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管仲对于这四者的理解是较为客观的，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此后的“解读”却并非如此。
作为农耕大国，重农抑商可谓是一向以来的重点，自战国时期的“奖耕战”、“抑商贾”起，历朝历代都不予余力地加强重农抑商政策，以农为本乃是国之大事。
这自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较为封闭的独特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然而富商大贾的优渥生活也是无数小农所艳羡的对象，虽说统治者反复强调工商为末业，但这本质上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
朱元璋创立朱明王朝便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国策，曾经说道“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也正是如此，彼时商贾在外出经商等方面不仅有着“互知丁业”的约束，在衣饰服装上，商贾之家也被严格限制，即使有钱也难以穿着丝绸，而另一方面，农民便无如此限制。
虽说较为昂贵的丝绸是绝大多数小农之家无力购买的，但两相对比下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贾的地位。
只不过，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时间一久，对于商贾的限制有时便形同虚设。
也正是如此，明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繁盛以及其他缘故，商贾地位有了明显变化，士农工商的等级地位更多是个表象。
不过有了这层限制，商贾经商之际也需得为自身留有保障，在彼时那个年代下，乡里宗族的关系可谓是最为可靠的依仗，于是乎，商帮便逐渐壮大，形成了特有的文化。
他乡遇故知乃是一大乐事，可以想象，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打拼，突闻乡音，这种情感即使是现如今也是一种惊喜。
另一方面，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伙计”一词在一开始乃是“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意思，为的便是扩展资本、降低风险。
明朝时期，有着南徽北晋的说法，便是指代山西的晋商与安徽的徽商，此二者以雄厚财力闻名于世，除此之外，浙江的龙游商人、三吴的洞庭商人等也同样不凡。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络，在互相扶持中，将商帮做大做强。
洪武三年（1370年），由于北境急需军粮，“开中法”应运而生，这是以盐、茶为中介、招募商贾输送物资的政策，并衍生出了商屯，此后则根据实际情况演变出多种形式，得益于此，晋商迅速崛起。
明孝宗弘治时期，改革旧制，虽说以银代米使得商屯被破坏、晋商内迁，但其活动范围也因此扩张到了南边的长江、珠江流域。
身有余粮心中不慌，晋商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更勇于进取，进军更多领域，如丝绸、铁矿、金融等，甚至发展了“山西票号”。
徽商，即徽州商贾，在明中期进入全盛期，其经营种类繁多、活动范围广泛，除盐、典、茶、木四大行业外，在其他行业也极具竞争，甚至有“无徽不成镇”说法。
彼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甚至于成人男子占比达70%。
事实上，这与徽商的山谷地势有着很大缘故，“吴头楚尾”山高林密，种地难以为继，于是乎“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行商便成了讨生活的一大方向。
徽商可谓是商中儒士，既争相逐利，也热衷功名利禄，“贾而好儒”乃是徽商一大特色。
这些徽商有着较好的教育基础，在行商过程中往往头脑清楚、进退得当，而契约意识、诚信为先、敢闯敢拼的精神内核也助力着徽商奋进。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对于行商、交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码头运输又是大宗运输的主要方式。
不过，在明代以前，码头被称之为“马头”，而此前的主要功能是运输兵马渡河，乃军事用途。
随着经济的繁盛，商贾南北交流渐成流行，商人外出经营也就造就了大马头，“你码头跑跑，我赌场混混”。
作为货物集散地，马头不仅带来货物交流的繁盛，也促使了当地的发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与此同时，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南京、北京，大运河沿岸还有着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往来络绎不绝。
士农工商的理念古已有之，早已是深入人心，然而明代复古运动提倡者李梦阳却认为术有不同却没有贵贱，显然这有其时代背景的影响。
东林党顾宪成更是提出了“义利”关系论，认为商人不仅讲求利益，也可以做到兼顾道义。
显然，顾宪成是有所偏向的，而这是以往所难得的，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所反映的便是商贾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
事实上，古时等级流动还较为保守，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此前的商人子弟大多是走行商的路子，待到明代已然有了更多转变，甚至出现了“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
在古时“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下，商贾在内心深处对于文化的向往追求也从未断绝，如辽东商贾史六丈便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通过自身的学习精进而成了“乡之大尊”，抗倭名将汪道昆乃是徽商之后、通过学习考中进士。这些商贾之家并不只是着手于经商，也非只是奢靡享乐，在精神追求上同样显露不凡。
明代早期，由于初创以及统治者个人喜恶，以农为本的国策更有助于休养生息，社会风气也较为节俭。
待到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方方面面有了转变，而政府控制力度下降，经济客观规律导致下的逐利现象，使得商贾地位有所提升。
事实上，明代的社会生活是极为丰富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有所长进，“旅游”一词首次出现便能侧面反映，而这些无疑便是商品经济高度繁盛所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