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说什么时候能动，我们才动！”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神州大地，打乱了每一个中国人喜庆的生活。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已经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时隔17年，他再一次在重大疫情防御中勇挑重担，出战武汉。
2003年在广东爆发的那一场“非典”疫情，曾经让钟南山从医学领域的专家一跃成为公众人物。
当时，钟南山以科学家的身份站出来，明确指出“非典”是完全“可防、可控、可治”的，面对别人不敢接的烫手山芋，他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要求“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来！”
17年过去了，当另一场席卷全国的疫情再次爆发后，他再次用专业的医学知识、沉着坚定的语气剖析疫情，解读现状，献言献策，拭去恐慌，激励人心。
他说的话，仿佛每一句都是定心丸，当时网上都在流传一句话，那就是我们文章开头的那句话：“钟南山说什么时候能动，我们才动！”
图|钟南山
一
1936年10月20日，钟南山出生在南京中央医院，因医院的位置正好在钟山以南，其父钟世藩便为他取名“南山”。
钟南山的家庭是医学世家。他的父母都是医学工作者，其父钟世藩是我国著名儿科医生。从小成为孤儿的钟世藩，一边为有钱人家做苦工，一边刻苦努力学习，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当时的协和医学院实行严格的末位淘汰制，钟世藩是当年40 位入学同学中顺利拿到学位证书的8名毕业生之一。
1930年，钟世藩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赴美深造，最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其母廖月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高级护理专业，曾由当时的卫生署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后成为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终南山不到一岁，便随家庭奔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中央医院被迫辗转迁到贵阳，钟世藩也不得不带着一家老小，一起西迁，这一呆，就是近十年的时光。
就这样，小南山在贵阳度过了自己近10年的童年时光。直到今天，钟南山还把贵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并自誉“算是半个贵州人”。
1946年，抗战胜利一年多后，贵阳中央医院迁往广州，10岁的钟南山和家人由此定居在这里。
图|钟南山少时
其父钟世藩在广州担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后还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
1949年，***中央卫生署高官曾劝说钟世藩撤退到台湾，但他不顾***的劝阻，毅然留在了广州。
同年，钟南山从岭南大学附小升到广州华南师大附中。
1955年，19岁的钟南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从而拉开了自己未来从事医学事业的大幕。
5年的大学时光结束后，钟南山留校做辅导员，从事放射医学教学工作。1964—1966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省乳山市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文革”开始后，因为曾在***政府医院工作以及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钟南山的父母都受到了很大冲击，连带钟南山也成了“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
1968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每天要铲几千斤煤，在炉膛来回担煤几百趟，困境之前，他依然选择积极面对。
一次，为了响应献血号召，他献出400 毫升血后险些晕倒在锅炉房前。
1969年，钟南山跟随医疗队到河北宽城下乡，然而，当真遇到病人时，却因为条件有限，束手无策，只能在病人痛得厉害时打一针止痛药。
作为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这一实践经历给了他很大刺激，也让他初尝医生这一职业的局限与无奈。
谈到1960年毕业后这十年的时间，钟南山说：“我毕业后留校，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是服从分配。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这不是我所能选择的。”
图|年轻时的钟南山
二
1971年，钟南山重新回到广州，在广州第四人民医院正式成为了一名医生。
他被安排到医院急诊室，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此时他已经35岁了。
整整耽误了11年，此时的钟南山渴望能尽快在岗位上做出一些成绩，但只有大学时所学习的一些基础医学理论和基础操作，缺少临床实习经验。
此后的一次误诊经历，更让他懊恼不已。
1971年夏天，钟南山所在的急诊室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咳血的病人，要立即送来广州会诊。
钟南山为病人做了一些初步处理，诊断为“结核性咳血”，并决定把病人送到广州市结核病防治所治理。
谁曾想，第二天，他听到了主任从紧绷的嘴唇中吐出的几个字：“他们说那病人是消化道呕血，马上去接回来！”
钟南山立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将患者接回医院，重新会诊。
原来，病人的真实病因是一根鱼刺扎在胃黏膜的动脉上而出血。
这次误诊深深铭记在钟南山心里，他非常自责，但更有勇气敢于直面错误。
他下定决心，就算拼了命也要干好这份急诊工作，他不再给自己任何喘息的时间，日以继夜地在急诊室里学习、记录，刻苦钻研技术，图书馆、X 光片室、心电图室，到处都留下他的身影。
8个月时间内，他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在急诊方面已是个熟手。
一位与钟南山共事几十年的同事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时的钟南山：
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大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衣，竟显得飘逸松动，他真有点像个道骨仙风的大夫了……
图|钟南山父母钟世藩与廖月琴
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发展还很落后，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周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对慢性支气管炎发病的群防群治。
根据上级的指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成立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由老专家侯恕牵头，钟南山也加入了这一小组，而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在医学领域的专攻方向。
钟南山回忆说：“那时候没有哪个人愿意搞慢支，治疗办法也不多。不过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消极，我会试图找到方向，找到自己的希望所在。比如当时我就用我所学的生化知识分析白痰、黄痰的成分。后来我们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研制小组也慢慢发展到一个科，到1979年成立了研究所。”
据钟南山的同事罗锭芬回忆，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和钟南山一起下乡调研，“我们一早骑单车下乡，我坐在后面拿着农民的痰——这是我们做研究的标本。钟南山就对我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
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广东省的代表，钟南山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钟南山也因此获得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机会。
图|钟世藩
三
1979年，钟南山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进修。他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英国派遣的首批留学生之一。
钟南山回忆说：“虽然已经43岁了，但那时候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就是强烈地希望能到国外学习一些先进技术。”
1979年10月，钟南山到达伦敦，他一面恶补英语，一面给他的导师、皇家医院大卫·弗兰里教授写信，表达对未来学习进程的期待，没想到却收到导师这样的回信：
按照英国的法律，中国医生的资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实验……
这无疑给钟南山泼了一盆冷水，在很多英国人眼中，当时的中国还很落后，弗兰里教授甚至告诉他，他根本不需要在英国待两年，而只要待八个月就可以了。
钟南山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心想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
为了向英国教授证明自己的能力，钟南山决定进行“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研究。
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他决定拿自己做实验。
他让护士帮自己抽血化验，然后吸入一氧化碳，据说他吸入的一氧化碳之多，相当于一小时抽了60多根烟。
最终他把研究曲线做了出来，这个实验不仅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的一个演算公式，还发现其推导过程中的不完整性。
弗兰里看到结果非常高兴，相关论文最终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发表，之后弗兰里改口八个月的留学时间，对钟南山说:“你想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在英国留学的两年时间里，钟南山通过与英国同行的合作，取得了对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6 项科研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4 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会议上发表。
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他“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的称号，1980年，他还被邀请在全英医学科学学会作报告。
1981年11月，当钟南山毕业准备回国时，弗兰里教授特意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写去了一封信，说：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然而，最让钟南山激动不已的，还是来自于父亲钟世藩的表扬。
在他的记忆中，这是45年来父亲第一次对他如此肯定，父亲郑重其事地赞扬他：“你终于用行动让外国人明白了中国人不是一无是处的。”
图|钟南山父亲钟世藩
四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儿科医生，一辈子的行医人，也是钟南山人生的导师、领路人。钟南山为医为人都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
钟南山回忆起1969年和父亲的一次对话：
那时，我遇到一个孩子，尿血很厉害。我就说这是一个结核的病人。他反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这话就给我问住了。因为我从来就没想过。尿血是很普通的，它可以是膀胱的炎症，可以是结石，当然也可以是结核。父亲的意思是你的判断得有证据。
从此，钟南山看事情、做研究，就养成了要找到事实根据的习惯。他相信自己的观察，但从不轻易下结论。他尊重事实，但也从不盲信权威。
20世纪50年代，由于科研经费缺乏，父亲用自己的薪水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起了实验。有人要找他时，邻居总是戏称：“往前走，那个有老鼠味的地方就是钟世藩家。”
到了75岁，本该是含饴弄孙的年龄，医者钟世藩仍然停不下来。
他想写一本书，想总结自己干了一辈子儿科医生的收获得失，想真真切切在自己工作过的领域留下点东西。
那个时候，中国整体的医疗水平和设备相对还比较落后，他希望自己一生从医的经验教训能帮助以后的儿科医生对患者症状体征进行更为有效的判断，书名就叫《儿科疾病鉴别诊断》。
钟南山回忆当时的场景说：
那时父亲两眼有复视，看东西有重影，所以他常常捂着一只眼睛写，累了就再换着捂另外一只。他那本书写了有40多万字，就是这么每天伏在桌子上一直写。我当时就劝他：‘你眼睛不好，就别写了。’他反问：‘不写，不写干什么，让我等死吗？’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和家庭环境影响下，钟南山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继承着父亲的为医之道，也努力践行着他说的话：“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东西，这个是具有最大意义的。”
2003年，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首先在广东地区爆发，来势汹汹。当时的中国，对这种突然袭来的新型病毒还没有做好完全应对的准备，出现了对疫情预估不足、应对不力等情况。
钟南山以科学家的身份站出来，明确指出“非典”是完全“可防、可控、可治”的。
当年4月，当国家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时，他终于忍不住了，当场表明：“现在还不能说是控制，只能说遏制。控制的前提是发现病原体，同时找到对这个病原体的处理方法。目前这个病的病源都还没搞清楚，怎么控制它？”
正是在这些有理有据、铿锵有力的言辞中，人们记住了钟南山。
当有关部门发布“引起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基本查清，元凶是‘衣原体’，并建议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的消息时，钟南山立刻提出质疑，他带领团队，通过对防治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从40多例“非典”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及血清检测中分离出两株冠状病毒，经检测，发现“非典”病原体正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这一结果在提出4天后，迅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这为“非典”防治工作定下了坚实的攻坚目标。
在钟南山团队提出的救治方案引领下，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人的抢救率大大提高，死亡率一再降低，且患者的治疗时间明显缩短。
这套方案后来被国内多家医院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
钟南山从业几十多年，始终坚守在抗击第一线，坚持科学实验，即使病倒也不轻易下“战场”的工作态度和职业操守，是他牢记一名医生的责任和使命担当。
“非典”以后，他依然是个斗士，依然冲在治病、研究的最前线。
2020年，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出现，此时已经84岁高龄的钟南山再次出征，前往武汉。
出发时，高铁已经没有票，他们甚至准备好了马扎，最终在餐车箱里找了个位置。
钟南山仰面休息的照片传遍网络。
钟南山这样说过：“谁把我看成什么，我并不是太在乎。因为我始终没有脱离为病人服务这个根本。”
愿疫情早日散去，愿钟老寿比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