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遇到一位喜欢传统文化的道友，对孟子“批判佛教”这件事很是不满。儒易君一时有些惶恐，难道是自己孤陋寡闻不了解“孟子辟佛”的历史吗？仔细一想不太可能，战国时期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孟子总不会从战国穿越到汉代吧。
这位道友大概是误将发生在宋代的“程子辟佛”，安到了孟子头上。而且，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孟子·滕文公章句》“外人皆谓夫子好辩”一章，朱子在注释中确实采用了一些宋儒对“释家”的看法。
孟子所批判的，主要是杨朱和墨家学派的理论。宋儒认为后来传入中国的“释家”理论是“杨墨”学说的PLUS版，对中华文化的戕害远甚于“杨墨”。
这个推论不禁让儒易君浮想联翩：假如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战国，或者孟子穿越到汉代，他会否真的“辟佛”呢？以孟子“好辩”的性格，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洪荒时代的圣人之治
孟子并不承认自己“好辩”。他的弟子公都子曾问过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外面的人都认为老师您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公都子什么意思？一是问老师您为什么好辩？二是问老师如果您不好辩，为什么给人留下好辩的印象？
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老师哪里是喜欢辩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第一，承认自己确实经常辩论。第二，不是喜欢辩论，而是没办法，不得不辩。
为什么非辩不可呢？因为这是历代圣贤的责任。孟子对公都子讲述了一番深刻的道理，令儒易君对儒家圣贤承担的历史和文化的责任有了更深的理解。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孟子首先指出人世运行的大势，是治乱相因的波浪式运动。治便是安定，乱便是动荡。圣人的责任便是在乱世承担拨乱反治的责任，让天下从动荡走向安定。
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代圣人，是尧、舜、禹。他们面对的人世，其社会问题还不那么复杂，主要在于自然生存条件的恶劣。
人类已经在地球上存在很长时间了。起初，人类是一个极小的群体。在所有动物种群中，人类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时，人类只需要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就能维持生存。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到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大为提高，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原始的采集和狩猎方式收获的食物，无法满足生存繁衍需求了，人类迫切需要发展农业文明。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原始的自然条件下，农耕的规模极小。当时的华夏地区，还是一片泽国。因古河道堵塞，常年洪水泛滥。水多而土少，虫蛇猛兽出没。人类则居无定所，有的筑巢而居，有的住在山上的岩穴中。《尚书·虞书·大禹谟》说，洪水是在警示我们啊。
伟大的尧启用鲧来治水，开始向自然宣战，九年而未成。伟大的舜受禅继承领袖之位后，又启用伟大的禹来治水。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禹治水耗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理学家，经过多年考察，对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地形、水文、土壤和植被状况了然于胸，然后进行总体规划。他把中国分为九州，因地制宜治理水患，发展农业、牧业或利用自然资源，为中华民族在夏商周三代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以想象吗？在那个洪荒时代，人们的生活都自顾不暇，居然有人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承担起治水的重任。这就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伟大光辉吧。如果把目光投向4500年前那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治水运动，不得不佩服祖先圣贤的智慧、能力和勇气。
青铜时代的圣人之治
如果说洪水是“一乱”，大禹治理水患，增加耕地面积，改善居住条件，便是“一治”。朱子说，“一治一乱，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寻，理之常也。”
人类总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一个新的问题。恶劣的自然条件被改造之后，人口迅速增长，人的贪欲也在增加，于是社会问题出现了。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尧舜禹时期，族群领袖的思想是以民为本，把百姓聚居的部落及周边地带建设成宜居宜耕的家园。但是，圣人去世之后，继任者开始堕落，把先人治水的成果当作个人享乐的温床。有些暴君，比如夏朝的太康、商朝的武乙，竟然毁掉农田和房舍，改成皇家园林和猎场。
想不到吧，古代也搞过“退耕还林”，只不过那时可不是为了生态环保。君主贪图享乐，却让百姓失去生存条件，衣食堪忧。
配合着君主的贪婪，世间出现了一些维护其利益的思想，便是所谓“邪说”了。比如“君权天授”，“世袭罔替”等等。这些“邪说”又助推了君主的暴行，最终发展出夏桀和商纣两个极端黑暗混乱的时期。
夏桀时期的混乱被商汤拨正，建立商王朝。商纣时期的混乱被武王拨正，建立周王朝。这两次拨乱反正都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人类对自身的宣战。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周公辅佐周武王，铲除了商纣王，并讨伐助纣为虐的奄国。把商朝的残余军队一直驱赶到海边，杀掉了其首领飞廉。推翻了五十个部落的残暴政权，并重新开辟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的土地，建设房舍宫室。于是，天下各族人民都非常高兴，纷纷拥护周国的领导。
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尚书·周书·君牙》说：“文王的胸怀，闪耀着万丈光芒！武王的功业，高奏继往开来的乐章！帮助启迪我们后人，都能够走向正道而没有缺憾。”
商汤和武王虽然都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责任，但是他们毕竟是以暴力的形式，是以伤害无数人类生命为代价。特别是青铜武器的出现，使人类的战争伤亡数量大幅上升。
为了让世人能够尊重生命，周公创建了周代的礼乐文明，把古圣先王仁民爱物、利用厚生的思想融会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中华民族迎来近200年的太平盛世，史称西周。
诸子时代的圣人之治
所谓诸子时代，便是春秋战国，华夏再次进入动乱时期。这一时代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于前面两个时代。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时期的动乱主要体现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逐渐崩溃。礼崩乐坏，从政治层面来看，最早是从周幽王废嫡立庶开始的。如蚁穴之溃堤，周王朝稳定的政治格局迅速发生动摇，进而连锁反应，大夫僭越君主，家臣僭越大夫。最终使得天下之大厦将倾，百姓处于危难之间。
孔子感到十分忧虑，于是创作《春秋》，对二百四十余年间的君王和臣子进行褒贬评价，以微言大义的笔法，阐明王道秩序。相当于孔子自任为最高权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鞭挞”那些为害世间的乱臣贼子。
起初，孔子也想通过从政的方式拨乱世以反其正。但经过十四年周游列国，他发现秩序乱至骨髓，文明几近覆灭。最重要的不是治理哪一个国家，不是恢复一时的清明，而是挽救危亡的文化，传递王道正义的种子。
于是，孔子不得已才当了一回“素王”，秉笔直书，微言大义，“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使乱臣贼子为之害怕。朱子说，“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
孔子的拨乱反正，不是在现实的政治层面，而是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只是存得个治法，使道理光明灿烂，有能举而行之。”虽然没有天子之位，但是他“讨乱贼，垂治法，其功又大于舜禹矣。”因为这不是一世之治，而是万世之治。
时至今天，当西方哲人发现西方文明逐渐没落，甚至将要走进死结的时候，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东方，在孔子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此是后话，暂且不表。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人世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孔子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秩序的混乱，而孟子面对的则是思想的混乱。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战国时期，虽说百家争鸣，但真正给人带来思想混乱的主要有两家，一是杨朱，一是墨子。
杨朱和墨子的初衷也在于救世，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够中正，其末流遂至于“无父无君”。
“杨氏见世人营营于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独洁其身以自高，如荷蒉接舆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洁身而自高，则天下教谁理会，此便是无君也。”
“墨氏见世间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尽爱之，然不知有一患难，在君亲则当先救之，在他则后救之，若不分先后，则是待君亲犹他人也，此便是无父。”
无君，意味着不顾国家集体。无父，则没有家庭亲情。这跟禽兽还有什么区别？
“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飢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如果让杨墨的思想成为主流，必然导致人类社会趋近于禽兽，人性本有的仁义礼智皆被泯灭。从政者失去了人性，其结果便是带领百姓一起成为禽兽，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往往会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写在最后
孟子“好辩”的原因，至此已明。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亚圣心忧天下后世，捍卫历代圣人的正道思想，以免异端邪说危害人间。虽然也没有得到施政的机会，但是他在学术层面进行了一次必要的拨乱反正，“是亦一治也”。
孟子的这一番话，让宋儒联想到后来大热于中土的佛家。程子说，“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止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
这恐怕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道友的误解。假使佛教更早传入中国，相信孟子也会批判吧。但是，孟子和宋儒维护的是作为政治思想的儒家道统，而不是作为民间信仰的地位之争。
禹治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制礼作乐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则是沿着三圣的道路，继续捍卫华夏文明，拨正历史的方向。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异端邪说危害人间，人人得而攻之可也，何必要等圣贤来辩论呢？历史上，许多中国学者对佛家是非常抗拒的。
元代仁山金氏（金履祥，字吉父）说，“佛氏寂灭类杨，而禅定立脱之说过之。慈悲普施类墨，而平等无生之说过之。盖兼无父无君之孝，而资率兽食人之祸者，所以害尤为甚。”
虽然儒易君不是佛教徒，仍然觉得这位学者的话非常刺耳。他的意思是，佛家兼具杨朱与墨子思想的特点，而且对政治和社会的危害更甚。
新安陈氏（陈栎，字寿翁）说，“洪水猛兽，夷狄篡弑，皆灾祸之害人身者，惟有于一时。若邪说，乃灾祸之坏人心者，且流于无穷，而为害尤甚惨。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
不知经过近千年的演变，如今的佛家在古代学者眼中，又是何等面貌。欢迎各位读者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