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建立什么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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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专权
隋朝出现过几次贵臣现象。隋文帝时代有所谓的“四贵”，炀帝时代有“五贵”，后来天下大乱，洛阳的皇泰政权也有所谓的“七贵”。国家大政被几个重要政治人物把持，而非依靠政治机关来运作，从历史的进化发展来看，是比较落后的政治状态。
一系列的贵臣揽政，隋朝的前身北周没有，后来的唐朝也没有。隋文帝致力于建立三省六部制这样的先进制度，照这个趋势，自然是向君主独裁式政治模式转变，一切天子说了算。但文、炀两代却搞出了悖论，一边完善政治体系，一边纵容贵臣政治。这等于把政权分给臣僚，重又捡起了北朝时代贵族政治的老一套。
是隋朝皇帝不够聪明？抑或是贵族政治惯性强大？深入地分析一下，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
1、北齐的贵臣政治
隋朝政治制度很多来自北齐，这是广为人知的一种说法。北齐的许多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在隋朝都找得到痕迹，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贵臣政治在北齐也是源远流长，有着和隋朝差不多的发展历程。
北齐分别出现过三次贵臣政治。第一次是齐神武帝高欢时代，有所谓的“四贵”（注：《北齐书·列传第十·孙腾传》）。分别是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和高岳。前三位都偏于行政领域，都担任过东魏的尚书仆射，是高欢的主要幕僚。高岳是高欢的族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深受高欢的器重和倚靠。
高欢的“四贵”多有劣迹，比如贪污受贿、欺压良善等等。但公允地讲，这四位贵臣在东魏北齐创业过程中发挥更多的是积极作用。高欢对他们也给足了信任、给足了面子。
但随着高欢去世，文襄帝高澄（帝位系死后追尊）、文宣帝高洋相继执政，“四贵”遭到政治清算，高岳传闻被文宣帝赐鸩毒死，另外三位都不同程度遭到打击，虽然都以善终，但政治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四贵”遭到打击，表面上看似乎是贪污枉法所致，根本的还是贵臣拥有的政治权力过大，分割了皇权，引发皇帝的不满。
第二次是齐后主即位初期的“八贵”。
分别是胡长粲、领军娄定远、录尚书事赵彦深、和士开、高文遥、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尚书仆射唐邕（注：《北齐书··补列传第四十·胡长仁传》）。
这一批贵臣出现在武成帝去世、后主刚刚继位之时，由于后主年轻不懂政事——事实上他也不愿意理政，朝中军政大事被这八位贵臣分而揽之。
八贵的成分很杂，内官、外臣、武人、文官都有，从个人特点上看，有佞幸者，如和士开、高阿那肱；也有明于政事者，如唐邕、赵彦深。
八贵总体上维持了齐后主时代的国势，由于赵彦深等人的努力，北齐尚不至于危堕。
但即使是昏庸暗弱的齐后主，对诸贵臣也有不平之意，他们的地位也没能善始善终。
第三次是齐后主末年的“三贵”。
分别是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侍中穆提婆和领军大将军韩凤，这三位都是十足的近幸之臣，齐后主选用他们执掌中枢军政大权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考虑，纯粹是昏君与佞臣式的搭配。
“三贵”执政将贵臣政治所有劣根性暴露出来，他们排斥忠良，不容贤人，热衷于政治倾轧。
北齐军队的台柱子斛律光、宗室中的名将兰陵王高长恭，都在穆提婆等人诋毁之下，被后主下令杀死。
诚然，贵臣政治在一这时期有他的合理性，例如高欢的“四贵”能够以简洁高效的决策核心，应对节奏快捷的国初军政局面。
但它的劣势也非常突出，以人为政，就意味着人的作用压倒制度的作用，人的行为缺少制度监管、缺少纪律监督，单靠执政的贵臣进行自律，很难管得住私欲。
何况，私欲有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被一个贵臣家族所牵制、左右。
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化国为家、公器私用、眼光短浅、排斥异己，这是贵族政治的一般特点。
历史进行到隋朝，逐渐建立起来的良好制度，本应将落后的贵臣政治荡涤殆尽，隋文、炀父子，却一再纵容出现。
历史的黑洞在人性的左右下，张牙舞爪地展现着它的诡谲与迷乱，从来不会让你轻易看破它的黑幕。
2、任用“四贵”与压制关陇贵族
隋文帝的“四贵”分别是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
杨雄（542-612年），本名杨惠，与杨坚是同族兄弟。他在北周时已封爵为县公，长年在京师禁兵中任职。杨坚矫诏辅政时，长安政治气氛异常紧张，杨雄利用他的职务便利，为杨坚立下三件大功。
第一次是矫诏夺权。枢臣颜之仪反对杨坚辅政，便找来大将军宇文仲充当宗室人员，让他执政当权。杨雄是为皇宫中的右司卫上大夫，他率兵入宫，驱逐宇文仲和颜之仪，为杨坚夺权提供了有力的武力保障。
第二次是揭破毕王宇文贤密谋。宇文贤是周明帝之子，他不忿于杨坚辅政，企图发动兵变。杨雄当时是雍州牧的别驾，发现时任雍州牧的宇文贤有出格言行，立即驰告杨坚，帮助杨坚抢先下手，将这起反抗行为扼杀于摇篮之中。
第三次是监视五王。赵王宇文招等五位宗室王入京会葬周宣帝，他们都是位尊望重的宗室血亲，具有议定江山社稷的政治资本。但入京之后，立即被杨雄率兵监管起来。
杨坚一族篡周入隋时，唯一掌握一定兵力并且立下功劳的，就是杨雄。所以入隋之后中，文帝立即对他大加封赏，爵位从国公上升为广平王，职务擢升为右卫大将军，并特命其以武将身份参预朝政。杨雄遂成为隋朝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高颎（541-607年），字昭玄，自云出自渤海高氏。其父高宾入独孤信幕中为僚吏，宇文泰推行赐胡姓政策，高宾被赐为独孤姓，从此与独孤氏结下不结之缘。独孤信被诛后，家人被徙往蜀中，反倒是作为属吏的高宾没有受多大影响，似乎一度还接济过独孤氏。
杨坚辅政后，急于扩大自己的班底势力，听说时任内史下大夫的高颎能力突出，又有岳父家这层渊源，便让杨雄游说他，将其召入杨坚的相府。
“三方之乱”爆发后，前线军心不稳，许多北周旧臣都观望成败，形势危险之急。
当杨坚一筹莫展之际，高颎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到前线监军。
到前线之后以，高颎与老将韦孝宽同心协心，一方面压服了部分人的反侧之心，一方面沉着镇定地指挥战争，很快将尉迟迥击斩于邺城。
高颎这次监军开启了相府旧人替代关陇老牌勋贵的序幕，邺城之战大获全胜之后，由于韦孝宽随即去世，高颎成为平叛战争的头号功臣，在长安获取了巨大的声望。杨坚遂借势以高颎为核心组建自己新的执政班底，刘昉、郑译等人被逐步排斥。
虞庆则（?-597年），本姓鱼，不知其族属所出，但其世居北边，大概是鲜卑化的其他胡族人。虞庆则富有勇力，是位标准的武将。他的出身经历最能代表“四贵”的特点。
虞庆则一直是中下级军将，并没有很突出的功绩。北周末年，周军击退稽胡进犯后，选择有文武干略的将军镇守北边。高颎当时在征稽胡的军中，对于镇守将军的人选有一定话语驻，他与主将越王宇文盛商议，选派了虞庆则当石州总管。
这是虞庆则发迹的起点，隋开皇元年，虞庆则调入京师，出任内史监、吏部尚书和京兆尹。内史监服务宫廷，吏部尚书主管选官，京兆尹则是保证京师军政安全局面的核心官员。虞庆则这个任命跨度之大令人啧啧称奇，充满了贵官政治的色彩。
苏威（542-623年），字无畏，陇右大族出身。其父苏绰是西魏名臣，是宇文泰推行周礼六官的灵魂人物，他以一己之力，带动北周行政制度走向了正规化，与宇文泰的搭档关系堪比刘备之与诸葛亮、苻坚之与王猛。苏威继承其父勋位，又娶了北周权臣宇文护的女儿， 是关陇集团的新生代力量。
苏威在北周时并没有显示出多高的能力,高颎向杨坚推荐之，但苏威不悦杨坚篡位便舍官而去。
隋朝建国后，隋文帝在高颎百般劝说下重新起用苏威。
苏威家学深厚，很有些本领，又有其父苏绰大名在前，故而他一出仕起点就很高，他一度兼任纳言、太子少保、民部尚书、大理寺卿、京兆尹和御史大夫，除太子少保是勋官不领实职外，其余诸职都是实有其权者。
文帝评价在朝诸臣，认为以杨素之能，尚在苏威之下。
开皇十七年虞庆则被贬斥处死，杨素补入中枢，与高颎共掌朝政，成为新的“四贵”之一。
3、弄巧成拙
这个时期的“四贵”是隋朝最成功的界中枢班子，虽然除了高颎之外，其余诸公都各有自己的缺陷，但总体而言对开皇治世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那么从隋文帝的角度而言，“四贵”又意味着什么？“四贵”中每人都兼任很多职务，从丞相到尚书部门的长官，甚至京师的地方行政长官，都被“四贵”囊括。贵臣总政，分割皇帝的权力，招来了很多物议。
比如高颎，隋朝刚立国之时，就有人向文帝告发高颎结党。由于高颎是观王杨雄推荐的，文帝就召杨雄来诘问，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苏威任兼六职后，也引起嫉妒，有人阴阳怪气地指责苏威恋权，不肯向皇帝推荐贤才。文帝也没有深究。
但没有深究不代表无动于衷，文帝内心深处其实也有所忌惮，并且采取了制裁行动。
“四贵”之中杨雄任职文武，掌握着京师禁军，文帝对其颇有忌惮。
开皇九年，灭陈统一后，朝中形势稳固下来，文帝下诏升杨雄为司空，虽然勋位达到了人臣之极，却相应解除了宗正卿和左卫大将军的实职，杨雄明白这是“外示优崇，实夺其权也”（注：《隋书· 列传第八·观德王杨雄传》），于是知趣地闭门谢客，终文帝之世不再参政。
“四贵”的人员组成也很有意思。文帝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子，除杨雄是宗族子弟，其余几人都不是深交相知的故人，杨雄推荐的高颎，高颎又推荐虞庆则和苏威，在极短时间内就召入幕府任为心腹，其实并不太符合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
杨坚起自外戚，左右没有心腹固然可以理解，但急切地任用并不托底的新人组建班子，步子未免走得有点太冒险。
但是他似乎无从选择，北周勋贵旧臣中有不少旧相识，杨坚并不敢用，无外乎怕用多了，勋贵集团重新把持朝政，对大隋朝产生不利。
是以李穆、于翼、窦炽等人任三公、三师之职，被抬上高高的名位，手中却无半分职权，这几位死后相应的职位任其空缺。
从中大致依稀可以看出，任用“四贵”秉政，甚至不惜付出皇权遭到分割、朝中出现朋党动向的代价，就是为了极大释放政治素人的动力和激情，利用他们迅速夯实隋朝政治的根基。“四贵”也确实如文帝所愿，带着大隋帝国安安稳稳走过最初几年的风波，完成天下一统的伟业。
新人集团的快速崛起的同时，关陇老牌勋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淡出了决策层。一个以禅让方式取得政权的王朝，居然打出这样一个开局，令人不得不佩服隋文帝的手腕。
凡事有利必有弊。猛药治疴，固然收效极快，但各种副作用也十分明显。
贵臣政治的弊端有哪些呢，这要和三省六部制对比着看。贵臣政治本质是人治，权力运作由人决定，而非制度决定。人治的政治质量完全看施政者的个体素质，贵臣品德好、能力强，就容易出现良好的政治运作情况。反之则会导致政治紊乱。
三省六部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制度政治的一大进步，它从本质上是反对人治的。文帝一手制造出来的“四贵”，是对三省六部的一大破坏。“四贵”动辄任兼数职，从三省长官到尚书具体的业务部门都兼任，苏威还兼任过御史大夫，从决策者到执行者再到监督者，三重身份集于一身，三省六部的分权理念荡然无存。
破坏了制度后，所谓的“四贵”实际成了皇帝的私人班子，皇帝的意志左右制度运行的方向，贵臣们无从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谓匡正得失、谏诤纠偏都成空谈。
开皇后期高颎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未能善始善终，杨素沦为皇家倾轧的黑伙计，苏威则在文炀二帝淫威下成了修炼成软体动物，不得不说，这都是变态体制下的贵臣政治造成的恶果。
文帝无此先见之明，继任者炀帝也没有深入琢磨，贵臣政治这个怪胎，很快就引发出伤根动本的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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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六部制:
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
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
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各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
二、三国至隋唐的小故事？
瓦岗寨起义，又称瓦岗军起义，是隋大业七年（611年）至隋大业十四年（618年）期间发生的一场农民起义。
瓦岗农民起义，在历史舞台上活动了七、八年时间，动员了上百万的群众，转战中原， “破化及，摧世充，声动万里，威行四方”，演出了许多雄伟壮观的活剧，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在推翻隋王朝的整个斗争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是瓦岗军的巨大历史功绩。遗憾的是，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及其保护下的政权，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走向下坡路， 以至最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