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衡量一个朝代的强盛兴旺不能单纯看其军事疆域和经济水平，尤其作为一个中原王朝，汉唐以后衡量王朝兴衰一个重要指标是这个王朝的文化水平。
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世，是因为除了它鼎盛的武功和繁荣的经济，它还有灿烂的文化。
在唐朝文化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唐诗还有不少其它创新。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就是唐朝的首创，它代表了一个新史学科学的建立，这部书流传后世是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典籍。
这部书就是《通典》。
《通典》作者是杜佑，杜佑出身官宦世家，其父祖为豪门望族朝中高官，其后辈子嗣也都封侯拜将。
杜佑虽然身为政府高官但是他同时还是一位史学家，他编纂的《通典》就是一部“全新”的史书。之所以称为“全新”是因为《通典》开创了一个先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政书”。
所谓“政书”即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专门史书。
在《通典》以前中国史学家也有记载典章制度的习惯，但是之前的记载大多集中在“通史”或者“断代史”之中，并未单独成书更没有完备的体系。
《通典》开创了一个先河，这部书二百卷一百九十万字，记载了唐朝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礼仪、法律的典章制度以及一些民俗习惯等等。
现在我们研究唐朝典章制度《通典》是必须参考的书目，史学价值极高。
《通典》的价值除了在学术和历史层面，还体现在对于那个时代诠释。
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巅峰，反应一个王朝兴旺程度并非单纯看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尤其是书籍上的发挥也十分重要。
因为古代知识的传播和记载难度都远大于今天，我们现在普及了义务教育，有了计算机等先进的学习工具，有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对于《通典》这种近两百万字的书没什么感觉。
但是要知道，唐初的中国社会刚刚普及纸张不久，隋唐之前的知识传承和传播靠的是竹简绵帛等物品，十分稀缺珍贵，所以古代才有“遗子千金，不如赠子一经”的话，其实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于知识的认可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经济问题，当时一本完整的书籍确实比黄金还珍贵，这是一句客观的市场价格评语。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杜佑能够在那个时代编纂出来这样一部大部头史书的难度了。
即便杜佑身居要职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如果没有唐朝强盛的经济支撑，杜佑也绝对无法完成这样浩大的作品的集结。
司马迁家族几代人担任史官，司马迁大半辈子就为了写《史记》，《史记》记载了三皇五帝到汉武帝几千年历史，而《史记》只有五十多万字。
相比《通典》，《史记》的篇幅可谓较短小了，这并非司马迁无法创作更多内容，而是西汉时代社会发展难以承担更多篇幅史书的重任，司马迁在竹简上写下五十多万字，其难度已经是极大了。
《通典》这部书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背后的社会价值上，都完美体现了唐朝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