寄托遥深的小品,既指向历史人物与著作,也是自我抒发与感叹。
考证而不陷入琐屑,在板上钉钉的同时,又能发掘微言大义,这在当代中国史学名著中别具一格。
比如下面这段话:“胡注长于地理及考证,今日学者无不知。
书名《表微》,非微何必表也? 曰: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
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
”既讲究“实事求是”,又注重“大义微言”,如此史学方法,不啻作者自述。
同样可以作为陈垣夫子自道的,还有《治术篇第十一》的小序:
治术者致治之术,即身之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
正因身处乱世,而又“未尝忘情政治”,其书斋著述,不仅学问深邃,更有许多力透纸背的精彩评论——这点胡、陈二君皆然。
其中陈垣对于“注中有论”的考辨,强调历代名著中,不乏注释与评论合一的先例,由此入手,才能真正读懂胡注《通鉴》:“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
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见》,王船山之《鉴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通鉴注》中之评论,亦犹是也。
”如此谈论胡三省的学术贡献,可谓发千古之覆。
二十篇小序,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呼应,两两对读,往往更有味道。
比如《夷夏篇第十六》的“小序”称:“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此种意识不显也;当国土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
身之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
”考虑到此书的写作背景,从民族意识入手解读胡著,这很好理解;可紧接着的《民心篇第十七》,更能显示陈垣的见识卓绝。
这则“小序”值得全文引录:
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
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 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
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
《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
”何为出此言乎? 其故可深长思也。
故《夷夏》篇后,继以《民心》。
抗战中的著作,表彰民族意识的很多,意识到“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因而必须在《夷夏》篇后继以《民心》的,可就微乎其微了。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原书分上下两册,开明书店1940、1944 年刊行。
此乃大学通史课程教材,上册分门别类介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及学术的发展,下册叙述历代政治变革。
这个次序,与他日后所撰《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和《隋唐五代史》(1959)恰好相反,但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从朝代兴亡(政治)与典章制度(文化)两方面来讲述历史。
兴亡多故事,那是动的历史;典章较持久,则为静的历史,二者兼顾,乃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
如此设计,某种程度是因应大学通史讲授的特殊性,总共120 小时,必须比中学历史课本有所提升,而又不能太专业化。
也就是全书《绪论》所说的:“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
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
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
确实有课程讲授方面的考量,但突出典章制度,更重要的还是植根于史家的基本立场。
阅读同时期诸多大学通史教科书(包括钱穆的名著《国史大纲》),《吕著中国通史》最为重视文化与制度:“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
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
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
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
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
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眼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
我的阅读感受是,上册比下册好,勾稽史料,虽然也主要从二十四史中来,但条理清晰,且立足当下,略有发挥。
上册除了“绪论”,共十八章,分别讨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
谈“衣食”固然有趣,谈“教育”更为难得,尤其唐宋以降书院兴起,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对峙与竞争,有颇为深入的讲述;第十七章“学术”一直谈到“西洋学术输入以来,中国人对之之态度,亦经数变”。
有一处引申发挥很有趣,本来是谈明清的学校有名无实,估计念及自己以及私立光华大学的命运,作者笔锋一转:“因为社会进步了,到处都有指导研究的人,供给研究的器,人家自然无庸到官立的学校里来了。
”除了官学与私学的矛盾,还有新书与旧书的缝隙:“我们现在,如其要读中国的旧书,并不一定要进学校。
”这些闲言碎语,明显有个人感怀在里面;若是课堂讲授,现场效果应该很不错。
多年后,谈及《吕著中国通史》,作者如此自我评述:“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如是。
此书下册仅资联结。
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辞太简,学生不易明了,余尚足供参考。
”考虑到这篇自述原题《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基调比较压抑,所谓“足供参考”,已属难得。
也不是没有遗憾,作者在《自序》中称:“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
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
”其实,此书的主要问题不在参考书少,而在于以摘录正史为主,缺乏新资料的发掘与阐释,也不怎么与主流学界对话。
黄永年在《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中,描述吕思勉抗战中撰写《两晋南北朝史》的状态:“桌上是几堆线装《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南齐书》《南史》之类,吕先生一边逐卷看,一边摘抄用得着的史料。
……摘抄的史料一笔不苟地写在自印方格稿纸上,既清晰又好看,体现出前辈学者谨严的治学风度。
摘抄的史料分好类,加以排比,连贯成文。
这正式的文稿我也看到,字的清晰不必再说,连文句都极少改动,最后就付印出书。
”在一个重视专深研究,倾向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的学术时代,像吕思勉这样以博通周赡取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其业绩很容易被轻视;但我认同严耕望的说法,吕著“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
作为大学通史教材,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过分专深,《吕著中国通史》的宗旨很明确,那就是:“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
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
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
”说吕先生这部通史及几部断代史“几乎每个问题每一小点都下过功夫钻研,所以写出来的可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东西”,那是过分夸张了;还是杨宽的说法比较实在:《吕著中国通史》上册那十八个题目,“这和过去记载典章经制的史书的分类根本不同,例如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等,都是过去史书上缺乏系统记载的。
作者能够作出概括而系统的论述,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结果,而且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
谈论中国文化及典章制度,吕先生之所以能拿捏得恰到好处,那是因全面抗战前十年,“是吕思勉史学写作的大丰收时期”,已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教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等专题著作。
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吕著中国通史》性质相同,但名气及影响更大。
此书“引论”先载《中央日报》,据钱穆《师友杂忆》称,陈寅恪读完大为赞叹,转告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其昀,称“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
虽未见陈、张二位的证词,但此大著的“引论”确实写得很有气势,引起文化界关注乃在情理之中。
作者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
三派之中,钱穆比较认同的是革新一派: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
革新派的缺点是热情有余,不够真切,容易蜕变成宣传工具。
但钱穆认为,要想撰写“简单而扼要”的“新通史”,“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也只能以革新派为根基。
具体说来便是:“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
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
”
了解此书的酝酿与写作,还应关注作者的《书成自记》。
钱穆1933 年秋在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义,每周四学时,一年讲毕,“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
抗战全面爆发,作者辗转西南联大任教,“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考虑到西南联大图书资料奇缺,加上是通史课程,作者自谦:“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
”此书当初就很有影响,后经弟子严耕望、余英时等极力表彰,成为20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我的阅读体会是,此书自有见解,《引论》尤其先声夺人,作为学术史标本,很值得重视;但全书写作主要靠此前摘抄的笔记,不时有闪光之处,但无法铺展,大都点到为止。
对于学有积累、心有灵犀的专门家,此书很有启发;但要说作为大学生读本,不及《吕著中国通史》。
身为及门弟子,严耕望和余英时都曾专门撰文表彰钱穆这册大书。
严先生称自己早年初读《国史大纲》,“深感此书虽然极有创获,但写作草率,仍存讲义形式,宜当加工,增补修饰,臻于完美”;多年后奉命校订此书,认真重读,方才惊叹其境界之高:“然则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余先生则注意到钱著的《书成自记》:“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
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
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
”如此写作宗旨,明显更接近于专门著述,而非教科书,故余英时断言:
细读这一段话,可见他构想中的《国史大纲》从一开始便不止于一般的教科书,而毋宁是一部贯穿着系统观点的“专门名家之业”,也就是太史公所谓“一家之言”。
余先生的理解没有错,可要在教科书的框架中,实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谈何容易!钱著更值得称许的,不是结构完美、论述匀称,而是若干需要日后史家补充阐释的天才立论。
意识到钱著明显的洞见与不见,余英时借用章学诚的说法,称“我认为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显然属于‘圆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史家所写的通史则大致应该归类于‘方以智’的‘记注’”。
虽说余先生承认二者分庭抗礼,不分轩轾,但明显更倾向于前者。
至于谈论后者“整辑排比”“参互搜讨”的功劳,余先生举的例子,恰好是吕思勉的著作。
虽然这个比喻不是很准确,但还是部分揭示了钱、吕二书各自的特长及缺失。
饶宗颐的研究范围很广,但涉足的每个领域,极少撰写通论,基本上都是专深的个案研究。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是个例外,兼具话题重大以及体例特异。
饶先生治学以考据见长,本不太涉足此类理论话题的,只因1970 年冬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时,参加比较史学研讨会,“讨论主题,颇涉及世界各国历史之‘正统’观念,与会诸家,本其专擅,各得一察焉以自好,陈义多歧。
攻错之余,念汉史最重视‘正统’之义”。
饶先生大受刺激,“用是发愤,撰为专篇”,“历时五载,始克粗成定稿”。
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何为“正统”以及如何“正统”,确实是极为重要的史学观念,亟需剖析抉发。
此书1977 年香港龙门书店初刊,1996 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朱维铮为其撰写序言,称此书乃“深入研究历史观念史的一部力作”。
我关注的是,此书的写作缘起,明显受西方史学刺激,但撰述体例却极具中国特色,那就是兼及史学专著与史料汇编:此书通论部分,连同结语共十三节,只有六万字;而三类资料总计录文170 篇(节),按语47 则,近说4 则,又附文一篇,全部字数超过二十万。
如此别具一格的编纂形式,既展示了宏阔的理论视野,又充分发挥了擅长考据的专业特长,难怪其被认作饶先生历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四部名著各具特色,而共同点在于作者的特立独行,迥异时流。这里说的不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别具一格的著述体例——直到今天,此四书依旧很难找到外貌及神情相仿的后来者。
五、兼及“思想”与“文章”
史学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但史学并不封闭,它与时势、社会、民生乃至现实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述四部名著,三部产生于抗战时期,不能不受其制约与影响。
《吕著中国通史》特别强调汉族之反抗异族入侵,全书最后一章“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
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最后引梁启超译拜伦《哀希腊》诗作结,且落款“卅·九·一八于孤岛”,以寄托幽怀。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宗明义“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观念”,四条戒律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条:“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全书最后一节“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只有区区两句,主要是表达一种坚强信念,与书前的鸿篇大论相呼应。
这既是教育部规定的通史课程教科书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抗战中无数中国读书人的共同心声。
对于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表彰,以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吕、钱二著基本上只落实在首尾,而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则贯穿始终,且深入骨髓。在撰于1957 年的该书《重印后记》中,陈垣称:
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
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感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
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在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中重读胡注,感同身受,“特别是他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我是用了相当力量的”,故陈垣称此书乃“我学识的记里碑”。
学界也都承认,这么一部将史料考辨、历史探索、现实关怀以及中国传统史学微言大义之精神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名著,乃陈垣高峰期的代表作。
1950 年初陈垣给老友写信,谈及抗战期间著述:“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
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半个多世纪后重读这部名著以及作者前后的陈述,依旧很让人感动。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钱穆这么充满激情地处处为中国文化辩护,据说当初傅斯年便宣称“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那是出于文化立场以及某种学术偏见;而半个世纪后饶宗颐的批评钱著,则是不喜欢其混淆政治与学术:“我觉得《大纲》(指《国史大纲》)有感情,在打仗时能激发国人。
但是现在看来,古代那部分的讲法是没有根据的。
也只能说在抗战时代表了学术的时代意识,里面当然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不能说饶先生的批评没有道理,但所见者小;抗战中之强调民族大义,自有其政治史以及思想史上的意义。
这里有个时间差,抗战中沦陷区北平、上海以及国统区昆明的政治氛围,明显与半个世纪后的香港不一样。
陈、吕、钱三书,考证及论说未必都精确,作者日后可能也有反省,但重要的是,这些“压在纸背的心情”,支撑着作者度过艰难岁月。
饶宗颐可以表达自己远离政治的学术立场,但无法否认此三书在政治史及学术史上顶天立地的地位及贡献。
其实,过分强调远离政治,完全不与大时代对话,客观上限制了饶宗颐思考及论述的深度。
作为一个大学者,需要一定的政治意识与思想高度,刻意回避严峻的时代话题,缺少狂风暴雨的洗涤,可以保持心境平和,但也留下不小的遗憾。
我们会表彰饶先生在学术史上的业绩,但其在政治史及思想史上的完全缺席(对比陈、钱二位尤其明显),实在有点可惜。
这里除了出身、教养、年龄等差异,还有就是生活环境的制约。
这就说到城市对人的影响。
陈垣早年生活在广州,1912 年起移居北京,主要学术业绩都是在这座风云激荡的帝都/ 文化城/ 首都完成的,其学问、事功、气魄与政治沉浮,明显受这座城市及自身地位的制约。
细数钱穆的学术经历,昆明撰写《国史大纲》,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还有晚年的讲学台北等;但对于学者钱穆来说,最为关键的还是北平八年(1930—1937)——学术上大获全胜,得到学界广泛认可,撰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更重要的是构建了其政治意识与经国情怀。
而真正成就大学者饶宗颐的,不是政治/ 文化中心北京、也不是经济/出版中心上海,而是当初被普遍认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这点饶先生有很清晰的表述:
香港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只是小小的点儿,当时它跟中国学术的关系实在是非常大的,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经常说,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
抗战中滞留香港,因王云五、叶恭绰的邀约,得以专心从事文献整理等;新中国成立后,未回大陆生活,长期任教于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所有这些,对于学者饶宗颐来说,关系极为重大。
之所以说香港成就(当然也限制)了学者饶宗颐,那是因为,第一,这是很好的避风港,使其未被卷入20 世纪50 至70 年代中国大陆那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读陈垣传记或季羡林等同代学者的回忆录,当能明白此中痛楚。
第二,因冷战缘故,20 世纪50 至70 年代,中国大陆基本上闭关自守,而香港因特殊的政治环境,国际交往十分频繁,使得饶宗颐的学问及名声突飞猛进;第三,香港大学中文系追摹的是欧美大学的汉学系,与民国年间或今天中国大陆及台湾的中文系大不一样,除了语言、文学、古文献,还包括历史、艺术、考古等,这与饶宗颐的学问趣味极为吻合。
以饶先生治学的纵横捭阖,放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系或历史系都不太得体,也很可能得不到激赏(出名以后没问题,此前则很可能被视为不务正业,或泛滥无所归依)。
也正因此,饶宗颐特别感叹:“香港是一个破了model 的地方,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这使得我的学术领域能够破除藩篱,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
大学者治学,既讲天赋与功力,也讲阅历与心情。
饶宗颐没有在政治/ 学术中心北京(北平)居住过,对于一个学养丰厚志向远大的学者来说,是个遗憾。
可另一方面,远离政治风暴,令其心态坦然、恬淡、超脱、神明。
饶先生的性情保护得很好,没有大的精神创伤,这一点读其诗文更能体会得到。
作为思想家或文学家,性格过于平和,这是缺点;但作为专治中国文史的学者,则是优势。
饶先生一路走来,步履稳健,也很精彩,如此一路欢歌,实属难得。
作为史学家,除了学问渊博与思想深度,还有一点资质并非可有可无,那就是会写文章。
“写学术文章,可以说没有共同的程式,却不能说没有共同的要求”;风格可以因人而迥异,但兼及真诚、逻辑与修辞,却是最基本的要求。
晚清以降,专业化成为主流,“文”和“学”彻底分家,留下很多遗憾。
二十年前,我撰写《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其中说到:
1960 年5 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述学文字。……钱氏的褒贬未必无懈可击,但强调“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却是别具只眼。其实,钱穆本人及其弟子余英时,都是极为讲究述学文体,并因此而大获好评。
钱穆那封信很重要,我曾多次引用,尤其欣赏其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的说法。
钱先生早年钻研韩愈文章,对各家文体体会很深,比如表彰过章太炎、梁启超,接下来就是:“其次陈援庵,其文朴质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文之正轨。
”钱穆本人的文章很大气,我曾梳理全祖望、梁启超、钱穆、余英时这一路条理贯通、见识高迈、“笔锋常带情感” 的史家之“绝大文字”,称四者间“血脉相连”。
至于史家吕思勉,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为普通读者写作,其表述语言与叙事能力一流。历史著作能写成如此模样,虽没使用多少新史料,但线索清晰,轮廓凸显,不失真,且可读,这其实很不容易——擅长提要钩玄,也是一种本事。
我借用过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的说法,“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再略为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陈垣、吕思勉、钱穆、饶宗颐这四位名家,若只能给一个头衔,当然是历史学家。
但其对于古典中国的体悟,以及诗文趣味和表达能力,一点不逊讲授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
钱穆说陈垣很会写文章,其实吕、钱、饶何尝不是如此? 早年读书狠下功夫,学习古文,吟诵诗篇,日后虽不以创作见长,但文学功底依然深厚。
据启功追忆,陈垣曾设想“自己六十岁后,将卸去行政职务,用一段较长时间,补游未到过的名山大川,丰富一下诗料,多积累一些作品,使诗集和文集分量相称。
不料战争突起,都成了虚愿”。
其实,积习及趣味难改,即便没有战争,从一个卓越的史家转为不怎么成功的诗人,当事人估计很难接受。
只不过由此“虚愿”,我们可以透视陈垣对于“诗情和书趣”的重视。
比这更精彩且更具典型意义的是钱穆的《师友杂忆》:
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藉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
同样早年嗜好文学,“17—21 岁这数年间,吕思勉对诗词的创作兴致很高”;晚年自述,吕先生仍对自家文学上“天分颇佳”相当自信:“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
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亦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
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要之,予可谓古典主义文学之正统派。
予于文学,未尝用功,然嗜好颇笃。
”
四人中,文学艺术才华最为突出的是饶宗颐——不仅修养,而且技艺,诗文书画(还有古琴),样样精通。
饶宗颐自称“我的目标是学艺兼修”,因缘凑合,“亲身见证过学与艺的许多重要活动及事迹”,故两方面都有成就。
谈及词学,饶先生所体认的“向上一路”,不仅是研究,更是创造,因为:“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文体,不要在词里做考证,要在词里开拓,为二十一世纪,创造新词体。
”
吟诗与作画,既是修养的自然呈现,也是表达心境的绝佳方式,同时,还可以是重要的交际手段,饶宗颐称自己在这方面获益甚多。
世人都称道饶宗颐“与国际汉学大家的互动”,这确实是其治学成功的一大诀窍;除了学养丰厚,“在学术上总是保持一颗‘童心’、一种敏锐的感觉,从而不断焕发着学术生命的青春”,还有就是信手拈来的诗文唱酬。
“我和戴老(戴密微)认识后,他对我很重视,其中一点是我会写诗。
因为法国人很尊重诗人,都懂文学,也因为戴老的学问是这样得来的。
”可见“诗可以群”并非虚言,借诗文书画联络感情、沟通立场、收获友谊,在学术圈中同样十分流行。
随着现代大学的一统天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即便一心做学问,也很难再走陈、吕、钱、饶的路子。
进大学,选专业,拿博士,写专著,当教授,做课题,评院士,成权威,然后就是意气风发地行走江湖。
这当然是一种成功,可这种成功无意中压抑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主要通过自学,崛起于草野间,凭借过人的聪慧与毅力,精骛八级,神游四方,最终成为大学者。
撰写此文,除了向这四位有学问、有自信、有精神、有气象的大学者致意,也是在追怀一个已经逝去的学术时代——眼下的中国,越来越强调规则,越来越看重学历,越来越炫耀金字招牌,越来越忽略本应十分强大的自我。请记得饶宗颐喜欢书写的自家所撰《偶作示诸生》诗里的截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史册号网友观点：“养”出来的学问与“活”出小来的精神：以四大史学家为例,大学之道，大家之门，读者稀稀，师者寥寥。
高手在民间。
笔者提法很新颖，苏轼的“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不仅仅使人气质高雅，还能让人因为“气自华”，而寿比南山！
因此建议大家多读书，使自己不仅提高修养，还能增加寿命，岂不一举两得！
撰写此文,除了向这四位有学问、有自信、有精神、有气象的大学者致意,也是在追怀一个已经逝去的学术时代——眼下的中国,越来越强调规则,越来越看重学历,越来越炫耀金字招牌,越来越忽略本应十分强大的自我。
请记得饶宗颐喜欢书写的自家所撰《偶作示诸生》诗里的截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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