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裴高才台北故宫赠冯明珠院长“积智成朗”
海峡两岸同文同种，血缘、语缘、史缘等“五缘”相联。作为1949年前搬去的“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就珍藏着洋洋大观清朝宫廷档案，还汇集了一批清史专家。乡贤“史记”《无陂不成镇》人物卷（裴高才主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收录了一位清史专家冯明珠女士的行状。
《无陂不成镇》人物卷（裴高才主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 本人素喜欢爬梳文史，曾泛读过“二十五史”。 后因撰述《首义大都督黎元洪》《辛亥丰碑.首义精魂》等清末民初人物传记，查阅史料时发现，“清史”竟然多了一个“稿”——《清史稿》。 而且，1970－1980年代，两岸史学家们对《清史稿》进行了浩繁的校注。 其中，台北形成了相当于《清史稿》原文三分之一的《校注》本。 笔者在台北故宫曾专程拜访参与校注工作的清史专家冯明珠院长，她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裴高才（左）在台北故宫专访冯明珠 上：裴高才（左）在台北故宫专访冯明珠 冯明珠女士，祖籍湖北黄陂盘龙城冯家榜，因是清史专家而供职台北故宫博物院，历任处长、副院长、院长。 退休后，现受聘北京故宫博物院顾问。 当时，笔者通览台北故宫收藏的《清史稿校注》一书，洋洋一千二百余万字，十五巨册，还有附录一册，共十六册。 其组成部分包括《清史稿》原文九百余万字，《校注》三百余万字。 自1978开始校注到1985年10月初步完成，定稿后陆续限量出版，1991年全部出齐十六册。 （下为《清史稿校注》书影）
《清史稿》台湾版书影 一 “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或有误，或不够完备，或流于草率与零乱，然它表达了一个朝代结束之际，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其特殊的时代意义，非后代史学工作者所能替代。”冯明珠谈到她的代表作《清史稿未刊稿丛编》时这样说。接着，她讲述了《清史》缘何加了一个“稿”变成《清史稿》的过程。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逊位，南北统一。1914年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成立清史馆。袁氏拟延聘清末正蓝旗人，历任湖广、四川与东三省总督的大佬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
赵尔巽暮年 赵尔巽暮年 起初，赵尔巽不愿就任，声称“不当二臣”，还自比为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声称“青岛就是首阳山”。 袁氏遂派其贴身秘书吴璆携带其亲笔信前往拜访。 信中大意是：修清史乃歌颂大清功德之事，正遗老所当效力之处。 虽然答应国史馆长之聘，但赵尔巽以生病为由，迟迟不肯动身赴京。 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为他弟弟赵尔丰“昭雪罪名”。 赵尔丰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杀害请愿民众，被老百姓称为“赵屠夫”，这也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武昌起义后，赵尔丰被革命党人镇压。 袁世凯知道赵尔巽提出的要求后，立即授意为其弟“昭雪罪名”。 赵尔巽见条件已经满足，遂赴京任职。 不过，他仍信誓旦旦地表示：“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 ”又自诩为三国时的关羽“降汉不降曹”。
赵尔巽总督东三省时解散革命党,查办南方党人通告 赵尔巽总督东三省时解散革命党,查办南方党人通告 走马上任后，身为清廷遗老的赵尔巽觉得责无旁贷，遂以袁氏这封信为基调——“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为后来《清史稿》的命运多舛埋下了伏笔。 客观上讲，赵尔巽知人善任，当即邀请了86名著名学者到任。 其中，史坛名笔柯绍忞在清末即撰成《新元史》巨著257卷。 此次修史，柯仍是领衔人物。 对于撰稿任务的分配，赵尔巽根据每个学者的特长各得其所，并依质论价，奖优罚劣，奖勤罚懒。 薪金待遇最高者月银达600元。 这600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的两倍。 而薪金最低者仅区区30银元，对于不能按时交稿或者稿件质量低劣者，则停发薪水。
左五为赵尔巽 左五为赵尔巽 由于清史馆是袁世凯的政绩工程，他不惜利用其“善后借款”之资金，每月给清史馆拨款十多万银元。 袁氏归天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也不吝啬。 只是张勋复辟之后，不是以国库券、公债券代之，就是分文无有，导致编纂人员锐减至14人，大家几乎等于尽义务。 为此，赵尔巽不惜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各军阀募捐。 至1927年6月，在张作霖的资助下，清史纂修工作才恢复正常。 正在此间，政坛风云变幻，风烛残年的赵尔巽又病入膏肓，他惟恐自己晚年的心血会付诸东流。于是，赵氏仿效明制，称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就在“清史”后特加一个“稿”字，名曰《清史稿》。
赵尔巽手札与签名 赵尔巽手札与签名 1927年9月3日，赵尔巽撒手人寰。张作霖按其遗愿续聘柯劭忞继任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又让金梁担任校对。次年端午节前，《清史稿》刊印成书536卷，八百余万字，总共印了1100部。因成书之时正是奉系军阀遭受灭顶之灾之日，金梁奉命把其中的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外本”。 留存北京的史馆中人披阅《清史稿》后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所以，在馆长柯劭忞主持下，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二 国民革命军接管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农矿部长易培基接管清史馆。于是当局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悉数运往南京接受审查。后组建“清史长编筹备会”，准备另编《清史长编》。
右起冯明珠向裴高才赠书 冯向裴题赠专著 对此，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首先提出异议，并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清史馆所存书籍多为史料，故宫正在整理编辑，恳请收回成命。 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也致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力挺李煜瀛。 易培基则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等十九项罪名。 谭延闿接报后，即召开行政院会议议决：“《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 这样一来，方将《清史稿》在北京与南京分途存放。于1930年初运抵南京的三百余部《清史稿》，则分发给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清史稿》馆藏之争才告一段落。
大陆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专家于北京1973 大陆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专家于北京1973 因为编纂《清史长编》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制约，及至1934年底，该计划不得不中辍。 一年后，教育部将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 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 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结果因抗战与内战，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1960年，台当局曾组织“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清史稿》关内版为蓝本，稍加修订，于1961年10月仓促刊印出一部《清史》8册。由于是“献礼工程”，诸多问题并未纠正。所以该书一面世，笔墨官司几上几下，沸沸扬扬，成为震动台岛的一段公案。 三 《清史稿》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在史坛的地位无法替代。同盟会“先天会员”刘成禺以为：“清史稿一书大致可用，只须略加改正，即可杀青。”著名学者金毓黻亦谓：“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
《清史稿》大陆校注版 这样一来，有学者乃提一折衷建议：何如对清史稿不修改其原文，只加校注，谬误乃见。于是。1978年10月，经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建议，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一拍即合，开始了《清史稿》的校注工作。 正好这一年，冯明珠自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经著名清史学者、业师陈捷先教授推荐，她开始进入台北故宫从事《清史稿》校注工作。
裴高才（左）台北故宫向冯明珠（中）赠李士一先生作木兰山胜景画 裴高才（左）台北故宫向冯明珠（中）赠李士一先生作木兰山胜景画 《清史稿》校注是一项系统工程，整个工作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台北故宫完成。 于是，自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六年间，冯明珠会同昌彼得、索予明、刘家驹、庄吉发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位同仁，担负起对清史稿校注的初步工作。 他们以“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办法，投注了相当的心力，一字一句、一段一卷的反覆勘订，直至1984年10月，冯明珠一行共校订了四万余条。 第二阶段，由蒋君章、许师慎等14人完成清史稿校注总集成工作。经再聘请蒋复璁、黎东方、陈捷先等为审查委员，慎密复审，计新增校订二万余条，方成定稿。经过六次的严格审查后，集成了六万余条的校注，并以精编、精校、精印、精装的方式，刊印十六卷本《清史稿校注》一书。 （鸣谢文史精华、书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