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户大迁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除了西北少数民族内徙和“永嘉丧乱”后北民南迁外，实际上还存在南人北迁的情况。
就笔者检史所见，这一时期南方上至宗室大族，下至普通民众，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为了生存都或自愿或被迫迁徙至北方。
北方统治者在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之下，对北上各类人员有不同的处置方法。
这一时期的南人北迁，不仅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也导致进一步的民族融合，为北方迅速赶上并最终超越南方，打破南北对峙格局而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纵观魏晋南北朝近 400 年的历史，南人北迁是否形成过一波波相对规模较大的浪潮？目前尚未见学者有详细论述。依笔者所见，此阶段大致出现过 7 次颇为典型的南人北徙的浪潮。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 196 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定都许昌之后。
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的那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曹操已经把“黄袍当作衬衫穿在里面了”。
而对于那些为躲避战乱徙居到南方的北方士人来说，曹操势力的强大则为他们北归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北方战乱割据的局面，为士人的北归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正统”之含义，归顺曹操，就等于效忠汉廷，不仅免除了失节附逆的心理负担，而且还可以获得“汉廷”的官爵等实惠，这对于以仕宦勤国为己任的士人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所以，当北方大局基本稳定之后，韩嵩、杜袭等在黄巾起义中避难荆州的名士就“日夕思归（曹）操以取功名”。
再加之曹操都许昌后，大力招揽各地的流寓士人，《后汉书·祢衡传》称：“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其中尤以荆、益两州的士人最多，如华歆，平原高唐人，汉末乱起，南徙江东，为孙策所用。
“后策死。
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征歆。
孙权欲不遣，歆谓权曰：‘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
’权悦，乃遣歆……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
太祖征孙权，表歆为军师”。
王朗，字景兴，东海（郡）人，在江东虽为孙策所重用，“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
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荀攸，字公达，豫州颍川颍阴县人，荀彧从子。
荀攸祖父昙，官至广陵太守。
外戚何进秉政时，征拜攸黄门侍郎。
董卓乱起，荀攸与议郎郑泰、何颙等谋除董卓，事泄而被收系狱。
董卓被诛后，获释归乡。
后曾一度隐于荆州，曹操迎天子都许后，荀攸被征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以功封陵树亭侯。
可见，曹操定都许昌之后，或是出于自愿，或是应招入魏，南方有一大批名士重返北土，自然，他们回归北方带去了整个家庭、家族乃至依附于他们的其他人员，如此使北方迎来了南人北上的第一次浪潮期。
这批名士的北归为曹魏政权最终能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崭露头角做了人才上的储备。
第二次发生在西晋统一全国之际。
蜀、吴两国先后投降司马氏政权后，司马氏为了彻底摧毁蜀、吴的统治根基，将原蜀、吴两地的一大批军政实力派人物和有声望的土著大族一律迁往中原。
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随后主刘禅迁往北方的就有三万家之多。
如诸葛亮之孙诸葛京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蒋琬、费祎的子孙“流徙中畿”；廖化、宗预在迁洛途中病亡；郤正、张通随后主入洛。
吴地情况与蜀相似，周处，义兴阳羡人，父曾任吴鄱阳太守，本人任无难督，吴亡后入洛；丹阳人薛兼，吴尚书仆射薛综之孙，吴平后迁洛；华谭，字令思，广陵人，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吴平后入洛。
历阳人陈训，任吴国奉禁都尉，吴亡，随例内徙。
西晋统治者将原蜀、吴两地的宗室大族和土著名士强行内徙，目的即在加强对潜在政敌的控制和巩固本身的统治基础，这无疑是秦汉以来集权统治者“徙豪强”政策的继续。
而就史籍所载资料来看，所迁徙者的家族当随行，如“明年正月，钟会作乱成都，后主东迁洛阳，时扰攘仓卒，蜀之大臣无翼从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作为特例被记载下来，换句话说，一般情况下“妻子”是应该随从迁徙的。
上引《华阳国志》的资料便是明证。
然而，普通民户是否随迁？现存史料罕见记载，据笔者猜想当不会大量随迁，因为这一被征服的地区需要稳定，同时也需要有人进行生产恢复与发展，大量迁徙普通民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与经济衰败。
由此可知，西晋统一之际的这次迁徙对普通民户的影响不会太大，已在南方定居的原北方平民可能大多没有再返回北方。
第三次发生在晋宋易代之际。
东晋末年，政局混乱，诸将争兵夺权，许多宗室成员、大族士人也被牵连其中，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保全性命，流寓北土。
如司马休之，“晋宣帝季弟谯王逊之后也”，父恬为司马昌明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他本人也曾任司马德宗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并且在江汉一带颇得人心，这使刘裕将其视为心头大患，时刻欲除之而后快。
晋义熙十一年（415 年），刘裕在杀了司马休之的儿子司马文宝和侄子司马文祖之后，率众讨伐休之，休之战败北奔。
司马楚之，“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叔、兄皆为刘裕所害，为了躲避迫害他隐匿沙门，后颠沛北上。
再如渤海刁氏，因曾经折辱过刘裕而被其怀恨在心，刘裕执政，刁氏遭受到灭族的打击，刁雍因幸得其父故吏的藏匿逃过一劫后北奔。
太原王愉，因在“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
”愉孙王慧龙在沙门的帮助下北逃。
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次北归浪潮中北徙的大族人士多达数百人，如果包括家族、部下，实际数量当远不止此。
当时正处于十六国末期，北魏刚刚崛起，其汉化程度较之南燕和后秦还相差甚远，因而入北南士不得不先投后秦与南燕。
到刘裕北伐，消灭了后秦与南燕，留居在两国的南士只得再迁北魏。
第四次发生在宋泰始二年至泰始五年之间。
北魏和刘宋对峙时期，淮北是双方长期对抗的拉锯地区，刘宋虽在沿线部署重兵防守，但由于泰始二年（466 年），刘宋宗室内部因争夺皇位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泰始之乱，使许多边境将领也被牵连其中，因此一些人不得已逃归北方。
如兖州刺史毕众敬、徐州刺史薛安都等边境重将因在叛乱中拥立新帝失败，惧祸举城降魏，使北魏坐收淮北。
另一方面，北魏大将慕容白曜也趁刘宋发生内乱之机，南下攻打青、齐，历经三年激战，终于泰始五年（469 年）占领青齐地区。
当时北魏的统治中心远在黄河以北，控制淮北显得鞭长莫及，因此大规模迁徙淮北民众至代北安家。
当然也须指出，由于北魏占领淮北诸州的形式不同，所以对各州民众的徙居政策也有所差别。
豫、徐二州是由州将领率众降服的，兖州也是北魏兵到即降，所以悬瓠、彭城、瑕丘等城内的人口大概没有全部被迁走。
而青、齐境内的东阳、历城、梁邹等城降叛反复，故城被攻陷后，城内人户绝大多数被徙至代北，由于人数众多，地域集中，北魏在平城西北新城置平齐郡安置他们，不久又迁至离京城 200 余里的淮阴城西，以来自梁邹县的移民置怀宁县，历城移民置归宁县。
或许还有其他建置，只是史籍未载而无法详知。
青州民众被迁徙代北后，无论原来出身如何，大都沦落社会底层，有能力及机会返回故乡的可能性很小，史料中也很少有与他们相关的记载。
而个别有“民望”的青齐士人被逼徙塞北后，生活状况虽也曾一度陷入困境，但他们没有一蹶不振，在逆境中仍然坚持习儒，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借孝文帝改革之机，或进京为官，或返仕青齐，重新恢复了士族地位，刘芳、崔光、崔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值得强调的是，即使悬瓠、彭城、瑕丘等地民众并未北迁，但他们归属北方政权，原来那种与北方隔绝的状态彻底改变，他们必然与北人有更多接触，在相互磨合中导致双方的融合与发展。
第五次发生在齐梁易代之际，以永元元年（499 年）豫州刺史裴叔业率众举寿阳降魏为序幕，掀起了南士北徙的又一波小浪潮。
豫州大族大多是晋宋之交从北方迁至豫州，他们留居在边境地区，因此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自己，因而经过长期努力，豫州大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集团。
以裴叔业为首，他们在齐明帝篡位之际居功至伟，故而受到了齐明帝的重用，裴叔业亦被任命为豫州刺史。
但随着北魏国力的增强，地处萧齐北境的豫州已经成了北魏觊觎之地，魏廷曾多次诱降裴叔业，但都遭到了拒绝。
直至东昏侯萧宝卷主政时，怀疑裴叔业反叛，欲将其调任南兖州，这对在豫州经营多年并将其视作生存根基的裴叔业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再加之豫州豪族之间本就存在着密切联系，故而在裴叔业的带领下豫州豪族集体降魏。
豫州豪族的反叛给风雨飘摇中的萧齐政权以极大打击，此后仅两年萧齐政权即被萧梁取代，萧衍为了铲除异己，大肆诛杀萧齐宗室，年仅 16 岁的齐鄱阳王萧宝夤在左右亲信的庇佑下辗转北上，亡命北魏。
在这波浪潮中，豫州整体归北，如同上述悬瓠、彭城、瑕丘等地一样，实现了在不改变地域位置的情况下全体豫州官民完成了“南民北迁”。
第六次发生在南梁太清三年至绍泰年间。
这一时期，南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侯景之乱和江陵失陷。
侯景乱梁，建康失陷，南方政局动荡不安，萧梁宗室诸王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争夺皇位，往往以子侄作为人质，来求得北方政权的支持。
如太清三年（549 年）萧詧与萧绎对抗时，萧詧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支撑，就派使节到西魏请求援助，并甘愿把王妃王氏和世子萧嶚送到西魏作人质；同年，萧范送两个儿子萧勤、萧广到东魏充当人质，请求东魏派军讨伐侯景；大宝元年（550 年），“侯景乱，元帝结好于魏”，萧绎派人送儿子萧方略到西魏当人质。
除宗室成员外，也有一些萧梁守城将领因不满萧梁的荒政而率众降北，如大宝元年（550 年），梁兴州刺史席固率众降西魏；承圣元年（552 年），梁南洛北司二州刺史扶猛亦率众归降西魏。
萧梁政权在侯景之乱的打击下已遥遥欲坠，承圣三年（554 年）西魏趁势出兵南下，所向披靡，很快攻入梁都城，大量南人被掠至关中，上至王公、百官，下至士兵、奴婢，其中包括当时极具盛名的文士，如颜之推、庾信、王褒、殷不害等人。
这些文士入北后，推动了北朝文学的发展，有论者指出，正是由南朝入北人士所咏诵的“齐梁遗响”，构成了北齐诗歌的主体，可见其影响之大。
第七次出现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灭陈之后。
陈亡后，陈后主及王公全被迁往长安。
陈朝诸帝子孙众多，据笔者统计，有史料可考的诸帝子孙有爵位者入北共有 49 人，自然，也还包括他们大量的家属及随从。
这些皇室子弟入长安后，隋文帝将他们安置在陇右和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也有安置在长安附近至“大业二年（606 年），隋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女婤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
值得强调的是，隋代周而立，所以隋朝的南士包括两部分人：一是早在西魏北周时期灭梁后入北的南士；二是陈亡之后入北的南士。
就第一类人而言，至隋朝，有的已是第二代移民了，较深地融入了北方社会中，但这些南士在隋文帝时期仍受到压制，很少有进入权力核心层者，如明克让、裴政和刘行本皆为东宫属官。
当然，这批南士由于学术素养甚高，对南朝文化的北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类南士的数量远远大于第一类，据《隋书·天文志》：开皇九年，“平陈，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
这些江南大族名士入北后，由于受到北朝关陇集团的排挤，处境十分艰难，直到隋炀帝即位后，才开始大力提携江南士人，其中一些人得以参与军政，乃至成为炀帝朝的核心成员，对当时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影响。
从曹操定都许昌到隋重新统一全国，由于种种原因，南人北上的历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 400 年，其中出现了 7 次相对较为典型的迁徙浪潮。
在这 4 个世纪中，南北阻隔，战争不断，边关界河阻碍着南北之间的交融。
然而，随着南人不断北上，不但增强了北方的军政实力，而且他们还将南方的文物制度和学术思想传到了北朝，这在南北对峙、双方很难进行正常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无疑成为北方学习南方先进文化制度的主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