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在中国的大学中已经设置了许多年（至少在胡适之先生讲这门课之前，就已经有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合标准的中国哲学史写出来。
已往各大学中教中国哲学史的人，大半都是自编讲义，上课时就用，下课就丟开。
除了冯友兰先生那本书，还算成书之作外，另外几乎没有一部能算学术著作的中国哲学史。
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曾被许多人嘲笑，觉得它只是一部残缺之作。
其实，胡先生这部书未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这部书真正的缺点，倒并不在于它未完成。
就已发表的上册看，如果全书以类似的方法、观点及思想水平写成，虽然可以不再残缺，却仍然不算一部合格的中国哲学史。
因为，胡先生写这部书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这部书中几乎完全没有“哲学”的成分。
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当一位学人写哲学史的时候，他不仅要叙述事实，而且要解释理论。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哲学史”。
中国旧日儒者，虽有许多人史学兴趣甚高，但对哲学史的工作，却做得最少。
除了黄梨洲的《明儒学案》与未及完成的《宋儒学案》，可算是部分的哲学史外，我们简直找不着可算哲学史的东西。
20世纪中，胡适之先生的书自然是一部开新纪元的作品；但严格说起来，这部书只算是未成功的尝试之作，因为它全未接触到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并且几乎未接触到任何哲学问题。
我说这句话，并无唐突前辈之意。
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前所未有的作品，我们很愿意承认它有开新纪元的地位。
但就书本身说，则的确是不能算一本哲学史的。
胡先生在这本书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用于考订史实；对于先秦诸子的年代及子书中的伪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证，但对这些哲学思想或理论的内容，却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
胡先生的考证，不管是否为史学界所接受，总算是一种工作。
今天我们对胡先生这种工作仍应表示敬意。
可是，这种工作至多只是哲学史的部分工作，而且并非主要工作。
仅仅考订一番，不能解释中国哲学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想这是不待辩议的事。
胡先生一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认真看起来，他却从未在哲学问题上深入过。
写《中国哲学史》这部书的时候，他自己也似乎并未想到要如何掌握中国哲学的理论，如何去展示它，而只注意到诸子是否“出于王官”，以及其他类似的历史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卷中，胡先生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说得很少，而考证则占了大半篇幅。
说及思想的时候，胡先生所根据的也大半只是常识。
用常识解释哲学，无论如何是不会接触到真问题的。
而一本哲学史若只用常识观点来解释前人的理论，则它就很难算作一部哲学史了。
所以，我们如果着眼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风气上，则我们固可以推重胡先生的作品，承认它有开风气的功用，但若以哲学史著作应具的条件来衡度胡先生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则我们只能说，这部书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
就此而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比胡先生的书略胜一筹。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造诣如何，是另一问题；至少，冯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时，是想要讲中国古人思想中的哲学理论。
而且，他也确以解释及整理古人理论为这本书的主要工作。
他谈先秦诸子、魏晋清谈、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虽然错误及疏漏都很多，但至少他并非只用常识来讲哲学。
他的书中是有“哲学”的，不只是有“史”的成分。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冯书比较够得上被人称作一部“哲学史”。
一般地讲，它是高于胡书的。
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虽有哲学成分，却仍然并未接触到中国哲学的特性。它是一本哲学史，但并非一本成功的哲学史。
要解释这一点，可以说得很长很繁，也可以说得极简单。
冯友兰自己在哲学理论上造诣不算太深；他解释中国哲学时，所能运用的观念及理论，也限于早期的柏拉图理论与近代的新实在论。
他对西方哲学理论所能把握的本已不多，对中国哲学的特性更是茫无所知。
因此，当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解释某些较简单的理论时，虽然可以应付，但一接触到宋明理学，立刻显出大破绽。
他从来不能掌握道德主体的观念，甚至连主体性本身也悟不透，看不明。
结果，他只能很勉强将中国儒学中的成德之学，当成一个形而上理论来看，自是不得要领。
我们倘若对冯氏的《新理学》一书稍加注意，则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理论与中国宋明儒理论的根本距离。
而他解释理学的失败，在识者眼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不想在这里多批评冯友兰。我的意思只是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所以不能算作成功之作，主要原因是冯氏本人不大了解中国哲学特性所在。他书中所谈的理论，虽有一部分确是哲学，但并非中国哲学。比起胡书之全无哲学来，冯书虽是较胜，但冯书终竟也不是能展示中国哲学特性的作品。
既不能展示中国哲学之特性，则这种哲学史自然是失败的东西。但它比胡先生的书还是进步了一些。
除了胡、冯二氏的著作以外，也还有几本有关中国哲学史的书，如范寿康先生的《通论》之类即是。但那些书本身似乎只是“教科书”一类的东西。作者本身似乎就并未要求它成为一本学术著作，我们自然不必苛求。至于这种书中的哲学观点，则更是十分简陋了。
我这样说，自然并非否定中国哲学研究的成绩。
事实上，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界虽然出版过不少东西，但真能算作哲学研究的成绩的，大半都还是在中国哲学方面。
例如，熊十力先生以儒学观点改造印度的唯识论，而有《新唯识论》一书；牟宗三先生阐述儒学精义而有解荀子与阳明的专论与论“心性之学”的专书，都是可以看作新的儒学理论的重要著作的。
这些理论在哲学的发展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以之与其他介绍西方哲学的东西比起来，学术价值之高低，诚是相去极远的。
然而，尽管近几十年，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有如此的成绩，“中国哲学史”却仍是一个学术的空缺，至今我们尚未有一部较合水准的哲学史出来。
这里似乎必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