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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的盛况,西汉四大名城?

洛阳、邯郸、临淄和成都,随着历史的变迁,其中三座逐渐没落,只有成都依然发展迅速,繁华依旧。

洛阳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之一,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被誉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先后有多个朝代将这里作为都城。西汉时期,洛阳是仅次于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特别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洛阳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特别是东汉之后,刘秀将洛阳定位都城,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汉朝城市的地位。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洛阳早已不在像从前那样繁华,而是准建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历史文化古城,但它所蕴含的历史底蕴,依旧吸引着不少游客。

西汉时期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是当时工商业发展最好的城市,被誉为“东方古罗马”。凭借着工商业的发展,西汉时期临淄有着“海内称最”的美名,城市人口也居于西汉首位。除此之外,临淄还是西汉王公贵族必须去打卡的一个地方,由此可见临淄当时的地位。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自西汉之后,临淄的发展就大不如前了。

邯郸作为历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战国时期是赵国的都城,西汉时期更是和洛阳,临淄,成都,南阳共享“五大都会”的美誉。

西汉建立之后,依靠着地理位置优越,和战国时期的底蕴,邯郸发展迅猛,一度有“富冠海内,天下名都”说法,成为了当时北方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汉朝的覆灭,历史变迁等一系列原因,邯郸发展开始停滞不前。

西汉建立之后,汉武帝分天下十三州,成都被划分为益州,依靠着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成都大力发展纺织业,为此西汉皇帝还专门在这里设立了“锦官”这一职位,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成都纺织业发展到了何种盛况,成都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府之国”,是西汉时期第五大城市。

随着历史的变迁,成都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如今成都发展迅速,成为了不亚于西安的旅游文化名城。

长安、临淄、洛阳、邯郸可被称为西汉四大城市。

《两都赋》。

是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据其自序,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希望仍以长安为首都,因作此赋以驳之。

《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

通常说的汉赋,是指那种以“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为其内容的特点,以“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为其基本体制的汉代大赋。

这种文学形式的出现,是当时经济大繁荣,国家强盛的产物。

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把西汉王朝推上了繁荣富强的顶点,也把统治阶级的骄奢享乐之风引各了宫廷贵族竟相侈丽和夸多斗靡的高度。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诗歌不能满足“润色鸿业”的要求,汉初那种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其主旨的骚体赋,也无法适应大事铺张歌颂统的需要。

于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赋应运而出,汉赋这种文学体制也就产生并迅速风行于文坛了。

汉赋的产生的发展变化,经历了演变、全盛、模拟和转变四个时期。

演变期

汉初的贾谊和稍晚一些的枚乘,是演变期的代表作家。

贾谊的《鵩鸟赋》,继承了《楚辞》的抒情传统,但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云:“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而枚乘《七发》不仅采用答问形式,而且在答问中以夸张铺陈的手法和第三者的身份来叙事写物,从内容到形式都离开了《楚辞》而进入了汉赋的领域。

全盛期

司马相如是汉赋成熟和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二赋,把主客问的形式发展为铺张扬厉的固定体制,从此,汉赋进入了成熟和全盛时期。

模拟期和转变期

司马相如赋的出现,作家竟相模仿,汉赋又进入了模拟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扬雄和班固。杨雄所开创的模拟之风,一直延续到张衡《归田赋》出现之前。

《归田赋》是一篇文情并茂的转机之作。从此,汉赋进入了转变期。说是转变,其实,民衰亡。

因为抒情小赋从内容到体制都与汉赋大异共趣而与骚体赋接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就是张衡和赵壹。

汉赋尽管存在着种种缺点,比如,内容和读者面不广,专事铺张而缺乏真情实感,喜欢堆砌奇文僻字等等,但它毕竟反映了汉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盛况,而且词采富丽,极富于想象力,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影响,为后代文学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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