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清帝国的族群源流、国家性质与国家建构。在前面两篇文章中，我们分别说明了清帝国的建立族群、即满洲诸申的历史源流，弄清了努尔哈赤与明帝国的关系与其起兵的性质。
1619年，后金大败明军的萨尔浒之战
通过这两篇文章，大家应该明确，建州女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察，都应当属于古代中国国家体系中一个相当重要且密切的组成部分，而后金及清帝国与明帝国的战争，自然也应该属于古代中国“天命转移”的王朝更替战争的一部分，与近代民族国家成型以来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从本质上讲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边。
谣言四起 毒瘤甚广
不过，可能有些人对大伊万的这种说法不屑一顾，他们准备的材料也是很“充分”的，“完全能够说明”清帝国的“外来户”身份：比如据说顺治皇帝曾经说过，“中国这块地方，能守就守，守不住的话咱就跑路”；康熙皇帝说：“朕非中国之君”；雍正皇帝也说过：“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乾隆皇帝也说，“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华之人”；更不用说慈禧老佛爷那句著名的“保大清不保中国”了。
这些言论在网络上到处流传，乍一看去，好家伙，人家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咱们还非要认同清帝国的中原王朝的正统性，这种操作那不是属于典型的热脸贴上了人家的冷屁股吗？
可是，若是让大伊万来评价这些清帝国君主们的言论，就四个大字：流毒甚广。
很简单，经过咱们多方请教相关历史专家，上面的这诸多言论不是查无实据，就是断章取义，甚至是摘选自小说桥段。
如所谓的顺治皇帝“时刻准备跑路”一说，就是出自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第十八回，原文是：“行痴（顺治皇帝出家之后的法号）……跟他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
能给中原苍生造福，那是最好。
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那里去”。
雍正所著《大义觉迷录》，系统阐述了他对所谓“华夷之辩”的看法
而雍正皇帝的言论出自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原文是：“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舜为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明明是对所谓“正统论”的反击，断章取义后语义大变；还有慈禧老佛爷的“保大清不保中国”，则来自于戊戌变法时御史文悌给光绪皇帝的一封奏折：“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分明是教育康有为要忠君爱国、合为一事；至于康熙、乾隆皇帝的言论，在严肃史料里均未见记载，倒是著名的《尼布楚条约》开篇即是：“中国大皇帝……”而乾隆皇帝大大咧咧地称自己是“夷狄”，在古代中国浓厚的儒家文化语境里，更是难以想象。
因此这些言论其实就俩字：谣言。
清王朝的正统性建设
既然如此，清帝国在民族关系方面所做的国家建构、清帝国君主的自我认同到底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从后金建政之初，就在不停地强化自身的王朝正统性建设。
早在清太宗（即皇太极）天聪年间，所谓“中国”一词就已经出现在了满文老档中，只不过此时的“中国”并非指我们当下的“中国”，而取“中央之国、天朝上国”之意，代指位居中原的明帝国。
现在的天坛祈年殿是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祈年殿”这个名字也是乾隆起的
与此同时，清太宗还宣称：“古之大辽、金、元，俱以小国而成皇帝矣。
岂有一姓人登皇帝之位，永世不移之理乎？”并将清帝国称之为“北朝”，而明帝国称为“南朝”，鲜明地表达了自身构建王朝正统性、与明帝国“争夺天命”的态度。
而在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进据北京后，顺治皇帝立即效仿历代帝王“郊祭庙谛”，祭告天地祖先并宣称“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完全以取代明帝国的天命合法性、成为新一代的合法的中原王朝统治者自居。
从这里我们完全能够看出，清帝国在建立之初，统治阶级在自我认同、国家建构等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把自己置于正统的中原王朝地位上了。
多伦会盟纪念碑上的浮雕，再现了康熙与喀尔喀各部首领欢宴的场景，也是清代“大中国”概念的鲜活体现
不可否认，明清交替之际，满洲军事贵族由于“以蛮夷入中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原明人士大夫与地主阶层的恐慌，其中又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朝遗老”的言论为代表，在这些人的著作中也的确体现出了一部分色彩模糊的“前民族主义话语体系”。
但是，这种以模糊的“华夷之辨”为分界的“族群”、“认同”思想本身就有较大的缺陷，在当时未能脱离古代中国天下体系的窠臼，自然也不可能有太强的号召力。
北京历代帝王庙，供奉着从三皇五帝到明末崇祯帝的188位中国帝王
根据相关明清史学者的研究，彼时的社会主流则基本遵循了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的“承天命而居之”，大多数士人很快就对清帝国采取了襄赞的态度。因此尽管咱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似乎明清易代有很强的民族性因素，但在彼时的意识形态中，清帝国无疑属于承接天命取代明帝国的王朝更替。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而在清帝国定鼎北京、建立统治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帝国通过东收台湾、北拒沙俄、西收蒙古、南下青藏，其确立直接统治的疆域不断扩大，伴随着清帝国统治步伐的则是“中国”概念的不断外延。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经指出，古代中国语义里的“中国”，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天子所居之地”，与王城周围的诸侯相对；二是指“天下之中心”，在西周分封体系中特指都城雒阳（即今洛阳）与周边由周天子直接统治的范围；三是指夏、商、周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即所谓的“夏族”。
如西周何樽铭文里所刻：“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天子居于雒阳，统领诸夏之意，但是，不管如何，长期以来，所谓的“中国”指的就是很小的一片中原土地。
而清帝国则将这一概念大大延伸。
深色的小片地区为中原土地
早在顺治十三年清帝国与厄鲁特蒙古的往来公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明确的“中国”一词：“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中国”并非指中原腹里地区，而是指清帝国的全部统治区域，既包括了汉地也包括了外缘的边缘民族地区；而到了清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发生边境冲突并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条约》文本里满篇“中国”一词，甚至已经成为了清帝国的代称，既昭示着清帝国已经深刻地自我认同为古代中国的正统王朝，又显示出“中国”的含义已经超出了中原一隅，开始同一个非古代中国天下体系里的民族国家签订条约，堪称是近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次”。
到了康熙帝晚年，面对俄罗斯帝国在北境扩张，他甚至首次有了民族危机意识：“俄罗斯国人，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胶滞……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开始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了；更不用说雍正皇帝所写的《大义觉迷录》里，直接指出：“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
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
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既态度鲜明地反对了狭隘的“华夷之辨”，更表达了将传统“蛮夷之地”全部纳入中国版图的先进思想；而乾隆皇帝则说：“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
此无可讳，亦不必讳”、 “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
不仅认同了古代中国文明与国家体系从未断绝、还将古代中国的“内外”、“蛮夷”等说法全部统一到中国的概念中去了。
光绪帝颁发的《明定国是诏》，里面不断提到“中国”、“夷夏”、“中外”等词汇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截止乾隆年间，清帝国与其统治者的自我认同与国家建构从建政之初的“认同为正统的中原王朝”，已经开始向具备一定民族国家性质的“既是正统的中原王朝，又是对外的整体”过渡。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真正结束，伴随着清帝国末期西方列强的渗透与进攻逐渐增强，清帝国的“自我认同”、“自我统合”甚至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乃至真正变成了近代民族国家“中国人”与“洋人”也就是“外国人”的区别。
如嘉庆帝针对英国以“保护中英贸易”为名侵占澳门的行为斥责说：“试思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华并论？！”道光帝在委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的谕旨中说：“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
”而可怜的咸丰皇帝，则在北京被英法联军攻陷后无奈地写道：“中国以天下之势，而受累于蠢兹逆夷，廿载与兹！”至于决心变法、挽救中国的光绪皇帝的那句铿锵有力的名言，至今仍回荡在史册之间：“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
清光绪十六年树立的大清国一号界碑，是清代所树立的无数国界碑中最有名的一个
这一个个或自大、或忧心、或痛苦、或豪迈的声音，既是清帝国对自我“中国”身份的认同，也是清帝国逐步脱离古代中国王朝国家身份、以“中国”为名称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蹒跚前进的第一步。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清帝国的历代统治阶层，自身就有着强烈的“王朝正统观”，一切以“中原正统王朝”为导向努力地实施着清帝国的国家建构。
同时，清帝国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还是古代中国的“中国”概念不断外延、不断扩大，乃至从古典的王朝国家、天下体系过渡到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而清帝国无疑成为了中国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第一个政权。
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里面明确标明“中国光绪”字样，表明在外国人眼中，“大清”即等于“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哪里能看出来谣言所说的“大清不拿自己当正统”、“大清皇帝不拿自己当中国人”呢？倒是在大清的 “非南北中外所得私”面前，某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心里那点小九九都显得无比猥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