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一：唐初八部史书编撰的推动者唐太宗）
由于《清史稿》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整理，我国古代官方史书也就是正史其实仍然是“二十四史”，《史记》为第一部官史，《明史》为第二十四部官史。
“二十四史”熔铸了约两千年间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们的心血，大部分史书甚至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在历代撰写正史的许许多多的史学家中，唐朝前期的令狐德棻（583-666）是一颗特别耀眼的明星，“二十四史”中，他或独立修撰，或指导修撰了《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达八部。
这八部正史的撰写集中了唐太宗时期和唐高宗前期几乎全部重要史学家的智慧，但令狐德棻依其独立完成的《周书》所具备的撰写精神指导了其他七部史书的撰写，令狐德棻居功甚伟。
这里，元奔结合令狐德棻在唐朝前期的修史活动、《周书》的史学精神以及《周书》对其他七部史书的重要影响，简要谈一谈令狐德棻的修史功绩。
（插图二：隋书》）
首先，令狐德棻在唐朝前期修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唐高祖李渊称帝不久，武德五年（622）由起居舍人升任秘书丞的令狐德棻就建议唐高祖下诏组织人力修撰南北朝时期的各朝史书。
令狐德棻认为，南方政权梁、陈和北方政权魏尚有少量历史资料或不成熟的史书遗存，北方政权北齐、北周和隋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趁着尚有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健在，今后将不容易修撰这些史书了。
于是，唐高祖于当年十二月下诏修撰魏、梁、陈、北齐、周、隋六代历史，组织学者分工撰写，令狐德棻负责《周书》。
到唐高祖让皇位于唐太宗时，除了令狐德棻基本完成了《周书》之外，其他人的撰写工作或者才开头，或者还没启动，这固然与当时统一天下的战争还在继续有关，其实也与许多学者并不具备史学素养有关，元奔认为，令狐德棻的史学功底在这次未竟的修史官方活动中首次得到了印证。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天下已经安定下来了，令狐德棻向唐太宗上书要求重新组织修撰六史，由于《魏书》已经有隋朝的魏收、魏澹两家相对完整的著作，唐太宗决定修撰其余五史，于是唐太宗升令狐德棻为礼部侍郎，命他与尚书左丞兼秘书监魏征、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另一礼部侍郎李百药、中书舍人岑文本、给事中孔颖达、另一中书舍人许敬宗、弘文馆学士姚思廉等人组成五史修撰班子，以魏征和房玄龄为总监，以令狐德棻为总修。
总监的主要职责是组织人员撰写方面的分工、安排撰写经费、组织人员搜集资料、招聘誊抄人员、保证编修大方向等，总修当然是要保证五史的质量，是业务最高担当者，由此我们可见令狐德棻在当时史学界崇高的学术地位。
在唐太宗时期的这次修史工作中，不仅五史修撰了，还修撰了补充五史相关内容的《南史》、《北史》，又增修了《晋书》，可谓成就斐然。
唐高宗继位后，令狐德棻以礼部侍郎兼任太常卿、国子祭酒、弘文馆学士、崇贤馆学士，主修了补充太宗时期编修的八部史书内容不足的《五代史志》，监修了《太宗实录》、《高宗实录》等唐朝国史，继续雄霸于史坛高处。
（插图三：《周书》）
其次，《周书》的史学精神。
令狐德棻幼承家教，博览群书，文才出众，因而《周书》在选材上繁简得当，语言上简洁有力，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除此之外，元奔认为，《周书》撰写时所具备的史学精神更为重要。
《周书》的大一统观。
从东晋十六国开始，历经近三百年的分裂，南北政权的帝王、大臣特别是史官的眼光往往拘于本分裂政权，《史记》首创的天下一统观几乎无人提及。
令狐德棻站在唐初特殊的时代视角，回望历史发展的过程，不仅理清了北方政权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周—隋相承的发展关系，也理清了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相承的发展关系，特别是突出了北方政权对南方政权的军事斗争是统一天下的行动，而不是奴役南方人民的行动。
而唐朝直接接过隋的衣钵，令狐德棻由此就把唐朝镶嵌进中国历史的正统发展链条中，这不仅有利于唐朝的统治，也为东晋至隋的八部史书的撰写确立了大一统的史学原则。
《周书》正是把北周作为隋唐之前的中国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来撰写的。
《周书》的反门阀观。
门阀政治是晋以来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政治生态，少数豪强地主以几乎世袭的方式长期把持南北方政权，比如：东晋时期的庾、桓、王、谢四大家长期执政，而王、谢两家甚至绵延到南朝结束。
在门阀政治中，皇帝大权旁落，社会生活基本上围绕门阀大地主们展开。
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的门阀政治生态不如南方鲜明，加之门阀地主势力已经在南朝齐梁时期大为衰落，令狐德棻在撰写《周书》时抓住了这一历史特征，史书详写皇帝的事迹，门阀大地主的事迹与社会各色人等一样相对略写。
隋唐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压制门阀地主特权，唐太宗甚至声称连少数民族都是帝国割舍不掉的臣民，《周书》的反门阀观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插图四：《南史》）
再次，《周书》对其他七部史书的影响。
唐太宗时期组织修撰的八部史书中，只有《周书》是令狐德棻独立完成的，其他七部史书则受到了令狐德棻在修撰方面的业务指导，少部分内容由令狐德棻作了修改。
固然令狐德棻是以自己撰写《周书》的原则指导其余七部史书的撰写工作的，但是由于七部史书并非令狐德棻亲自撰写，各书作者的历史观、文字结撰水平等等不一，或者说都弱于令狐德棻，因此那七部史书在总体水平上不如《周书》。
但是，好在七部史书多多少少受到了令狐德棻及《周书》的影响，加之没有更好的本子，它们被列入官方正史倒也合理。
元奔这里就分别谈谈那七部史书。
《晋书》。
唐初存有以往学者撰写的十九种晋史著作，水平大多不高，问题也很多。
有的以刘备的蜀汉为正统，不符合历史发展结局；有的在繁杂寡要方面分配不均，忽略了历史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有的文笔拙劣，错讹多多，让人不忍卒读；有的只写西晋四朝历史或东晋全部历史，没有西晋东晋一体观。
基于此，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命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晋书》，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上官仪、张文恭、李延寿等十四人分工撰写各篇章，令狐德棻为总编。
固然《晋书》有宣扬天命、好怪异之记、文笔优劣不统一等缺点，但是该书把两晋放在大一统的历史长河中来组稿，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正是令狐德棻指导的结果。
《梁书》、《陈书》、《南史》和《北史》。
《梁书》和《陈书》本是隋朝学者姚察草撰，该书主要为王、谢等门阀地主和萧、陈、徐、沈等新兴地主作传；《南史》和《北史》的主要内容本是隋朝学者李大师草撰，其子李延寿在唐初时完成，二书不仅更是门阀地主的“家史”，而且还把南朝和北朝对立起来撰写。
唐太宗命姚察的儿子、时任弘文馆学士的姚思廉修改《梁书》和《陈书》，命时任崇文馆学士的李延寿重新修订《南史》和《北史》。
唐太宗命令狐德棻指导二人修撰这四部史书。
固然这四部史书尚有史料选材繁简不当、好述神仙鬼怪、理不清南北官制、故意隐瞒部分史实等缺点，但是在令狐德棻的干预下，四部史书坚持了统一的历史观，特别是《南史》和《北史》当时就命名为《北南史》，四部史书还适度淡化了门阀色彩，对包括梁武帝、昭明太子、陈武帝、陈宣帝等在内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相对公允了些。
《北齐书》。
《北齐书》是唐太宗时期的礼部侍郎李百药依据其父李德林所撰的《齐书》旧稿修撰而成。
李百药是唐太宗诏令编修八史的堪比令狐德棻的重要学者，他的史学思想也接近令狐德棻。
李百药的《北齐书》固然是以李德林的《齐书》为底稿的，却也参考了隋朝时期杜台卿的《齐记》、王劭的《齐志》、姚最的《北齐记》等书，不过尽管如此，《北齐书》还是因史料不够丰富和大一统观不太鲜明而于李百药死后被唐太宗束之高阁。
后来，有中晚唐的不知名史学家结合李延寿的《北史》重修了《北齐书》，全书五十卷只有十八卷是李百药的原书内容，该书强化了令狐德棻所倡导的统一观，北宋嘉佑年间（1056-1063）这部新的《北齐书》才被刊刻出来，并被朝廷列入正史。
《隋书》。
唐太宗之前并无隋史著作，唐太宗命魏征主笔撰写《隋书》，但是在八十五卷的《隋书》中，颜师古、孔颖达、李延寿、许敬宗、赵宏智等人分工撰写了一半以上的篇章，令狐德棻照例负责《隋书》的最后修缮工作。
隋朝历史是唐太宗时期的“近现代史”，而唐朝又直接脱胎于隋朝，《隋书》坚持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观自然没有问题，魏征效法司马迁“太史公曰”亲撰各卷之后的简短史论“史臣曰”始终坚持了一统观，但是，令狐德棻在平衡众人文笔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
（插图五：《周书》）
唐太宗时期组织编修的《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或全部或部分有令狐德棻的修撰之功。
令狐德棻亲撰的《周书》质量最高，尽管如此，《周书》也还有歌颂当权者先人、考订史料不够准确、体例编排略显紊乱等不足之处。
不过，《周书》的大一统观、反门阀观影响了其他七部史书的修撰，避免了那七部史书的质量过于低下，同时，作为八部史书的总编，令狐德棻还对其他七部史书的文字作了不同程度的润色。
可以说，不仅名列“二十四史”的唐朝前期修撰的这八部史书奠定了令狐德棻在中国古代官史修撰领域的崇高地位，而且令狐德棻恢复大一统的和非门阀的传统史学观还深刻影响了此后千余年正史的撰写，可谓继往开来。
令狐德棻在唐高宗时期监修的八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显庆三年（659）之前的《高宗实录》，亲撰的四卷《凌烟阁功臣故事》、六卷《皇帝封禅仪》等当朝“国史”著作故意隐瞒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细节，过分渲染唐太宗、唐高宗和凌烟阁功臣们的功绩，抹杀或淡化唐太宗、唐高宗及凌烟阁功臣的政敌们的历史功绩，这些缺点在《周书》、《晋书》、《隋书》等史书中也有类似反映，这有违史官“直笔”记史的客观公正的传统。
当然，元奔认为，我们不能责备令狐德棻，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后还没有正式继帝位时就公然干扰史官工作，勒令时任代理史官、通事舍人褚遂良交出《高祖起居注》予以销毁，命房玄龄、许敬宗依据唐太宗的政治需要撰写《高祖实录》，销毁前太子李建成、皇子李元吉等政敌的大量事迹，美化唐太宗以及唐太宗集团。
自西汉司马迁开始的史官记史的独立性原则被唐太宗破坏，从此直到清朝，史官独立性原则再也没有被恢复。
基于此，我们不必渴求令狐德棻“史德”上的瑕疵，这点无法避免的瑕疵不影响令狐德棻作为伟大史学家的历史地位的确立和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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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奔史论（170）唐高宗扭转乾坤
（插图六：作者董元奔2021年暮春在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作者简介】
董元奔，1971年生，传统文化学者，高等教育工作者，网络知名作家。
世纪初在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后辞职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又在某高校创办全日制特色系部，皆专事汉语言文学专业，十余年间培养了四千余名本科毕业生，培训事迹被《中国教育报》、《中国考试》杂志、《新华日报》等多次作长篇报道，被《江苏自学考试》杂志两次作封面人物介绍，事迹还被以专有名词形式载入《江苏教育年鉴》。
办学期间一直居教学一线，并笔耕不辍，2016年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者，主要写作文史论文、文化随笔、诗词等，已在各类媒体发表作品约300万字。
世纪初有教育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并入选《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近年来有近六十篇文史哲论文获本站青云计划奖，获颁“青云获奖者”金质纪念章、“优质深度长文精选频道创作者”称号，并应邀成为头条参赛文章评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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