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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北京大学毕业演讲,胡适在北大与守旧派的两次交锋及一篇精彩异常的毕业典礼演讲

胡适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作为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学者,他的诗文对当时或后世都有着相当的影响,不仅如此,他出众的演讲才华和风度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关于这一点,一向谦和的胡适也颇为自负:“我很感觉到不安。

在大陆上的时候,我也常常替找我演讲的机构、团体增加许多麻烦;(听众)不是打碎玻璃窗,便是挤破桌椅。

”此言并不全是夸张。

胡适

胡适被聘为北大教授,首次演讲与守旧派代表人物辜鸿铭的一次交锋

电视剧《觉醒年代》有这样一个精彩片段,从海外留学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任职北大后,学校安排他进行了第一次演讲。

他首先引用《荷马史诗》的一句话作为开头:“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用英语表达),这是《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在场的人中有人议论:这,这是什么意思?胡适接着说:我相信这句话也是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的心情。

辜鸿铭、胡适

在大家一片鼓掌声中,北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辜鸿铭站起来当场发难:他首先用希腊语说,'尊贵的王者要倾听别人的意见,谨慎行事,我给你一句忠告,别人的意见不要置之脑后'(用希腊语),我说得是希腊语,原汁原味的《荷马史诗》,胡博士不懂希腊语,用英语朗诵希腊的古诗,情有可原,但是,朗诵希腊的古诗,一定要用英国伦敦绅士纯正的英语,你的发音太不地道了,完全是下等人的发音,真正伦敦绅士是应该这样的,'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明白?,在场的人齐声鼓掌,连称“好、好、好”。

受到当众羞辱的胡适没有怒形于色,依然带着'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微笑,真诚而又铿锵有力地答道:

“我非常感谢辜先生对我英语发音的纠正,但是今天我引用《荷马史诗》上的一段话,我不在乎它的语音、语言、语调,我不在乎它是否是正宗的英国人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我在乎的是,他所表达的内容,“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辜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每一位的,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我们对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承诺。

”此时现场已掌声四起,大家为胡适激情所感染。

胡适接着说:

“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刚刚蔡先生问到,乱世之中北大将怎么办?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位北大学人殚精竭虑的问题吧,

胡适

还记得是1915年1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又和国内英语老师亚舟谈到过,在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大发感慨地写到,吾他日能见中国有著名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中写到,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但求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说到这里,蔡元培、陈独秀首先站起来鼓掌,全场的人也纷纷站起来为胡适这段精彩的演讲喝彩,掌声雷动,此起彼伏,连一贯反对新文化的国学大师刘师培也为当时的氛围所影响准备站起来鼓掌,但在看了看坐在他左边的辜鸿铭后又坐了下来。

辜鸿铭

对于辜鸿铭这位对中西文化都有着深入研究并且精通十种语言的学问家的尖刻发难,胡适没有和他正面交锋,而是真诚坦然地承认自己英语读音的不标准,但又明确地表示,他朗诵这首诗不在乎它的语音、语言、语调和是否伦敦腔以及是不是下等人的发音,而在于这首诗所要表达的内容,强调了这是对旧中国、旧文化的宣言,是对办好新北大的一份郑重承诺,特别是后面那段震撼人们心灵的表述深深地打动了在坐的人们,也让自认为站在学术高地并向他兴师问罪的辜鸿铭无言以对,堪称精彩之至。

主张白话文的胡适和主张文言文的黄侃的一段精彩辩论

还是《觉醒年代》所表现的一个情节,胡适教授在讲堂上,主讲白话文与白话诗。

学生们非常踊跃,台下座无虚席,不仅有许多北大的学生前来听课,还有几位国学大师坐在其中,他们特意赶过来想听一听这位留美博士的观点。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教授和国学大师林纾先生。

在胡适讲到高潮处,黄侃站起来说:“胡教授观点恕黄某不敢苟同,我记得胡适教授适才白话文对比文言文删繁就简更加便捷有效,此非是事实,我来举个例子,比如你的太太亡故,其家人用白话给你打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快点回来呀。

长达十一个字,若用文言则只需,妻丧速归,只需四个字,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敢问胡教授是你的白话文精炼呢,还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文言文精炼呢?”

坐在台下的张丰载鼓掌叫好,周边也有几个人响应,甚至有人当场吹起了口哨。

台上的胡适依然笑容可掬,他回应道:

刚才这位黄先生说,用白话文发电报用字多,花钱多,我不赞成,那是因为黄先生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白话文,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实验,举个例子,前两天我教育部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份电文,邀我去做行政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那就此事我想请黄先生用文言文帮我写一份拒绝的电文,而我则用白话文写一份电文,两相比较,看哪一个更精炼省钱,大家说怎么样?黄侃先说一声“好啊”,然后站起来说:我的电文共十二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张丰载等马上叫好:言简意赅,准确,相当准确。

胡适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说:黄教授刚才用了十二个字,的确言简意赅,在坐的各位,还有没有比十二个字更少的?大家相互看看,一时没有回答。胡适接着说: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就公布我用白话文所写的电文,'干不了,谢谢',结束。在坐同学纷纷叫好、称绝。

黄侃坐不住了,恼羞成怒的说:粗鄙,粗鄙不堪,你的电文既没有文采有没有礼貌,根本表达不了我那份电文之含义,简直是有辱斯文。

胡适答道:我看未必,干不了其中就包含了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义,而我用了谢谢两字表达了友人费心推荐我的感谢,其中也暗示了拒绝之意,像这样又省钱又省事又能达意的电文,大家又何乐而不用呢?由此可看出语言是否精炼,不在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差别,在于的是,是否能恰如其分地选择字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赞成我的观点吗?话音刚落,大家齐声答道:同意,好。

接着不少同学不断地重复:干不了,谢谢!

一篇最能体现胡适演讲水平的毕业典礼演讲

胡适在1932年6月7日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

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

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警惕毕业后堕落的危险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

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能容易办到的。

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

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

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

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

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

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

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

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

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试想葛理略(Galileo,即伽利略)和牛敦(Newton,即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

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

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

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

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

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

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

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

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

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

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

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即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胡适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

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

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

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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