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禹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
在进入夏朝之前，我们先聊聊如何考察和论证一段历史的真实性。
最近这一两百年以来，是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之前，人们认知一段历史，基本上只能依靠古人的历史文献记载，古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后来开始出现了说法不同的历史记载，人们对一件事的记载出现了偏差甚至互相矛盾，这时候后面的人就很为难了，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大家只能硬着头皮选一个说法接受了。
直到科学的考古方法出现了，人们才意识到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论证历史。
比如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商朝只是出现在史书记载中，到底商朝是不是真实存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明。然而，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完全把商朝的面貌展现了出来。关于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说回到夏朝，我们就面对着前面说到的尴尬。除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一系列古代典籍里对夏朝的描述，我们再也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来帮助我们了解夏朝，我们无法知道夏朝起始年代，甚至有一种极端的说法认为夏朝根本不存在。
当然，我们现在的主流思想还是认为夏朝是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古代史书中都毫无例外的记载了夏朝，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非主流史书《竹书纪年》，而且对夏朝的各代君王年号都有记载，最重要的是这些年号在各类史书中的记载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在很早以前的古人就对夏朝的存在是有共识的。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确实有一些很有份量的疑问让夏朝又变得有些模糊。
比如最有代表性的是夏朝的后一个朝代商朝的甲骨文中反而还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夏朝的记载。
前面已经简单的介绍过甲骨文，可以说近百多年来，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译是最重大的考古与历史发现之一，而且甲骨文的发现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从正式发现的那天起，几代历史学家都在全力以赴的对甲骨文进行解译。
但是，问题来了，这么大量的甲骨文，居然没有记载前朝也就是夏朝的任何信息。
当然我们可以说甲骨文记载前朝的记录本来就少，而且甲骨文确实是以占卜为主，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记录的必要。
但是，对于一个有着三千年连续记载的中国历史来说，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儿说不过去。
我们再从现代考古发展中来搜寻夏朝的痕迹，目前与夏朝联系最密切的考古发现是河南偃师市二里头文化遗址。
这处遗址发现于1959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
二里头遗址是典型的中国式上古文化遗址，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这一处遗址上累积了好几千年的文化遗存，这处遗址就包含了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甚至东汉时期。
二里头遗址的兴盛时期的年代大约在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这也就和目前推测的夏朝存续时期基本吻合，因此今天很多人都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夏朝的证明，甚至目前发现的宫殿遗址就是夏的都城。
说到这个二里头遗址，我们就要介绍一位颇有些传奇色彩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这位徐先生一开始是位哲学家，1926年，机缘巧合的缘故他作为斯文赫定西北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全程参与了斯文赫定的西北考古工作，一下子进而转型成了考古学家。
他的经历非常传奇，以后我们找机会要好好讲讲。
在这里，我们重点说说徐先生发现二里头遗址的方法，这也是二里头区别于其他文化遗址的最大的特点。
徐旭生先生
徐旭生先生在他的文章《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详细陈述了他的方法：他从先秦史书中查到了一共有80处提到了夏朝的文字，经过筛选，剔除一些没有用处的，最后发现只有不到三十条记录与夏后氏的都邑有关。
最终徐先生从这些记录中锁定了两个区域：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附近；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在霍山以南一带）。
于是按照徐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上述地带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最终在1959年夏天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
这可以说是上古史考古发掘中少有的根据研究锁定地点然后发掘成功的案例。
其他文化遗址一般都是偶然因素发现了一些痕迹，比如偶然挖出来一些东西，或者甚至是盗墓活动引发了抢救式发掘。
像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经过严谨科学论证出来的奇迹。
1978年二里头2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照片（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根据史书记录以及碳14检测，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全盛时期就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七世纪，和夏朝的时期很吻合，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和夏朝的关系非常紧密，甚至大胆一点，就可以说夏朝的都城就在二里头。
但是，二里头文化遗址没有发掘出证明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比如铭刻了文字的青铜器。
所以尽管发掘出了很多的有价值的文物和遗存，甚至发现了类似于宫殿的建筑物，但是还是很难和夏朝直接画等号。
要是我们能挖掘出一件青铜器，上面铭刻着文字，大致意思是：“我们是禹的子孙，我们的国家叫做夏。
”那就真是太完美了。
然而这几乎不太可能了，因为从现在的研究看，基本可以确定夏朝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文字，想从这种直接证据中证明夏朝的存在，恐怕是很难了。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青铜器要介绍一下，那就是现在保存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里的《遂公盨（xu三声）》，这件文物是保利博物馆文物专家在香港的文物市场偶然收购得来的。
这件青铜器铸造于大约2900年前，是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
这件青铜器底部铸有铭文，大致意思记录了禹治水的功德。
其中，第一句“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铭文与《尚书》的文字如此相近，特别是“随山浚川”与《尚书序》中的文字完全一致，实在是令人惊异。
这件青铜器也就成了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记录夏禹事迹的青铜器。
遂公盨
但是，这件《遂公盨》从对外宣布之日起，就存在着一些质疑。
主要是两点，一是这件青铜器来路存疑，它毕竟是从文物市场上买来的，不是从地下直接发掘的，所以这件文物出自何处？出自何时？都无从考证。
因此它的真实性也就受到了一些影响。
二是铭文中的文字和《尚书》如此接近，甚至“随山浚川”这四个字和《尚书序》的文字居然一字不差，这也未免太一致了。
不由得让人猜测会不会是后人按照《尚书》伪制的呢？毕竟我国青铜器已经发掘了很多件，没有一个有这种文字，而《遂公盨》就这么孤零零地文物市场冒出来，实在让人觉得有点儿不放心。
我们当然希望《遂公盨》是一件真品，那么这件青铜器绝对是国宝级的，因为它毕竟是唯一铭刻夏禹治水文字的青铜器。
说完了夏朝的各种考证和证据，我们还是回到夏朝本身的历史上，让我们以《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为基础，来讲讲这个在传说中若隐若现的朝代。
舜将帝位（我们这里还是沿用史记的说法，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称为帝位）传给了禹。
禹之所以能够接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成功的把人民从大洪水中解救了出来，所以说禹的接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也是顺理成章的。
禹接位后，将国号定为夏后，在这里夏是国家的名字，后的意思就是帝王的意思，比如禹的儿子后来继承王位，名字叫做夏后启，意思就是夏国的大王启。
这也就是夏朝的名字的由来。
同时，禹把自己的一族的姓氏定为“姒”，并且规定只有这个姒姓的家族才有帝王继承权。
从这时候开始，部落联盟开始变成一个国家了，这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部落联盟首领或者说王位不再是由前任禅让或者公众推举，而是成了禹以及他的直系子孙的私有，也就是世袭制。从黄帝开始，经历了大约一千年，中国大地上完成了从部落林立纷争不断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的过程。
启之后，王位在禹的子孙中传递了十五个帝王，直到夏朝的最后一位帝王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