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汉武帝，中国古代帝王阵营中最初的两位“典范”，比较两人有不少相似之处，简言之就是“霸道治天下”，然而两人的后世评价却大不同，秦始皇在千古功名之外，还留下焚书坑儒、刑罚严苛、滥用民力的残暴形象，汉武帝则瑕不掩瑜，更多以文治武功流芳千秋，他北伐匈奴、南平百越、东定朝鲜，开疆拓土一统华夏，他加强中央集权又尊儒术，自此以儒家的“王道”平衡法家的“霸道”。
两位“霸道”帝王不同的传世形象折射出从“秦”到“汉”的政治转变，也就是中央集权如何真正建立，又以怎样的国家构造和精神文化实施统治。
而我们读秦汉史的意义就在于秦汉帝国四百余年间“建权建国”探索的结果一同跨越并规范了其后中国两千年的漫漫历史。
壹
秦始皇因何留下残暴之名？
秦始皇残暴之名最大的实证就是“焚书坑儒”，他下令焚烧私人收藏的《诗》《书》等典籍，避免私学，后来又处死了诽谤他的460多人，其中包括很多为他炼长生不老药而失败的方士，不全是读书人。其实宋和清都出现过类似事件，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时间之长，波及之广，同样触目惊心。
秦始皇因此举遭到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抨击，他为何采取如此粗暴的手段呢？他的本意是统一舆论，维护自己的权威，就是要将秦的统治归拢在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下，“法治天下”成为秦制的根本，不仅被汉朝直接继承，也延续后世。秦朝为何选择法家思想呢？这要追溯到秦作为诸侯国崛起之时。
《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
李开元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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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B座四层历史、地理文献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战争频起，争天下霸主，秦国先祖因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封在落后的最西边（今陕西东南），地处偏远，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被中原诸侯鄙视为“夷狄”。
钱穆先生认为秦的崛起源于因落后而开放，向东方引进人才，学习东方经验，但引起的人才多是“韩、赵、魏”三晋地区的人，而非更具地位的齐鲁两国的“儒家”和“墨家”，三晋文化以法家、兵家和纵横家为主，我们熟知的“商鞅变法”实质上就是“以法治国”，彼时的“法”乃“刑名之学”，简单来说就是上到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凡事凡物，只要有“名”，就要“管”，而秦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就是“刑名之学”的具体举措。
《秦汉史》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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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K232/3:2
馆藏地：B座四层历史、地理文献
“刑名之学”的条例无所不包，以此来管理天下事务，就需要懂得这些律令法条的行政官僚，这就是“文法吏”，他们不同于后世的士大夫，本质就是职业官僚，但李斯设计了“以吏为师”的安排，就是“文法吏”也需要是百姓的楷模和老师。
有了庞大的“文法吏”阵营，秦就可以直接派遣官吏到各地上任，帮助中央实施直接统治，秦就顺利废掉了周朝“封建制”的间接统治，转为“郡县制”的直接统治。
周朝是封建制的典范，所谓封建制就是周天子将天下分给诸侯王，诸侯王带着自己的宗族建城，在统治辖区内收税、设立军队，而周天子不得插手。
秦则改为设郡立县，把全国的所有人都管起来，直接收税、派劳役、兵役，甚至废掉了贵族的特权，从而强化了中央集权，也就能集全国之力办大事。
能够靠律法和文法吏对国家实施直接统治，并让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秦由此而灭六国统一天下，却也因运转到极限而二世亡国。
《秦砖》
刘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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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B座四层历史、地理文献
贰
什么人能做皇帝？
汉朝从西汉到东汉，再加上中间短命的新朝，两汉拥有众多“留名”的皇帝，尤其是从西汉到王莽，几乎每任皇帝都在想方设法开新局，以巩固皇权。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在秦汉时期，皇室统治的合法性没有确立，秦末陈胜吴广大喊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能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推倒秦朝。
从秦入汉，没有实现刘姓天下大一统，而是倒回了封建制。汉高祖刘邦当年打着“约法三章”的旗号取信于民，说是要废除秦朝的全部律令，但现实却是西汉建国后，刘邦延续了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等秦制的核心构造，可见宣传的美好、现实的残酷。
《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
李开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K23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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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中唯有“中央集权”是刘邦渴望而不得的，一是起义的旗号就是消灭秦朝的集权统治，不能说话不算话，二是得天下靠的是韩信、萧何、曹参等一众拥兵自重的功臣，实在没实力刚上台就大开杀戒。于是，刘邦不得不分封功臣为异姓诸侯王，但此后刘邦和他的子孙就锲而不舍得想办法削藩，就为了取得“中央集权”。
刘邦在位时，几乎剪除了所有异姓王，改为自己血统的刘姓诸侯王，除了太子，其余七个儿子都封王去了外地，但对于皇帝来说，来自自家兄弟、叔伯的统治威胁也不亚于异姓王，于是从汉景帝开始的削藩就变成了刘家的内斗，景帝靠晁错的献策收回了诸侯的实权，中央派官员直接实施政令，诸侯只能收田租，其余煮盐采矿的权限都归中央了。
到了汉武帝，他靠“推恩令”和“酎金夺爵”又严重消弱了地方贵族势力，几乎一半以上的列侯沦为平民，刘备的家族就是在“酎金夺爵”风波中失去了贵族身份，“大汉皇叔”只能卖草鞋为生。
在西汉，皇家统治的合法性没有确立，什么样的人能做天子呢？天子和皇帝是一体的吗？这种意识形态或思想文化层面的缺失，使得“相煎何太急”的同室操戈太过普遍，留下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刘姓家族的宗室子弟日渐凋零，后继无人。
到了西汉末年，连民间百姓都普遍接受汉室天命将尽，默许拥有“儒家圣人”形象的王莽效法周公而靠“禅让”取得统治权，根本无需血腥篡权。
王莽他作为外戚贵族，不骄矝傲慢、花天酒地，却勤学刻苦、待人恭敬、严以修身，以“儒生”自居，成为百姓心中的道德楷模。
他建立的“新朝”完全是践行儒家思想，他坚信“德位统一”，能将孔子对君主的理想变为现实。
他复刻礼乐制度改革官僚系统，实行兼顾“绩效激励”和“对口扶贫”的俸禄体系，他梦想作为“道德圣人”以儒家的礼乐制度发号施令，各地的官僚同样具备高尚的道德，以身作则，主动作为。
这番天下大同的乌托邦设置，让王莽被很多人看作历史的另类，褒贬不一。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张向荣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叁
汉武帝靠什么掩藏自己“霸道”的真面目
说回汉武帝，他靠文帝、景帝时期苦心构筑的坚实财政基础，开疆拓土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从而掩盖了他治下的种种危机，他在位的50年，远不是繁荣昌盛的辉煌时期，而是充斥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汉武帝纵有雄才伟略，东征西讨，但也给民间施压过重，怨声四起，造成他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忧虑。
汉朝时，人民普遍相信鬼神之说，认为上天会依据人间的情况降下祥瑞或灾异，而如何解释祥瑞或灾异则是儒术所擅长，汉武帝需要儒学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释天灾，毕竟民不聊生的社会中，天灾也更引人注意，他需要掩盖自己实为“秦始皇”的本来面目。
董仲舒就因奏对灾异而进入汉武帝的视野。
董仲舒除向武帝阐述自己的“灾异说”，更意在推行儒学，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让儒生能够做官，成为管理阶层，但他只专注儒学的大道理，提不出武帝更感兴趣的治国之策，常常不讨武帝欢心，毕竟武帝无心钻研儒学精髓。
董仲舒一生仕途注定坎坷，几遭贬黜，还被下狱差点处死，他根本没有受到武帝重用。
反观另一位儒家学者公孙弘，就能在对照中看出汉武帝的真心。
公孙弘与董仲舒是德性完全不同的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公孙弘甚至曾将董仲舒送入诸侯胶西王的虎口。
公孙弘飞黄腾达的诀窍是用儒家思想包装法家律令，他完全参透了武帝的专制性格！等到公孙弘官至丞相，他有足够的能力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那就是彻底改革汉朝的文官制度，打通了儒生入仕乃至垄断仕途的光明大道。
所以，自汉武帝始，儒学受到真正的尊崇，开启了最终成为国教的征途。
至此，我们真切的看到汉武帝尊儒术，不是因为他尊崇儒学，而是希望借儒家的王道粉饰法家的霸道，他就是披上了“王道”外衣的秦始皇。
《秦汉帝国》
[日] 西嶋定生 著
顾珊珊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书号：K232/19
馆藏地：B座四层历史、地理文献
汉武帝晚年，和秦始皇一样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他的身边出现众多方士的身影，深陷巫术世界的武帝承受了人生最大的悲哀——巫蛊之乱。
皇太子刘据被江充诬告施术诅咒武帝，皇太子得知自己被陷害，决定先发制人，腰斩了江充，又带兵攻打丞相府，却被汉武帝迎击身亡，其母卫子夫被逼自杀，其子女均被诛杀。
等得知爱子冤情时，风烛残年的汉武帝停止了对外征战，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政策并忏悔，下罪己诏表白悔意，这就是“轮台诏”。
罪己悔过的明君形象，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成为帝王典范，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切被大大美化了，“轮台诏”完全不是汉朝统治由武治转向文治的标志性文件，只是暂时的策略性调整。
《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K827=341/156
馆藏地：B座四层历史、地理文献
汉朝真正实现“独尊儒术”是在汉元帝时期，他的父亲汉宣帝刘询仍坚持以霸王道杂之，但他用儒学教育太子，使得汉元帝刘奭成为汉以来第一个接受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从而使得儒学成为国教，时代真正得以转变。
秦汉帝国是东方世界首次出现统一的强大帝国，对中国史、东亚史乃至世界史影响深远，堪比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但历史总是曲折隐秘，偶然又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更容易被我们看到，历史演变的必然则掩盖在漫漫长河中，所以历史常读常新，从不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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