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画像
公元959年，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皇帝驾崩。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检点、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开国之君，建立了大宋王朝。
宋朝的国土面积要小于第一个统一帝国秦朝，也远没有汉、唐的疆域之广，但是他的赋税却是汉、唐的二三倍，甚至于十倍。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很是讥讽了一番宋的疆域变化——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
赵匡胤因为得位不正，所以也就心怀鬼胎，对自己的大将们十分不放心。
为了稳定政权，避免重蹈五代时期的政局动荡，于是他导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大戏，夺了武将们的权柄。
将李唐以来，地方军政操于节度史一人之手的弊政一举革除。
然而他的这一举措，也为宋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有宋一代，武人再也没能进入政治中枢，宋朝的文治武功永远都不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是文治永远压在武功之上，所谓开疆拓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北宋、南宋、秦疆域对比图
宋太祖收回武将们的军权，给予他们极大的优待，转而以文臣代替、钳制武将。
读书人在宋太祖、宋太宗的治理过渡下，慢慢走上了主宰天下的舞台。
然而，在赵家天下稳定之后，文臣群体已经养成了气候，势力庞大。
宋神宗时期，文彦博与王安石争论时，甚至吼出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的不敬之语，弄的神宗皇帝哑口无言，可见士大夫在权势登顶之后的蛮横。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置朝廷顽疾、民间疾苦于无物，政治保守，拒绝创新。
而且像王安石变法的队伍中有不少人只是为了权势而支持变法，而不是真的想着国家富强。
能够像苏轼那种比较理性看待变法的士大夫经常得不到一展拳脚的机会。
翻开讲述宋朝的历史书，大致可以可以总结出宋朝的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叫做：冗官、冗军、高赋税。有的书里只会讲一种，有的会讲两种，当然有的会讲全，也有的一个也没讲。
这三个特点将宋朝牢牢的定义在了弱者的标签上——这也是与辽、金、蒙古的武力相比而言，在文化与经济上，宋朝仍是其中的佼佼者。
冗官在于宋朝将科举定义为做官的唯一渠道，而且录取比例很高，开科次数也频繁，结果就是能做官的人很多，为了安排这些人，就要再创造出一批新的官位出来。
这些官越来越多，于是就又弄出了有实责和没有实责的区分来：有的官有名无实，官倒是官，就是没有实际职责，简单来说，就是有官名没官权；有些官则是名副其实的官，既有官名又有官权。
文官在宋太祖时期，奉禄不是太高，而武将则因为让出了兵权，所以宋太祖给的奉禄很高。
等到文臣们完全压制了武将，文臣们就说既然武将的奉禄那么高，那我们也要那么高。
于是，宋朝既要给辽、金输送岁币，又要给手下这帮打工的发高额薪金。
就这样宋朝的赋税所得就很高，比之汉唐都是几倍几十倍的往上翻。
赋税很高的结果造成避税的人很多，但做官的人反而不用为这些发愁，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到免税的便利，他们全家也不用服劳役。
冗兵在于宋朝建立之初，将军队分为厢军与禁军。
厢军为地方守卫部队，只留以老弱；禁军则为中央军队，以厢军中之年富力强者入选。
且禁军优待极厚；厢军相对待遇要差。
为了防止社会游散人员变成不安因素，军队收容了不少流氓地痞类的人员——这些人的一个大的特点就是欺软怕硬、贪生怕死。
也因如此，整个宋朝期间，起义势力不能扩大，皆因朝廷将起义势力中的主干力量都收容进了自己的军队中。
反观之，宋朝军队中不少此类人员，也直接导致了军队的战斗力不强。
整个宋朝时期，除了开国初期以及南宋初期，军队战斗力不错外，其他时期都不太行。
宋太宗曾两次御驾亲征大辽，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宋朝的军队数量也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增长，臃肿不堪。
钱穆《国史大纲》记载：宋太祖时期，兵有三十七万八千；太宗时期，六十六万六千；真宗时期，九十一万二千；仁宗时期，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英宗时期，一百十六万二千。
这样一支年年增长的军队，除了发正常的工资以外，还要不断的发奖金。
结果就是要不断的加税，虽然宋朝的税很大一部分来自商业税，但是农民该交的税也并不少。
宋朝的文治造就了它独特的文化气息，同时也造就了她相对保守的对外军事行动。
宋初的优待文臣，稳定了政局；而北宋中期，皇帝们已经失去了将政治转向武人政治的权力，文臣势力不允许他们做出这种抉择，因为转向武人等如断了文臣的政治根本。
文臣势力愈强，武将势力也就愈弱，虽然文臣中也能出武将，但这些人终究还是重文轻武。
宋的经济繁荣在于她需要金钱，而不是她强到不需要向外族输送岁币，不需要向臣下、军队发高额薪资外加各种奖金。
宋无法成为强国，主要还是因为宋的军队很大程度上只能应付防守，而不能成为攻击的强大军事力量。
文臣在宋朝，作为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想失去手中的权力与利益，更不可能将权力拱手让给老对手——武臣。
所以他们拒绝变法，也拒绝重用武人。
这样的做法，最后只能导致军事不振、国力不断衰弱，成为敌对军事国家的猎物，最终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