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47年（元定宗二年，南宋淳祐七年），在成功灭亡金朝（公元1234年）并启动灭宋战争的背景下，元世祖忽必烈（时为王侯）与大臣张德辉（前金旧臣，后为元世祖御史，参赞中枢）在其王府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对话，对话核心要旨是围绕辽、金的覆亡原因进行探讨。
作为历史上同为外来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两个东亚强力政权，其兴衰真可谓“成也勃焉，败也忽焉”，且政权交替过程中均为外来民族推翻原有外族，而原有地域的统治者--汉民族，虽在军事斗争中鲜有建树，但其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却在中国北方300多年的外族统治中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表象形式上也似乎是文化、宗教、价值观等软实力击败了金戈铁马，但真相是否如此呢？《元史》记载了这一段君臣之间精彩的对话。
忽：有人说，辽国因为崇信佛教而亡国，金朝因为笃信儒家学说亡国，这种说法对么？（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
张：辽国的事情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但金朝的事情我亲身经历，宰辅中虽有一两个儒臣，但其余的都是世袭武将。
金国讨论军国大事时并不让儒臣参与。
满朝能够以儒家身份进阶枢机的不到三十分之一。
其国灭应有别人承担罪责，怎么能归咎到儒学臣子的身上的（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
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其实，“金以儒亡”是金元之际对金朝灭亡原因的流行的说法，社会上普遍认为金国建国后的“过度汉化”导致的文嬉武废，战斗力下降是在对蒙元的一系列军事斗争中落败的主要原因。
野狐岭、中都（今北京）、汴京（今开封）、蔡州（今河南汝南）几次关乎国运全局的战役一败再败，兵溃千里，面对蒙古铁骑的进攻，金军几无还手之力，曾经灭亡了北宋的那支“精骑射”“勇悍不畏死”完颜氏部队早已荡然无存，建国仅百年有余的阿骨打后代们便如此不堪一击，似乎与靖康年间宋人李邺（此兄绰号“六如给事”）笔下的“如虎、如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势如泰山”军队大相径庭，离元修《金史》中描述的“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也相去甚远。
难道孔孟之道真能于杀敌于无形，事实真如元世祖所言么？
乱花渐欲迷人眼，错把孔孟当祸首
金国早期的军事实力用“恐怖”二字形容毫不过分，其将领的军事能力、职业素养和武器装备水平也确乎高出北宋几个档次，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选编靖康年间的战报就有“河北路宋兵二千与金人十七骑站，败绩。
”的记载。
武器装备和作战队伍配置方面，“拐子马”、“铁浮屠”等轻重骑兵（宋人时称“铁鹞子”）在实战中正面、侧翼的协同作战更是在火药使用前的冷兵器时代的无敌存在。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的另一战（河南睢县）描述宋军遭遇“铁鹞子百余骑”的战果为“一万之众，不战自溃”。
此外，宗弼（即《岳飞传》中的金兀术）、宗翰、宗望、挞懒等开国名将的军事指挥能力，以及谋克、猛安部落军事单位的战时保障和单兵作战能力加持，确保了其在战术层面对敌人的全面压制，宗翰就曾当面向宋朝使节扔弓，自信地表示“愿得略见南人射弓手段”。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北宋的灭亡和终南宋一朝的称臣（后为叔侄）纳贡选择实是当时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必然。
“用夏变夷”是完颜统治阶级灭宋后集权专政的制度之选。
入主中原前，生女真部落（即完颜部出处）是从事粗放渔猎农耕的民族，生活条件原始艰苦（阿骨打与百姓同食同浴），个体经济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只能以父系家族这种大单元社会实体存在，因此家族团结，凝聚力极强，政治制度选择上采取了宗室共治（即勃极烈辅政体制）方式，即在宗族内部按照分工和贵族级序共同做出政治军事决策的中枢会议制度，有着强烈的原始军事民主制色彩。
北宋灭亡后，由于宗室贵族在政权决策中占据主导，军事民主制对皇权构成了直接威胁，皇帝至尊权威丧失，宗室贵族的权力膨胀过度，与皇权形成强烈矛盾。
《燕云录》中记载的金国二代君主吴乞买因私用国库金银竟被群臣庭仗二十就是二者冲突的实例体现。
这就迫使金国统治君主选择封建儒家经典理论和汉家文化来改革国家官僚行政制度和礼仪体系，以期在实质上确立专制皇权。
从三代熙宗开始，军事民主制废除，改为三省六部制，而在皇权确立过程中，熙宗和海陵王（乃至之后的章宗）对宗室近亲采取了残酷屠杀，“防近族而用疏属”成为之后金朝上层建筑中选择中枢成员的特点，引发了金朝后期屡屡发生的祸起萧墙，宫闱惨案。
马克思的“野蛮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句名言在金朝建国两代后就展现的淋漓尽致，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熙宗完颜覃变成了“赋诗填词，茗茶焚香，雅歌弈棋”的汉家天子；四代海陵王好读经史，在中秋夜能够即景创作《鹊桥仙》；五代世宗可与女真仆役讨论伯夷、叔齐的仁者之道；六代章宗仿宋徽宗写得一手漂亮瘦金体，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图卷幅题《女史箴》即为其手书，直至明清都误以为徽宗手书，后经学者依据讳字缺笔和印鉴方才确认。
中原农耕文明带来的绸缎窑瓷、珍馐美食、礼乐歌舞、迅速击溃了渔猎游牧民族毡裘马革、逐草而生、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方式，这种从感官上就能体会到的变化实难抵御。
正所谓“由奢入俭难”，伴随着金朝君主汉文化素养的提高，女真族原有的尚武精神与军事实力迅速衰退。
宋人《使金录》记载了在七代卫绍王时期，南宋庆贺师团的文人代表竟然在传统军事表演节目“射弓宴”上完胜对手精挑细选上来的金朝职业军人和殿前右卫将军。
而入主中原后，曾经让金国人自豪的猛安谋克也耽于吃喝，群饮赌博、不习骑射、不亲稼穑，终于走向没落（与清末八旗军何等相似！）
建国百年间军事实力沦落于此，以至于末年被新生蒙元政权打的找不到北，不禁让人唏嘘。难道儒家学派真的是金朝后期没落的根源？儒家文化真的是把“看不见的杀人刀”么？
答案是否定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世宗、章宗两代时期，内部政治修明，仿唐宋创礼法制度，并入中华文化一脉，外部与宋偃武讲和，与民修养，金国进入了全盛时期（史称“大定明昌之治”）。金世宗当时有“小尧舜”之称，连南宋经学大儒朱熹都醋意十足的认为其“恐只是天资高，偶合仁政耳。”
繁荣的背后，掩盖不住金帝国的隐忧，表面归咎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实质上掩盖不住其内外遭遇的两个互相叠加、持续加重的危机，一是内部经济政策偏差和民族矛盾加剧，造成的生产关系严重恶化；二是国防政策的调整，带来北部草原新生军事势力的做强做大，使得最终强盛一时的东亚帝国轰然倒下。
1.金朝税赋制度原始设计中存在天然的不平等，猛安谋克户这些“从龙入关”的女真人只需交纳定额的牛头税，而汉族农民要根据土地数量缴纳夏、秋两税，同等面积土地的纳税标的和税率明显有别，不同民族之间的赋税负担可想而知。
如果说土地经济政策在最初设计的不公平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入主中原后的“括地”政策就彻底打破了占领与被占领民族之间的平衡。
前文已经交代猛安谋克户在取得政权后不少人不事生产，耽于享乐，结果导致分配的土地抛荒，而为承担国家赋税不得不将土地出租及至典卖，这就造成了在猛安谋克户中很多人变为贫困。
而为了维护猛安谋克这一立国之本，世宗朝开始，金国被迫括地重授，重新核丈良田授予失地猛安谋克户，而复地猛安谋克倚仗国家优待，未必认真耕种生产，致使土地重新荒芜，逼迫政府再次括地（章宗朝一次即括30多万公顷），形成恶性循环。
而括地过程中往往收缴了汉民族普通民田，“膏腴之田”“数世民耕之地”冒占夺之，这种与民争利、釜底抽薪的土地政策成为金朝最大的弊政，根本上击溃了金朝赖以运转的经济基础，动摇了国家根本，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汉民族与女真民族的对立情绪，失地汉民失去了维系基本生活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铤而走险反抗起义，民族矛盾激化。
蒙元灭金时，中原地区很多汉族地主、农民归降蒙古，对女真进行有规模的民族仇杀，以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
这种政策制度制定中造成的民族仇恨和人间惨剧需要多少代的努力才可以熨平！
2.后期对鞑靼部落（即蒙元）国防政策调整，变主动出击为被动防御，坐视其完成内部统一，终成心腹大患。
由于金朝建国后灭辽向南发展，并未真正就蒙古族部落问题真正解决（后金及清朝通过联姻等方式结成同盟共同伐明），骚扰不断，边境问题突出。
世宗时曾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号为“灭丁”，这也在更大程度上加深了民族之间的仇恨。
而在军事实力下降后，为防蒙古南下，章宗朝更借鉴秦汉做法，在北部边境修筑了堡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准备“秋防”。
金界壕耗费了已近暮年的金朝大量的人力物力，面对由成吉思汗统一了的“大蒙古国”，金朝丧失了出动出击的自信和曾经灭辽侵宋的气魄，更拿不出缓和民族矛盾的有效措施，寄希望龟缩在所谓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结果不是被敌人绕道别进，就是被更先进的攻具击败，最终仍躲不过被“黄金家族”战败的厄运。
小结
关于儒家文化，金国的统治者们只学的其形，未得其实，只知风月歌赋，不知仁孝立国的儒家核心要义；倾慕锦衣玉食，亭台楼榭，却不懂“民为贵，君为轻”的孔孟治国之道，最终导致身死国灭。
但更可悲的是，本文开头对话的主角的后继者们仍然没有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对待国内外事务上重蹈辽、金覆辙，最终没有逃过历史周期律的宿命。
（辛丑年十月己亥初二雪夜书于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