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远古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
1.司母戊方鼎
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
1939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
1946年6月，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2.商四羊青铜方尊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炭河里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商四羊青铜方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3.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为西汉时期铜器，于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 。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 ，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 。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表面遍饰精细的错金银云纹，全身布满的流云嵌入了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好像犀牛身上的毫毛，金、银、铜三色交相辉映，华美的纹饰既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又有助于表现犀皮粗糙厚重的质感，使纹饰与造型得到完美的结合 。
4.曾侯乙青铜尊盘
战国曾侯乙青铜尊盘，战国早期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曾侯乙青铜尊盘由尊和盘两件独立器物组成，出土时尊置于盘中，尊的口沿喇叭状，长颈，腹部圆鼓，高圈足，盘由盘体和各种附件组成。整套器物饰龙84条，蟠魑80条，制作复杂，造型美观，极尽奢华，尤其是镂空装饰有若干层，玲珑剔透，精巧华丽，系用失蜡法所铸，堪称鬼斧神工。
战国曾侯乙青铜尊盘是出土先秦青铜器中最复杂、最精美的一件，代表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战国曾侯乙青铜尊盘与中国已发现的其他几件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青铜艺术发展史和古代冶金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5.曾侯乙建鼓底座
战国青铜曾侯乙建鼓底座，出自中国战国时期，其由八对大龙和许多的小龙相互纠结盘绕而成。该青铜底座采用传统的范铸法制作，并非一次浇铸完成，而是分段铸造，然后焊接起来。该鼓座被有关专家称道为把龙饰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战国青铜曾侯乙建鼓底座，高50cm、直径80cm，由八对大龙和许多的小龙相互纠结盘绕而成。
每条大龙的头、身、尾部均攀附数条小龙，龙身上嵌着绿松石。
八对大龙相互缠绕、龙上有龙，中间杂夹着数十条纠结穿绕的小龙，可谓龙头别着龙身，龙身别着龙尾，龙尾别着龙头。
由于无数条小龙首尾纠缠，盘在一起，向上攀爬，给人既纷繁变幻又舒展开朗、生动有序的奇特感受。
据史料记载，“植而贯之，谓之建鼓”。
建鼓，是以一柱贯通鼓腔，竖立在鼓座上。
建鼓底座作为乐器附件，用于承插建鼓贯柱，稳定建鼓。
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青铜器专家万全文说，可能是铸造者想象力太丰富，该鼓座把龙饰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据他介绍，精美繁复的龙饰在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比较普遍，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共性。
比如，出土编钟上面的装饰也有很多类似的龙饰。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是商代后期，代表器物是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一些从殷墟富豪墓出土的青铜器非常精美。
大件器物如司母戊大方鼎非常著名。
不过，司母戊鼎虽然大，从工艺上讲并不是很复杂。
第二个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期出现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该一时期的代表器物是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青铜器。
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晚期的青铜器。
该件建鼓底座正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
从铸造工艺来讲，该器采用传统的范铸法制作，并非一次浇铸完成，而是分段铸造，然后焊接起来。
该件鼓座上粗壮龙身绕来绕去，不像其它纹饰细小，分制之后焊接也有难度，最后成形非常不易
很多冶金专家在细致研究过它后，都认为该器是春秋战国时代青铜铸造艺术的巅峰之作。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许多国宝都有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但该件建鼓底座由于工艺复杂，铸造工艺无法复原，没有替代品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