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问赵冬梅大宋之变，下面小编就以8770字给大家详细介绍，预计阅读需要22分钟！
我在评价宋朝的时候，是有两个限定的——它达到了“帝制时期政治文化里的最好成绩”，是“皇帝制度下、儒家政治中的最好成绩”。你不能把宋代的东西“咚”一下从具体的历史情景抽提出来，然后说这是“民主”，那又是个啥。哪有这些个东西，我们当时的树上不结这种果子。但我们的树上也结好的果子，它也能解决问题。
关于国家治理和理性的政治文化建设，我个人倾向于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式。在我们的文化里头，也有很不错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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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南京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王安石变法怎么能算失败，神宗是他最好的学生"她一边强忍着脚上的疼痛，一边念叨着在故居看到的评论和那些名人的评论，略带不满："梁任公是个大才子，但不是个正经的政治家，难道他们'找到'的王安石就是真正的王安石吗？"
眼前的赵冬梅看起来比电视上娇小了一点，她活力四射，语速飞快，爱自拍爱八卦，还有点搞怪——正值花木茂盛的暮春时节，她钻进校园的花丛里，把脸放在两朵巨大的牡丹花中间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发到微信朋友圈——“看来我的脸还大些。”
我们认真地聊起她的《大宋朝之变》，说起写作后半段遇到的困难和之后的豁然开朗，她咬了一口“光”——整整十秒钟后，我才突然反应过来，那就是著名的司马文公的绰号——每一本《祖国之花》童年思想教育书中的“砸缸少年”。
谈到时下热播的讲述北宋仁宗王朝政治的电视剧《清平乐》，她有些激动，对里面的宫廷剧赞不绝口，好的影视剧真的能打开人的心扉，然后，我和她痛诉了另一部以北宋真宗为背景的大女主剧——从头到尾都错了，第一行台词，第一行字幕打出来就已经错了。
近十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公共文化领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宋代文化热，她也被推着往前走，在触达新用户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喜马拉雅开课，与史航等文化界大V同台直播，逐渐蜕变为公共史学界的大V和相当闪亮的知识分子网红。
在笨拙的学术语言和群众的“爱”之间，她可以自由切换，随风沙沙。
在拥有6.5万多粉丝的微博上，赵冬梅的ID是88级的赵冬梅。
17岁踩着80年代的尾巴考入北大历史系，赵冬梅一路读书到本硕博，然后留校任教，除了短期外访和讲学，从未离开过未名湖，是百分百纯正的老北大。
她说自己曾梦见迷迷糊糊上北大，上世纪80年代，她还没来得及归化，大多数人就睡着了，偶尔也有少数人早醒，然后脑子还不错，稍微勤快一点，就进了北大。
那个年代的文艺少年，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梦，那时的赵冬梅想当作家，“写历史小说的那种”，虽然家里没人教她，但她早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学语文和当作家不是一回事。
上高中的时候，她无意中从市场的书摊上买了一本关于文革的书，书的装帧质量糟糕到连页码都不对，但她读得津津有味，然后索性把那本小书拆开自己反弹，“我只是好奇，我想知道那十年发生了什么。"
彼时，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时代的中心，金融、外贸、法律这些看似最赚钱的专业开始大行其道，赵冬梅在填报第一批高考录取志愿时，填报了一系列历史类专业——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第二批志愿中，才出现了看似热门高校、钱途类专业的中央财经学院。
"我最初想做的是做历史，如果我不能做历史，那我就去赚钱，完全是倒退"现在回想起来，她夸自己当时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她很早就靠自己悟出了一些道理——比如"如果你学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定要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如果你从事的是实际工作，专科院校就足够了"
偶尔，如今已是宋史学者的赵冬梅，也会遐想人生中的其他可能——如果当年她学的是法律，现在很可能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如果去学的是经济金融，也许会是大企业里独一无二的女老板——“看起来很白骨精的那种。"
林子里有很多路，但你最终只能走一条路，没有尝试这回事。一条路造就一个人，或者一个王朝或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命运。
因此，她进一步指出，北宋的灭亡虽然发生在宋徽宗、奸臣蔡京的统治下，但其根源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种下的。
虽然戏称自己是司马文公手下的奴才，但赵冬梅认为，他在《大宋之变》中对司马光和王安石有许多深刻的批评——一个是患了政治上的婴儿病，完全缺乏行政能力和政治技巧，有道德洁癖；一个是有很强的能力和决心达到目标，但方向错了。
尽管在大众的追捧下，赵冬梅依然将《大宋朝之变》视为学术著作，是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代表作；另一部则是代表她在宋史领域专业水平的纯学术著作《文武之间：北宋军事选拔研究》。
"我对自己有要求，通常写人物传记的人，即使写政治人物，通常也不会太深入政治史、制度政治文化研究，甚至军事史和社会生活史。但我希望把这些分类研究成果整合成一部综合性的学术著作。"
在赵冬梅看来，好读应该成为叙事类历史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史料为依据，以严肃的态度为基础，如果是这样，再好读，我觉得应该不是缺点。
赵冬梅在读研究生时，重点研究了宋代的官员制度和制度。在中国史学领域，制度史研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的基础之一，前身是邓光明、朱宗斌、田玉清，现在有一众著名学者和教授，如严布克、邓小南。
赵冬梅学习了近20年的官制，她开玩笑说自己只是一个学者，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人。她曾经工作过的最大的官员是本科生的班主任，但现在她被提拔了，是部门的首席劳工官。但她对那些怀着政治理想并实现了这些理想的人怀有最高的敬意。
赵冬梅对看似高冷枯燥的体制充满热情，因为她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人与体制的互动，当她做导师带研究生的时候，她越来越认同，从制度史研究入手，是进入史学领域打下基本功的好方法。
"制度怎么可能枯燥、冷酷呢？绝对不会。就像今天你被制度困住了一样，有让人愉快的地方，也有让人不愉快的地方。在制度面前，个别的人很弱，但真正获得权力的人，或者一群人形成一种权力，他们很可能会改变制度。所以，你看人，怎么可能枯燥呢？"
顺带一提，她还小跑了一下隔壁的中文系—"你去书店翻一翻，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写的宋代作家传记，说到官衔，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错的. " "因为这个官制很复杂，如果你看不懂，那你看久了，你也不知道古人挂的这些官衔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里面有虚有实，然后同一个标题时而实时而虚，那是实还是虚？你只有知道他什么时候用过，才能知道这个人具体做什么。"
在《法与心》中，她也尝试着写一部通史——既有她对历史上阅读前辈和同行作品的笔记和思考，也有她在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个人理解和把握，这是一部个人存在感极强的特殊通史。
没办法，我说我们推荐《国史纲要》，但《国史纲要》是钱先生40年代写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推荐这个，说明什么，我们史学界这么多年的工作，外行人还是看不出来。
"我只是不服气。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历史学家显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可能缺乏一个总结，[学术界]一个人愿意把它打散，把它粉碎，并根据他的理解告诉每个人。有一个学术的时代。与钱穆先生的时代相比，一个是我们今天更加冷静。此外，我们有更深的学术积累，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这样做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这项工作。"
《人物周刊》：钱穆先生对宋朝的评价一直相当低，认为它穷、弱，在政治制度上进展甚微，但在《法与心》中，您对宋朝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中国帝制史上政治文化的巅峰，接近理想状态，为什么你们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要跳出那种屈辱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要在情感上寻找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看过去的心态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平和。我们今天在物质层面上确实有进步，在精神层面上，我认为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相对来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可以更加平静。而且，当"救亡图存"不再是时代的主题时，今天的人们会更加关注个人和生命。
在今天的背景下，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会发现宋朝是如此美丽，深渊的联盟实际上是非常划算的——让宋辽在之后的120年里保持和平，两国之间有商业交流，公民之间也有交流和融合，那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然后你看看宋朝的诗歌和歌词，器物的美丽，文化的魅力，以及宋朝的那些人物，包括苏轼，中国最美人格的典范。
谁不爱苏轼呢，说到王安石，我想可能有人恨，说到司马光，有人恨得要死，甚至欧阳修也不是人见人爱，但是谁不爱苏轼呢，而且苏轼是宋朝人，所以宋朝的魅力就出来了，以前的人爱苏轼，不爱宋朝，现在的人爱苏轼，顺带也爱宋朝，更有逻辑上的联系——苏轼出生的时代自然有它的美。你无法想象那个时代乱七八糟，但是有一个苏轼，因为苏轼不是屈原，他真的不是，他很舒朗，而且他很生活化，不仅生气。
赵冬梅：毫无疑问，学者是以自己的时代为基础的，按照我的理解，史学家是崇高的，和自然科学家没有区别，他们都代表人类在某一领域追求真理和知识，我们（史学家）代表我们的族群和人类对过去提出问题，我们脚下的土地必须是坚实的。
我们接受来自这个时代的信息，并受到这个时代的熏陶，通过阅读这个时代，我们学习前人的智慧，发展自己的问题和关怀，学问不是编到墙上的，学者也不是凭空成长的，我们在时代中成长，然后代表时代问过去，当然也有一些超越时代的道理，比如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所见即所言，坦诚相待。
即使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方法和观念仍然会发生变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宋朝的历史评价。
人物周刊：近两年，宋代的文化、历史、美学突然热了起来，您对这次宋代热有什么观察和思考吗？
今天的"宋热"，作为一个研究宋代历史的人，我感到很欣慰。另外，在更高的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时代进步了，年轻人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强了，渠道也不再单一。第一不是单纯依靠课本，第二不是单纯依靠通俗文艺，比如评书、戏曲、影视剧。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看金庸小说，他们直接奔向史料，直视古代留下的东西。有一群这样的人，类似的著作还有很多。
另外，我觉得宋朝可爱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真的很美，我很感谢像《清平乐》和《知否》这样的影视剧，那里的服装和场景真的很美，只是处于那种美的状态，电视工作者在还原那个时代，让那些（宋）画动起来，这很了不起，我们历史学家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赵冬梅：你看，我们历史上有存在感的皇帝都是扩张主义的，宋仁宗恰恰不是，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皇帝，可以听取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清平乐》中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宫廷戏曲，那里有矛盾，比如很大一部分人不喜欢陆一建对吧？皇帝也不喜欢他。但是当国家危难之时，他们认为只有陆一建才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调动一切资源组织防御。这就是政治。这是一个国家应该有的，也是我们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政治。
皇帝和他的所有朝臣一起组成了“朝廷”。朝廷必须处理内部和外部事务。例如，当外敌到来时，他们必须组织防御，而不是整天无所事事，大臣们每天互相争斗。皇帝被蒙蔽了。他坐在宫殿里，陪着奸臣的女儿吃喝玩乐。而且，奸臣必须有一个可爱的女儿（送到宫殿），忠诚的朝臣的女儿也不受欢迎。这样的逻辑怎么可能呢？再看看宋帝的辛苦，现实不可能是那样的，这是我们之前的叙事模式。
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和《雍正大帝》是另一种模式，把皇帝描述成劳模，这很可能是错误的。
我觉得《清平乐》里的朝堂是一个特别接近常态的朝堂，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所以观念上的转变是这部剧非常大的进步，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的创作者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的剧作家，他们有更细致的思考，更有逻辑的认知，戏剧和影视是大众艺术，其实是给大众灌输一种历史感，如果这条路走得好，我觉得会打开人民的心智。
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宋迷们。我们可以了解和热爱宋朝，但不要夸大其词，我们必须明白：宋朝看起来又现代了（现代），它仍然是一个帝国王朝（帝国王朝），一个帝国中国大背景下的国家。所以当我评价宋朝时，有两个资格——它达到了“帝国时期政治文化中的最佳成就”和“帝国制度下和儒家政治中的最佳成就”。你不能从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咚”出宋代的东西，然后说这是“民主”，那是一个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当时的树没有结这种果实。但是我们的树也结出了好果子，它也可以解决问题。
关于国家治理和理性的政治文化建设，我个人更倾向于不是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人物周刊：今天我们认识历史、想象历史、还原历史，要小心什么？
赵冬梅：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常识，其实在社会上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事，常识都很重要，当然古代的常识不一定是今天的常识，有一个时代的常识，我们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一切活动，这个常识的内涵很广，包括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行为是允许的。
比如在古代，三妻四妾可能是常识，但是今天一夫一妻制是常识，所以古代常识需要我们的时间去理解，古代常识和现在常识的区别是我们和古代最大的差距，所以如果你用今天的常识体系来看古代，你会看到一些不真实的东西。
古代和现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常识，这是我认为现代人需要历史学家的帮助才能跨越的，如果我们不跨越这个鸿沟，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古代，而如果你不能真正的知道，如果你不把这一整套逻辑弄清楚，你就无法从我们古代文化的真正价值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