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红铜和铅、锡等金属的合金，而商周两个朝代是青铜器制作技术趋于成熟的时期，这段时间大量的青铜器被制作出来，用途也很广，有日常生活的器皿，也有用于祭祀的礼器，还有就是制作成兵器。
青铜器这种合金，抗腐蚀性很强，所以大量青铜器尽管深埋在墓穴或者土里三千多年，仍然基本完好。
尤其重要的是周朝在祭祀等大型典礼上都要铸造青铜器，而且还要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这些铭文现在成了我们印证周朝历史的最关键证据。
祭祀用的青铜器一般都很大，所以就特别沉，像商朝后期铸造的司母戊鼎(后母戊鼎)，重量就达到了832.84千克，可以说青铜器是出土文物中最具重量的国宝了。
镇国之宝——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是目前确定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之所以被公认为国宝级青铜器，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器具的内底铸了4行铭文，一共有33个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的铭文翻译出来是这样的：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把商灭了，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就用这些赏赐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利簋的铭文虽然只有33个字，但却记载了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
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一直没有定论，只能模糊的判断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但是有了利簋铭文，天文学家就可以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牧野之战发生在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利簋铭文的记载，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相符，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也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因此利簋铭文证实了这些经典古籍的史实性，也就从侧面证实了古籍中记载的其他史实的真实性。
最长铭文青铜器——毛公鼎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
毛公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铭文，它的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是目前所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的。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致意思是周宣王即位之初，力求振兴朝政，于是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希望毛公勤政无私，最后还颁赐厚赏。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
毛公鼎自从出土以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一直觊觎毛公鼎，为了得到毛公鼎，甚至将毛公鼎当时的主人叶恭绰的侄子抓了起来，逼他交出毛公鼎，为了营救侄子，叶恭绰托能工巧匠做了一个赝品毛公鼎交给日本人，这才把侄子救了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恭绰将毛公鼎交国民政府，后来被***政府迁到了台湾。
清朝晚期出土了好几件非常重要的青铜器，除了利簋、毛公鼎，还有大盂鼎、大克鼎。
这些青铜器每一件都可以说是国家重宝，而且在这些青铜器出土后的前一百年，中国正在经历最动荡的一百年，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对这些国宝早就馋得流口水了，幸运的是，这些国宝的当时收藏者都是心怀国家的爱国人士，千方百计的保护国宝，光是毛公鼎的脱险经历就可以写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了，而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故事也同样精彩感人。
将来有机会，我们应该把这段历史还原，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国宝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