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迁如何评价商纣王原文？
①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节关于纣王的评价，内容如下：
“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膂力过人，手格猛兽……”
从这一节记载来看，纣王不但才思敏捷，而且还雄辩过人，力量也很强大，勇猛程度到了徒手能和猛兽搏斗，由此可知，他是一个文武兼备之雄主，绝非酒囊饭袋。
既然纣王如此文韬武略，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历史功绩吗？当然有，而且还很大，在整个华夏历史的进程中都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史稿》的记载史料来看，纣王有这么一大历史成绩总被忽略：
纣王为了进一步强大国力，对东夷用兵，东夷当时的力量很强大，也一直在快速扩张，所以纣王和东夷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极为艰难，但结果还不错，纣王不但带兵击败了东夷的部队，还俘虏了大批“亿兆夷人”扩充编制到自己的部队里，以壮大部队的规模和战斗力。
纣王征讨东夷，第一次最大限度地使商朝的国家疆域扩展到了东南之地，不仅打通了中原地区和东南之地的通道，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为东夷之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比如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先进的文化知识。***就曾对纣王的功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②
司马迁评价商纣王：知足以建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二、秦始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最主要原因，众说份纭。我觉得秦始皇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所以，尽管被许多人怒骂攻讦为“暴秦”，史学家并不敢否认赢政的贡献，称之为“千古一帝”。
黄帝、伏羲、尧、舜、禹等三皇五帝孕育了“两河流域”等华夏文明基因；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算是汉文化的童年；秦赢政统一六国，设立郡县，制定“文同种、车同轨、量同衡”等基本制度，使神州大地归于一统的文化认同。
经前汉后汉培育，尤其汉武帝“黜废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孟之道至高无尚思想统治地位，才有了后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汉文化对江山社稷的认识。
五千年文化，生生不息…秦始皇功不可没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自秦亡后直到今天，对他的评价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李自《秦王扫六合》），但《过秦论》、《史记》、《战国策》、《新语》、《淮南子》、《盐铁论》、《汉书》等典籍中的对秦始皇均为负面描述，指斥他“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
反正，秦始皇是一个大誉大毁集于一身的封建帝王，刚毅戾深，刑杀为威，很少在史料中见到他真实人性的一面。
不过，有一个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与众不同。
话说北大图书馆中藏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孤本、善本，那些传承中华文化文脉的中华古籍或海外回购，或百年传承，或民间捐赠，以后有空，可以说说我在北大国书馆古籍过刊中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翻看的日子。
回头来说北大藏汉简《赵正书》，其中对秦始皇形象的刻画非常具体，从不同侧面彰显了秦始皇将死之时的悲痛、疑虑、惆怅、不舍的感情，为我们加深对历史上真实的秦始皇的全面了解，提供了不少新材料与新视角。
比如，秦始皇的“天命观”在传世文献中很少涉及，《赵正书》则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资料。
秦始皇曰：“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
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
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
”据此，秦始皇的“天命观”可总结为：知天命但却想易命。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逻辑。
孔子主张“知天命”，《论语·为政篇》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秦始皇临死之前也是五十岁，但他的“知天命”与孔子不同，他想延命抗天，变气易命。
这种“知天命但却想易命”的态度，说到底还是对长生的渴望，也即希望打破“天命”的束缚。
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评价秦始皇道：“他的人生观自然是一位非命主义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他想永远长生，而富贵始终在他自己的手里。
”无疑这是《赵正书》中秦始皇的注脚。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但秦王朝又是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
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
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
“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
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
我去过那个空气中千古散发着淡淡血腥味的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墓内186具殉人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
这里暂不说秦始皇的千秋功罪，只以“欲以变气易命”来看，秦始皇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在“向天再借五百年”的长生情结驱使下，派出了五百童男童女往东海求取长生不老仙药，可以说率先作出超越常人思维的人类延命的科幻探索。
从此，不少历朝历代帝王便把这项事业列入了朝廷的科技攻关计划，一个个前仆后继，壮心不已，求金浇铜铸长生不坏之身，镇守江山社稷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秦始皇是不是很愚昧，妄求长生，做一些痴人说梦的傻事呢？
如果秦始皇能够活在当代，他的长生梦想也许会得到科学家的支持。
刚刚我看到的一个报道，生物科技公司Gero的科学团队最近在《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在死亡率模型中，有两个参数随着年龄的升高而呈指数式增长，而Gero团队研究了所谓的斯特雷勒-米尔德文（Strehler-Mildvan，SM）相关，发现其背后并无真正的生物学原因，也就是说SM相关不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拟合性质，换言之，死亡率增长与年龄增长并无相关。
虽然上述科研发现说起来很绕，但这个发现切身关系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得出结论，衰老是一种疾病，因此，可以治疗。
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延长人类的寿命，许多抗衰老研究正在快速发展。
例如，人体变歧杆菌含量的多少与人体的生长、机体代谢、衰老等密切相关，百岁健康老人体内变歧杆菌的数量要比普通老人高约100倍。
根据这一研究结果，国际医学界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人体内的变歧杆菌经过补充，能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人类的平均寿命就可能达到140岁以上。
目前，各种抗衰老研究干预的研究，比如基因技术还在迅猛发展，介入控制细胞的分裂次数和分裂程序，可使老化过程延缓甚至停止，这意味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可能没有上限，甚至可活到宇宙尽头？——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发现（当然地球资源能否供给这么多长生人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且按下不表）。
只可惜一代雄主秦始皇早生了2200多年，急火攻心乱磕药导致只活了50岁，与作为财富象征的100吨水银及庞大的兵马俑军团，永葬于100-200年之内都不敢挖掘的秦始皇陵墓地宫的黑暗深处。
什么是变气易命？“变气说”曾出现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变虚篇》，其文曰：“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
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
鱼动而水荡，人行而气变。
’”《赵正书》所言的“变气”无疑是王充所说的“人行而气变”。
在这一点上，是不是秦始皇很超前，两千多年前就预测到了今天人类的基因技术和抗衰老干预？也许，因为他是中国文化中的“法自我开”的异端，特立独行，开宗变法，习惯用不同眼光看事情，对既成事实不屑一顾。
一般人、常人、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知其可为而为之。
而颠倒常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去做那种大多数人认为不应该做或做不到的事情，被认为是疯子、恶人的行为；知其可为而不为之，不去做那种应该做并且做得到的事情，则被认为是傻子、愚人的行为。
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型，庄子是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典型。
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常人，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知其可为而为之，为历史奠定一个恒常的基础，但他们无法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循行常道，至多只能给我们一个安定的人生，而无法给我们一个充满创造性和个性，因而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人生的真正意义，通常只能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这两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去寻找。
《赵正书》记载与《史记》有重大差异，比如秦始皇作为一代帝王痛哭流涕，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但在《赵正书》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他临死前痛哭，充满了对“天命不可变”的失望哀痛，另一次是他怀疑李斯“侵主”而失控痛泣。
此外，《赵正书》记载了胡亥继位是秦始皇听从李斯等建言后得到明确认可的，这真让人大跌眼镜!
当然，我们绝不能拿《赵正书》来否定《史记》，毕竟孤证不立。
但我从《赵正传》中看到了一个从神的高位被拉下来、个性尖锐创新到远超时代的秦始皇，给我的感觉无疑更加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