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个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遗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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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仰韶文化之庙底沟类型彩陶
仰韶文化之大河村彩陶
1921年4月18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还有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
他想起了西方的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产生了两相比较的兴趣。
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他和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再次来到仰韶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
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端的原因。
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
“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
” 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安特生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青海、陕西等地，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并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仰韶村出土的精美彩陶，在当时考古发掘很少的中国，由于没有其他参照物，安特生认为不可能是中国本土的，而是受西方的安诺文化的彩陶影响，通过这样简单的推理，他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的“西来说”刺激了中国考古学家。
他们努力开展更多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
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
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驳斥了西来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学家对多个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正规的考古发掘，我们熟悉的有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
这些遗址大多在距今7000—5000年间，前后延续了约两千年，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内蒙古、甘肃、青海、河北、湖北甚至四川等临近中原的省区也有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所长称仰韶文化为生命力最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从仰韶文化不同的遗址中，考古学家逐步了解到仰韶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婚姻关系、丧葬习俗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叠加，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
比如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
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是刀耕火种的代表，农耕的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
除农耕外，仰韶文化时期人们显然还进行渔猎。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在一些陶器上，也有大量的与鱼相关的图案。
先民们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已经出现具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其村落或大或小，村落外有墓地和制陶的窑场。
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也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
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由于来源不同，去向也不一样，被学者命名为不同的文化，比如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等等。
原来单一命名的仰韶文化，现在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名字各自不同的仰韶文化群。
这些不同的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半坡是早期的代表。
中期则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
晚期的仰韶文化以山西芮城县西王村遗址上层为代表，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带状网格纹成为基本图案。
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圈中最强势的文化。
它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都有发现；它的影响，向西远抵青海，西南则深入川西北，向北越过河套，东南则进入苏北，范围之大，差不多遍及半个中国，是任何中国史前文化所不及的。
庙底沟的彩陶是其标志性器物，在传播的过程中，携带了文化传统，将广大区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酝酿与准备。
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后七次对河南灵宝西坡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2004年至2006年的发掘中，更是发现了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
虽然有数以千计的仰韶文化遗址被发现，有数以百计的仰韶文化遗址被发掘，总体看，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在距今5000年后，大致都演变成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则是夏商文明或者说华夏文明形成的基础。有一段时期，也有部分学者将仰韶文化认定为夏文化，不过随着二里头等与夏文化更为贴近的遗址的出现，这一观点就被放弃了。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直伴随着对仰韶文化的不断认识。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仰韶文化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到现在的多地区多元起源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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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是仰韶文化。
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先后经过1921年、1951年、1980年共三次发掘，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第一次发掘之后，按照当时国际上考古学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第一次发掘，1921年10月27日开始，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
发掘由瑞典人安特生和地质学者袁复礼主持。
二、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历史价值？
人面鱼纹彩陶盆：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
类似内容的彩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
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人面鱼纹也是国内最早发现的彩绘人面纹，其巧妙的构图和神秘的内涵，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人面鱼纹盆”是半坡遗址出土的最为宝贵的文物，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彩陶盆呈红色，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
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
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
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
在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汉中西乡何家湾等遗址，都出现了人面鱼纹神秘的身影。
不管是怎样的因缘际会，人面鱼纹游到了半坡人的笔下，从邮票，到诗作，再到与奥运失之交臂的“五彩娃”卡通形象，人面鱼纹穿越历史长河，仍然活跃在千年之后的洪波。
正如张馆长最后所说，“人面鱼纹还是个谜，对文献的解读也远远没有穷尽，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过去曾经被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有可能是信史。
若然，那将是一件令人心潮澎拜的事情。
”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张礼智馆长分享的半坡人面鱼纹文化解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了解陕西，从而继承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三、高中世界历史书里的插图一个红色的盆,好象是关于象形文字的？
人面网纹盆是1955年在半坡遗址中出土的。
与此相同或类似的彩陶盆,在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同类遗址中均有发现,总数已超过10例。绘有这种人面图案的彩陶盆已成为半坡文化的典型标记。
这类彩陶盆大都有近似的人面纹饰于盆内壁,对称成双。
与人面纹相间的图案或是如教材所取陶盆的网纹,或为鱼形,也有其它动物的图案。
陶盆本身一般都是红色,外表粗糙,内壁光滑。
盆上、盆内壁上的花纹、图案均为黑色。
对居中位的人面鱼纹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它具有图腾崇拜的意思。
四、宝鸡市龙泉中学介绍？
简介：宝鸡市龙泉中学坐落在金陵河西岸的北首岭遗址上，校园古松参天，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
学校创建于1934年，迄今已有70多年的悠久历史。
五、八角砚历史？
砚是研磨颜料(主要为墨)的文具。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具与调色器具演变而来。
关于远古时期的砚，《文房四谱》记载说：“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
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
”这里帝鸿氏指的是黄帝，由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无“篆文”，由此看来，此条记载没有什么可靠性，此器可能为后世[赝字中厂字换广]鼎。
现在发现最早的砚石有两方，一是发现于陕西省宝鸡市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北首岭遗址，石砚长17.8厘米，宽14厘米，椭圆形，有大小两个凹槽，距今约5000余年。
另一是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遗址，石砚长8厘米，宽6.4厘米，平面略呈方形，一角略残，砚面及砚底平整光滑，面有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的圆形臼窝。
砚盖亦为石质，呈扁平梯形。
两砚出土时臼中都残存有红色颜料，说明它们都是兼有调色功能的研磨器。
殷商时代，毛笔已较精良，因此与之相配的其他文具，包括砚在内，也较进步了。
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妇好墓(妇好为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即曾出土一件调色盘。
周代的砚，在河南省洛阳市曾出土有两方，一为长方形，以粗砂石磨光而成；另一为牛形，玉质。
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说明以上这些“石砚”，当时仍兼为调色器。
春秋战国时期，仅有一些关于砚的记载，《文房四谱》上说“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述异记》上记载春秋时越大夫范蠡有石砚。
秦汉时期，1975年发现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还出土有石砚。砚由不太规则的菱状鹅卵石加工而成，长6.7—7厘米，宽5.3—6厘米，高2厘米。附有研石，高2.2厘米，亦为鹅卵石经简单加工而成。早期的石砚，大都为此种形制，以自然石料简单加工而成，都是用研石将天然矿物墨或人工墨，碾碎研磨的。
汉代的砚出土的不少。
如1981年在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长方形漆盒石砚，砚长21.5厘米，宽7.4厘米，高0.9厘米。
木胎砚盒，里外髹漆彩绘，内镶石板，石板上方有研石，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木牍等。
在汉代古墓中，多有长方形石板出土，并配有精致的木盒或漆盒。
这种石板或称黛板，黛板可研磨黛粉用以美容，《楚辞》即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之语。
石板也可研墨，用于绘画书写，因此也称为石砚。
江苏省邗〔han含〕江县西汉墓出土有彩绘嵌银箔漆砚，此砚为木胎，平面呈凤字形，砚池中间有三角形泄水孔，羊首木塞。
砚身髹黑漆，侧面饰贴银箔人物、禽兽，砚背朱色漆地，饰黑色云气及腾龙飞凤。
我国漆器的发明与使用都较早，此件漆砚工艺精湛，绘饰精美，说明漆器在汉代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也说明了我国砚种的丰富与别致。
漆砚在以后历代也有制作与使用。
1955年在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出土东汉石砚，砚分为砚盖、砚身及底部三足。
砚盖雕成双龙盘绕，两龙口部衔接，颈下透雕，中腰盘转，四足匍匐。
此砚也附有研石，砚盖内正中有一凹槽，砚盖与砚身相合时，适可容下研石。
整个石砚，设计巧妙，造型生动，工艺精美。
东汉石砚的形制与制作，比之多为简单饼状或素面板状的西汉以前的石砚，又前进了一步。
1978年在河南省南乐县出土一方三足圆石砚，砚盖雕刻异常精美，浮雕六条相互攀缠的飞龙，阴刻龙鳞，四周刻饰翻卷水浪。
飞龙六首攒聚，共戏宝珠，巧妙组成盖钮。
如此巧布，尚属少见，实为汉砚杰作。
更引人注目的是此砚有铭文44字，盖钮为“君”字，砚底中为“五铢”二字，砚口沿一周隶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三公九卿，二千石，君寿如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
”砚石铭文对了解社会历史与砚主情况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是“文房四宝”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
除石砚外，汉代还有陶砚，铜砚等。
陶砚如汉12峰陶砚，长18.5厘米，宽21.5厘米，通高17. 9厘米，此陶砚为箕形砚面，前低后高，向前倾斜，砚周诸峰蝤崪〔qiúzú酋族〕，三面环抱，中峰下有一龙首，设有一孔可注水，左右两峰下各为一负山人像，余九峰环绕成半圆砚堂，砚身下为三足。
陶砚设计新奇别致，整体和谐。
汉砚中还有1969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出土的铜盒石砚，通称鎏金兽形铜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高10.5厘米。
砚形为一伏地奇兽，双角双翼四爪，张口露齿，鎏金铜质兽体，通身镶嵌近百粒红珊瑚、青金石与绿松石小珠。
铜砚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背部为砚盖，下腹部内为砚石，石面光洁润泽。
砚盒通体鎏金，光泽灿然，点缀华美，装饰考究，可谓富丽之极。
它不仅为汉砚之珍，在砚史上亦属上乘佳作。
《齐民要术》引述东汉政论家崔寔〔shi 实〕的《四民月令》说，“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说明当时在小学幼童学习中，已普遍使用了砚，这也说明了汉代砚量增多。
从出土情况看，砚种较多，有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砚式也富于变化，除长方形、圆形以外，尚有瓢形、峰形、箕形、异兽形等，许多砚还附有精美的砚盒。砚的制作日益精良，已由单纯的文具开始演变为工艺美术品。这些都说明汉砚在质量上，较之前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汉砚在质与量上的提高与发展，也反映在对砚的理论认识上。《说文解字》上说：“砚，石滑也。”“砚，[石靡]〔mo莫〕也。”([石靡]为磨之本字)。《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这些对“砚”的解释说明，可看出从功能等方面，对砚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砚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砚的品种更多，又出现了瓷砚以及银砚、玉砚、木砚等等。在砚形上，开始趋于定型化。圆形、长方形等成为基本形式。同时在砚体装饰上，也更加艺术化。
据《文房四谱》记载：“魏武《上杂物疏》云："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四枚。’”这是说魏武帝曹操时，已有银砚。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上说：“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这说明那时也有了玉砚。晋代傅玄在《砚赋》中有“木贵其能软”的话，《文房四谱》上便说：“因知古亦有木砚。”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
我国原始瓷器约在商代出现。
现在一般认为，一直到东汉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的过渡。
有趣的是，近年来就有晋代瓷砚出土。
1958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有青釉三足瓷砚，圆形砚盘，周边起沿，底有三熊形足，直径11.3厘米，高3.6厘米。
此砚胎骨灰白，砚身及底施青釉，有细小开片纹，是著名的“越州窑”青瓷制品。
由于青瓷产地在江南，主要产地在浙江(如越州窑)，因此在江南一带有较多的瓷砚出土。
由于瓷质较坚硬，研磨时弹性小，使用时不甚理想。
但在尚未发现专用石质砚材的地方，瓷砚可大量制作，能满足教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定需求。
因此，瓷砚的出现与发展，在砚史上仍有重要意义。
晋代以后，直至清代均有瓷砚的制作。
除瓷砚外，也有晋代陶砚出土。
1958年在南京的四座东晋墓中，出土四方陶砚，其中一为三足圆形灰色陶砚，墓主为颜谦妻刘氏，另外也在其他女性墓中有砚具发现，这说明当时喜爱翰墨的妇女为数不少。
使我们联想起“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晋代女书法家卫夫人。
传说为卫夫人所著的《笔阵图》就谈到“文房四宝”：“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shuo 朔〕也；墨者，兵甲也；水砚者，城池也。
”将“文房四宝”比喻为兵械战阵，看来，这位巾帼真要“笔伐”了。
晋砚，除出土的与文献中记述的以外，也有反映在古代绘画中的。宋代米芾的《砚史》上就记载有：“晋砚见于晋顾恺之画者，……有十蹄圆铜砚中如[钅敖]〔ao傲〕者。”这说明米芾在顾恺之的画中，见到过有十足的、形如烙饼器具的铜砚。
南北朝时期的石砚近些年也有发现。
如1975年在浙江省绍兴市一座南朝砖墓中，出土有兽蹄五足瓷砚，圆形，下有五蹄足，直径20.3厘米，高5.6厘米。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有石砚出土，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市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石雕方砚，长21.2厘米，宽21厘米，高8.5厘米。
砚面中间有方形砚池，其余部分均浮雕乐舞、骑兽、蟠龙、禽鸟，砚体四侧满雕纹饰，浮雕力士、禽兽等。
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都城为平城(今大同)。
该地为北魏与西域诸国交往贸易的枢纽，在人文地物上，都受西亚的的影响。
此件方砚的雕刻风格就集中反映这一特点。
砚侧的莲瓣纹饰及肥硕力士，都具有西亚的风格；砚体上雕刻的鸟、兽、鱼、龙均为汉画像中常用图案，具有我国汉代艺术特色。
这种完美巧妙的结合，既反映了当时发北魏平城地区的特定历史地理环境，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绘画、书法艺术的提高，都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在砚型上更趋于圆形、箕形(长方形)，砚堂与砚池连为一体。在砚材上，石砚与陶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在石砚的选材与制作上，出现了号称“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鲁砚与澄泥砚，揭开了我国制砚史上的新篇章。
隋唐时期的砚，出土与流传下来的都不少，特别是唐砚较多。
1952年安徽省无为县出土一件隋砚，为赭〔zhe 者〕釉多足瓷砚。
圆形，直径19厘米，高6.8厘米。
下为21蹄足，砚身与水池施赭釉，底及圈足内均裸露深灰色胎质，砚面微凸，周环以水池，此即为通常所说的“辟雍砚”。
“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
《礼记》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
”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说：辟雍之名，是“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
为何设计成此种形状？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解释说：“辟者，璧也。
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
”三国时代就已有辟雍砚，曹魏时繁钦的《砚赞》说：“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
”辟雍砚是利用文具巧妙进行教化宣传的杰作。
唐代的许多陶砚、瓷砚大都为辟雍砚。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22柱足圆陶砚，直径34厘米，高15厘米。圆形陶质，上层砚侧为乳丁纹及花蕾纹，再下排列着相间的凸雕兽面与乳丁纹。最下有22柱，柱首皆为兽头，柱底为兽足。
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唐多足白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9厘米，下有26个蹄足。
我国历史上，瓷器开始出现时是青瓷与黑瓷，大约在北朝末期出现白瓷。
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瓷器史上一项重要的成就。
在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这两大瓷窑系统，一般以“南青北白”概称之。
唐代的白瓷是很著名的，以白瓷制作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砚，也是对此的很好说明。
1979年在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还出土有一唐双盂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5厘米。砚心微下凹，多蹄足，一侧有两个橄榄形笔插，通体施黄褐釉，色泽晶莹光亮，造型美观。这是一件带有笔插的辟雍砚。另外也发现有既带笔插又有水盂的辟雍砚。说明辟雍砚的形式在发展变化，功能也日趋完善。
在流传下来的唐砚中，有一方三堂梅花石砚甚为别致。此砚为双面砚，长方形，长27.5厘米，宽20.7厘米，高5.5厘米。一面为十字界开成双堂双池，砚池为两朵梅花；另一面为单堂，砚池为一朵梅花。石色深紫，砚体敦厚稳重。砚石双面利用，设计构思巧妙。
宋砚仍承隋唐砚风，以注重实用为主，较少装饰加工，长方形抄手砚为砚型主流。
抄手砚是砚面略具坡度，自然形成砚堂与砚池，砚底掏空成两墙足的一种砚型。
所谓抄手，是执握砚时，便于手抄砚底。
因砚底掏空，砚重减轻，也便于持携。
这种砚型，属凤字形系统，与唐代箕形砚一脉相承。
也可说，抄手砚更早是从汉代长方形石板砚发展演变而来。
抄手砚在宋代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其砚型可使砚面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既制作简易，又经济实用，是砚史上的常规砚型。
宋代也盛行瓦砚。
从一些记述中看来，唐末与五代就已有瓦砚了。
如《文房四谱》上说：唐末吴融有《古瓦砚赋》“勿谓乎柔而无刚，土埏〔shan 山〕而为瓦。
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斫而为砚。
”斫瓦为砚，就是制作瓦砚。
《文房四谱》上又有五代时“僧贯休咏砚诗："…
应念研磨久，无为瓦砾看。
倘然人不弃，还可比琅玕〔lang gan郎干〕’”，也似在说瓦砚，并把瓦砚比为美石。
宋代瓦砚，《文房四谱》上说：“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渗。
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绤〔chixi痴细〕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zhi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
”这是说宋初有人以著名的曹魏时铜雀台的古瓦制作瓦砚，性能很好，可“贮水数日不渗”。
历史记载，铜雀台瓦在制作时，是将所选陶土，经葛布过滤，并和以胡桃油，成型烧制而成，与普通瓦有区别。
除用铜雀台古瓦制砚外，当时还有以汉代未央宫瓦制作的瓦砚。
关于铜雀台瓦砚以及未央宫瓦砚，在清代《西清砚谱》中有图录与记述。
虽混有“鱼目”，但仍可见些遗意。
唐宋以来，制砚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有许多砚著剞劂〔ji jue基决〕行世，如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李之彦的《砚谱》，以及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砚谱》等，这些都是研究砚史的重要文献。
元代砚的形式，大体上为宋砚形式的延续，对各种砚材均有制作，风格略显粗犷朴拙。
元代还出现一种暖砚。
前面提到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正月砚冻开”，说明冬季有砚冻现象。
清代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上说：“天气严寒，点水即冻，…
砚上堆冰。
”为了防冻，人们也想了许多方法，如“石灰泡汤，可以免冻，或预磨墨计，以管装悬怀中。
”等。
为了防冻，还发明一种暖砚，该书说：“冬月严寒砚冻，市肆俱用锡造笔筒形，下置油盏点火，上面研墨…
制造三层砚，上层四面钩镶。
中央用薄端石，以便磨墨。
砚之高处，作锡池贮水，下层无底虚中，可置小炉一个，贮炭常暖。
其中间一层，多积热水，令水气上蒸常湿。
砚墨不即干燥，真是佳制。
”这是设计非常巧妙的一种暖砚，分为三层，上层嵌以砚石，中层蓄水，下层为加热炭炉。
较为普遍的暖砚只有二层，上层为砚石，下部设置洞堂，以燃炭火。
有的暖砚，下部制成抽屉式炭槽，使用更为方便。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镂空刻花暖砚，为两长方形，制作相同之铜砚套叠组合而成。长17.1厘米，宽9.5厘米，高6.8厘米。长圆形砚堂，砚池呈半月状。砚侧四周均透雕蟠环，成有规律的缠枝纹饰。下层为抽屉式炭槽，屉面设有拉环。此外，北京首都博物馆也藏有元代石质暖砚。
清代诗人徐以升有《炙砚》诗：“文思忽飞扬，冰凝砚一方。
炙余资石炭，化处受玄霜。
调燮交离坎，中和适燠〔yu郁〕凉。
不须呵彩笔，抒藻有辉光。
”这是说诗人文思涌动，砚却冰凝，燃炭暖砚，炭黑冰白。
调节水火，中和热凉。
不须呵笔，词藻文光。
暖砚增延了砚台使用的时间，拓宽了砚台适用的地域，有助于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便利了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确是一种巧妙的设计。
明清两代，砚台制作在工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实用性文具用品，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工艺美术品。制作风格由古朴趋向奢华，由简洁趋向繁缛。自明代始，砚上铭刻更为增多，颂祷、咏志、题跋、记事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砚铭铭记具有很高的史料用途，有的铭文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有的铭刻则具有书法欣赏意义。
清代的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砚材以外，更是极尽奢豪之能事，甚至出现了不具或少具研磨性能，仅视其稀少与昂贵才选择的“砚材”，如水晶、翡翠、玉石、漆砂、象牙、料器等。
在砚体加饰的题材上，清砚所表现的内容也极为广泛。
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云霞日月、山川景物、历史典故、人物神仙、金石碑刻、名家书画等无所不包。
在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仿古、仿旧、仿真的工艺砚。
在雕饰上也出现了地方特色与不同流派。
如有崇尚清秀隽永、高雅脱俗的“浙派”；有追求纹饰丰满、图案繁复的“广作”；有偏宠砚材昂贵、制艺精艳的“宫作”。
文人置砚，以雅见长，带书卷气；民间备砚重用为本，具质朴味。
清砚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是砚史上的辉煌时代。
清代砚坛的繁荣发展，也反映在理论研究上，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有整理、研究、论述与总结性的论著出现。
《西清砚谱》以图文方式著录了清代皇家藏砚。
该谱所录各类砚共计240枚，清高宗自序说：“内府砚颇夥，或传自胜朝，或弃自国初…
因命内廷翰臣甄覈〔he核〕品次图而谱之。
”《西清砚谱》编者为于敏中、梁国治、董浩等人。
绘图为门应兆等人。
砚谱所录一部分是作为文物珍藏的自汉唐至宋元的砚，一部分是明与清初的镌品。
“凡例”上说：“是谱荟萃古今得砚二百，陶则汉甓〔pi辟〕称首，而唐宋以下，澄泥旧制胥隶焉。
石则晋砚开先，而端歙[上艹下(左丹右隻)]〔huo 获〕村诸旧石属焉。
《西清砚谱》另一特点，是除对砚加以说明外，都附有砚图。
“凡例”上说：“前人谱砚，往往详于说而略于图，…
是谱所绘尺度既用线法收分，其不及分者，注明砚图之首，至其形制刻画，若蓬莱道山，兰亭等图，细至夔〔kui 奎〕蜗虫鸟，无不摹写入微，而于石质损驳、眼蛀金星、翡翠之属，尤极意皴染，各开生面，其有一图绘至三四面者。
”砚图绘制尺度形模准确，生动逼真，惟妙惟肖。
“西清”是清代宫内南书房的别称。南书房又称南斋，为清初皇帝读书的地方。清代以宫廷丰富的收藏、雄厚的力量编制的《西清砚谱》，起到了以“文房之资，立言传道”的作用。《西清砚谱》是宝贵的砚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高凤翰的《砚史》也是很著名的“砚典”。高凤翰是清初画家，好藏砚，蓄砚1000多方，后择其精者，制铭撰记，手绘后自行镌刻，拓出砚图，题句诗文，钤以朱印，编制成《砚史》。高凤翰《砚史》共四册，题识书迹众体皆备，铭记文句意境隽永，实为美集金石、书画、诗文为一体的艺术珍品。
高凤翰《砚史》后经王相、王应绶以及著名书法家吴熙载等人筹划摹刻，得以流传。摹本存砚图112幅，共收砚165方。卷首有高凤翰自题“墨方开国”，次页有高凤翰造像的《云海孤鹤图》，并有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等人的序跋题识多幅。
在高凤翰《砚史》中，有许多关于名砚的材质、品名、制作等等的记叙与论述。通过高凤翰《砚史》也可以了解高凤翰有关铭砚、制砚、藏砚的资料。高凤翰的许多砚铭、题识也都是佳作。如“陋铜雀，薄未央，陵云作赋声琅琅，试与掷地成铿锵”；“墨乡磅礴，天空海阔”；“波涌云垂想其气奇，玉润镜平想其质清”。
清代朱栋所撰《砚小史》说：“栋固不文，颇有此癖，所得端歙旧坑及古瓦研十三方，不减古人名砚，特名其斋曰"十三砚斋’。
”他收集历代论砚著作，整理研究，撰成此书。
该书薛序中说：“取古今论砚之书，仿史家例共成四〔juan卷〕 (同卷字)，曰《砚小史》。
”该书黄序中说：“《砚小史》原原本本，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蕴藉，无一图不精彩。
”该书主要论述端州、歙州、青州、潭州等地石砚及石末澄泥砚，古砖古瓦砚、玉晶玛瑙砚，铁铜银砚。
关于砚的史论有12则，还有赋、文、诗、词与铭等，书后附有“十三古砚图”及“诸公之砚”。
《砚小史》最后还附有“墨考”。
《砚小史》取材广博，论述精当，是一本简明扼要的砚史读本。
清代吴兰修撰有《端溪砚史》一书，共三卷，上卷专论砚坑。中卷介绍砚材、砚式、砚值以及用砚、藏砚之法。下卷记叙了贡砚、开坑诸事。《端溪砚史》是介绍与论述砚石，尤其是端砚的名著，是了解端砚的必读之书。
清代的砚书超过了以往历代的总和，为我们了解与研究我国古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除以上所介绍的之外，著名的还有纪昀《阅微草堂砚谱》、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等。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于皇家豪族的奢欲，文人雅士的嗜爱，砚品在开采、制作、雕饰、装潢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砚业，可谓砚论要著迭现，煌煌巨帙，壁立千仞。砚艺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耸壑昂霄。在砚史上，确已“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