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世界，如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的话，仅存在着东方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两个世界。
只不过西方文化圈的范围因为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的影响，范围远远大于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圈。
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印度次大陆，其实都是西方文明体系下的次级文明，相互间虽有差异、且矛盾重重，但其源头都在西亚，文明的内核相差不大。
说到人类文明的起源，最早应该追溯到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随着末世冰川的消融，东亚和西亚在1万年前开始驯养动植物，形成了世界最早的农业文化，并开始向四周扩散，8000年左右西亚的农业人口进入埃及，7000年左右进入了东欧，对欧洲原有的渔猎人群进行了大换血。6000年左右，小麦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印度河流域。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西亚在7000年左右逐步从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转向父系氏族社会。
到了6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阶级分化。
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阶级分化进一步加深， 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出现了零星的城市文明。
埃及的法尤姆、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都建城于此时。
我们可以看到城邦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与农耕文化的扩散时间是有一定关联的。
比如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出现的比两河流域晚得多，古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在4600年才建立，很难说他们已经进入了国家状态，至少从考古遗迹中并没有发现武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所谓印章文字不过是用于贸易证明的标记而已。
3900年前，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进入了印度，古印度河文明逐渐消失。
但是恒河流域也没有立即出现先进的文明，说明雅利安人生产力水平也很落后，并没有促进恒河流域文明的发展，只带来了落后的种姓制度。
直到吠陀文化晚期，即2600年前左右，印度历史进入十六国时期，标志着恒河流域这才进入了文明状态，梵文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逐渐成熟。
为何恒河流域的文明的进程会滞后这么久呢？这与印度河文明是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而出现，且与两河流域商贸往来密切。
而恒河流域则是稻作农业，从中国南方传过来的水稻种植历史不会早于5000年，又受到横断山脉的阻隔，其文明反而较少受到外来先进文明的影响。
古印度河流域出现的城市遗址
由此可见，在7000年前文明尚未形成之时，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化，就开始向四周扩散影响力，北非、东欧、中亚、印度次大陆几大地理区间都与西亚关系密切。
到了5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南部苏美尔地区出现了众多城邦，并形成了以12个主要城市为中心发展起的城市联盟。
为了争夺水源和有利的商业点，城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这个时期被称为早王朝时期，基什城邦曾一度称霸，且出现了宫殿。
作为城市政治中心的宫殿竟然比城市晚出现10000年，可见苏美尔文明形成之初，政治内部整合是滞后的。
到了5000年左右，国家的行政组织开始完善，最先用于贸易的楔形文字也已经出现，其文化影响扩散到伊朗高原、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巴勒斯坦。
灌溉农业是和贸易网络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根本
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整个西亚贸易网，影响范围就更远了，古印度、克里特岛、埃兰，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先民的贸易对象。而且古印度、克里特岛、埃兰文明的产生就与贸易息息相关。
金、银、铜、锡、木材、羊毛、马匹等都是商品
可以肯定，从5000年文明初始，西方文化圈就已经形成，他以贸易为纽带，联系着中亚、西亚、北非、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随着文明的扩散，西方文化圈的边界也在增大，贸易中心的位置也会因为战争或者经济中心的迁徙而迁徙。
总体来说，这一文化圈内部凝聚力不高，数千年来因为贸易的利益争端、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而频繁发生战争，耶路撒冷的现状与三千年前并无二致。
可见西方文明圈政治整合能力之差。
很多人认为东亚的文明就是中原文明逐渐向外融合扩张，最终形成了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因为长久统一，族群单一，所以文明的凝聚力高。
这是很早之前的史学观了，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疑古派出现了，他们对老祖宗的记载并不信任，后来又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大行其道，直到近20年国家实行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出土了一系列遗址，才基本把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讲清楚，并用考古资料证实了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的相关记载完全可信。
原来，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如此的波澜壮阔！
中国的农业文明和西亚同样出现在10000年前，只不过，我们和西方又有所不同，中国单独形成了北方以种植黍和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稻作农业。
且南北方向独立发展，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看，南北人群至少在8300年前，是没有基因上的交流的。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甚至辽河流域，中国都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而且是多头并进，多元一体！
从现在发现的考古遗存来说，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甚至辽河流域都有发现从10000年前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考古遗存，我们以海岱区为例：
海岱区是古东夷族的活动区域
大概在7000年前，从墓葬出土的男女性别比例分析，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相继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且开始了出现了阶级分化的迹象。
到了6000年左右，阶级分化加剧，此时出土的贵族墓葬无论是规模还是随葬文物，都说明了贫富分化已经非常明显。
也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比如说澧县的城头山遗址、上海的崧泽遗址、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凤翔的水沟遗址、山东的大汶口遗址，以及辽河流域的红山遗址群。
良渚遗址群
到了5500年前，各地相继出现更多的早期城市，手工业继续发展，陶器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早期铜矿冶炼的遗存也开始在各地出现。
到了5300年左右，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长江中、下游，或者海岱、西辽河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遗址群，小型城市围绕着大型城市比邻，小城面积数万到数十万平米不等，大的城市达到100万平米以上，良渚甚至达到了300万平米。
而且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已经独立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
中国也就在这一时期步入了古国文明的大门。
早在8000年左右，中国内部的多个文化区间已经存在某些交流。
到了7000年左右，无论是稻作农业人群还是旱作农业人群，他们分别都有制作各类形制丰富、图画各异的陶器，且都在向周边区域扩散文化影响。
到了6000年左右，最早见于西辽河的玉器文化开始向南扩散。
而且距今5500年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从形制和工艺上，都与西辽河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几乎百分百有联系。
到了5000年左右，玉器已经被全国各地的族群接受，并赋予更多的文化含义，比如说玉钺、玉璋、玉琮的形制，分别寓意了王权、军权、神权等。
这说明此时中华文化的相互作用圈已经完全形成。
可见几乎在同一时期，无论是西方文化圈，还是中华文化圈都已经开始成型。我们知道，维系西方文化圈的关键在于贸易，两河流域有发达的农业，也有发达的手工业，但是缺少各类矿产、木材、马匹、皮革，所以形成了最早的贸易网络，促进了文明的传播。
西方文化圈之所以建立在贸易的需求上是有原因的。
原因在于整个西方文化圈在地理上非常破碎，适合农业的区域仅限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下游以及印度河流域狭窄的灌溉区域内，西亚的气候太过于干燥，大部分区域年平均降水量低于200毫米。
而且这三个适合发展灌溉农业的地方距离还比较远，地理上并不在同一个板块，板块之间有着大面积的荒漠或者山地，这些荒漠地带还生活着对农业文明威胁极大的游牧民族，这使得三者之间的政治力量很难整合起来，且互不统属，即便有少数强大的政权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通过武力短暂的把几个区域纳入统治之下，但都不可能持久，因为地理的破碎性决定了各板块的政治离心力极大，统一难以持续。
而且随着西方文化圈的向外辐射越来越远，从东南欧，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再扩大到美洲，其内部反而越来越难以整合，不但欧洲长期陷入列国纷争，而且与西方文化圈“一奶同胞”的伊斯兰文化圈在1300年前独立成型，两大文化圈相互征伐，互不统属的倾向越来越不可逆。
以西方文明灯塔自称的某国试图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改造，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区域地形图
然而中华文化圈则完全不一样，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区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条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相对西方破碎的地理板块来说，黄河和长江的上、中、下游之间交通便捷的多，无任何阻碍。
且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还可以通过中间的汉江、淮河支流的水路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早期的中华文化圈在地理上几乎是一个整体，这区域内的人群必然有着相对一致的利益需求，比如说共同对抗自然灾害、共同对抗外敌。
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圈更容易形成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政治组织，且这一族群还有着相当一致的共同利益。
再加上中华文化圈周边外围的经济要落后很多，统治者只需要掌握了核心区域，就可以持续向外传播文化。
所以在中华文明刚出现不久，中华文化圈就开始了内部的政治整合。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史前社会进入了剧烈的动荡整合期，考古材料发现：先是红山文化衰落，人群南迁；接着山东大汶口人群西进、长江中游的屈家岭人群北上；而且在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文化已经深入到岭南和珠江流域；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向北传播到内蒙古，与红山文化人群一起形成了老虎山文化，又有部分庙底沟人群西上抵达了黄河上游，再经甘南进入川西北地区。
黄帝面临的困境
这一时期，正好是古籍记载的黄帝时期，所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 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此时遭受到了四个方向的战略压力，神农氏炎帝已经无力面对这样的局面。
黄帝不得不“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 最终黄帝通过军事、联姻、政治等各种手段，基本完成了对黄河流域的政治整合。
详见“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轩辕黄帝到底有多猛？ 史书称黄帝时期率领军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
西至于空桐，登鸡头。
南至于江，登熊、湘。
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与考古时期相关人群的迁徙方向完全一致。
到了尧、舜时期，则完成了对长江中游苗蛮势力的征伐，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石家河文化遗址忽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存。大禹时期，他通过与淮河流域的涂山氏联姻，解决了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防风氏。详见史记中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可信度有多高？
中华文化圈的第一次大规模整合，发生在5000年-4100年之间。
分子生物学的相关学者根据这一时期东亚地区遗骸的DNA单倍体研究，发现在4800-4200年间，南方和北方群体汉族发生了大规模基因交流，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详见汉族是怎么形成的？分子生物学给了我们答案 而且这种交流，基本奠定了数千年的汉族基因，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圈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
由此可见，早在4000年前的五帝时期，中华文化圈已经基本完成了内部的政治整合。只不过到了夏朝早期出现了内乱，造成部分整合的成果丢失，夏朝一度失去了对长江流域的控制。
太康失国期间，夏朝失去了对长江、淮河流域的控制
商朝建立之后，商人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迅速地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不但把势力范围推进到了长江中游，再这里建立了盘龙城和吴城，掌控了当地的铜矿和锡矿资源，为商朝的青铜时代奠定物资基础。
中华文化圈的内部整合进程持续进行了五千年。
“中国”最初作为一个地理、文化概念，从最初仅限于河洛一带，后来扩大到中原地区，再扩大到江淮，进而扩大到岭南，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概念已经扩大到整个长城以南。
如今的中国，则是一个覆盖了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
而且我相信中国的概念还会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圈的未来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稳定的力量，一带一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华文化圈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