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提出著名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唐宋变革论”。
经过一百多年的争论与探讨，除了对一些具体细节尚存争议外，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对其予以基本的认同。
而这个颇为复杂的理论的核心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唐以前的王朝通过控制人来维持统治，而唐以后的王朝则更倾向于通过控制土地为满足自身的需求。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
当遵循这一理论再来观察我国历史之时，就会赫然发现，自“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幽燕之地大面积“胡化”直至在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整个中国的北方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大动荡之中。
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原本在人口、经济等方面全面落后于北方的南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样的结果，便是唐朝灭亡之后北宋与辽国的南北对峙，接踵而来的又是金朝与南宋的南北分立。
正是在这一连续将近400多年的南北分治状态下，原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线上的中国南北方开始出现了发展上的鸿沟。
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官府坚定的按照“唐宋变革论”所阐述的路线前进，人身依附关系逐渐缩小直至无足轻重，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在官府的推动下得以迅猛发展，而在唐朝以前严格属于“国有”、不得私自买卖的土地也成为了私人的财产。
另一方面，在辽朝和金朝相继掌控的北方，受北方草原民族传统的影响，超经济的人身控制一直是社会的主流。
正如李治安教授所说：“就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关系而言，主从隶属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谛。
”
幽云十六州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随后便挥师南下，灭亡南宋，终结了中国近400年的南北分立局面。然而，虽然疆域上的分立状态被终结，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南北分立却依然明显。可想而知，如果任由这种鸿沟存在并扩大下去，仅仅依靠血缘和儒家文化维系的大一统思想将很快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建立统一政权之后，除了在政治方面推行全国的贵族会议、军官世袭、行省制等“北制”改革外，元朝又将大量北方社会生产关系推广到了南方，并吸收南方生产关系推行于北方，以此来弥合南北差异。
（一）北制向江南的推广
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忽必烈下诏：“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
”（《元史·世祖本纪七》）对于这道将犯法官员“抄家问斩”的诏令，受清史电视剧影响的我们可能并不觉得奇怪，甚至会认为是古代社会的正常状态。
然而，从唐朝开始，对犯法官员的处罚就从抄家变为仅处罚官员一人，而到了素来以仁厚著称的宋代，则连诛杀官员的刑罚都一概停用，而是将其流放边疆，并不会祸及家人。
元朝这一基于草原主从传统所设定的统治理念，将所有的大臣皆看成是皇帝的奴仆，可以任意给予富贵或者最严厉的处罚。
被朱元璋推翻的元顺帝一生随意诛杀一品大臣多达500余人（权衡《庚申外史》卷下），而生活于忽必烈统治时期的著名书法家、画家赵孟頫在担任兵部郎中之时，一次因为上班迟到，便被断事官拉去接受鞭刑。
（赵孟頫《松雪斋集》）令这位当世大文豪难以接受的是，他的大部分同僚都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小小惩戒，已经完全丧失了宋代“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时的礼仪。
著名书法家赵孟頫
（二）诸色户计的推广
《至顺镇江志》载：“户一十万六十五，民八万……儒七百三十七，医三百，马站……”简简单单的记载中，已经将当地百姓分为了民户、儒户、医护、马站户等等各色户计。
元人郑介夫曾言：“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
”（《元代奏议集录》下）怯怜口是蒙古人对于奴隶的称呼，郑介夫的这一说法道出了元朝皇帝将普天百姓视为自家奴仆的真实心态。
基于此，将全体百姓依据职业划分为不同的户口，分别为皇帝及官府提供不同的劳役便顺利成章。
在一份称赞元朝太中大夫、杭州路达鲁花赤的墓志铭中记载“杭州，故宋之旧都，民……不闲于政令，不任于力役。
公抚绥而教戒之。
”（虞集《昔里哈剌襄靖公神道碑》），“民不闲于政令，不任于力役”说明在南宋统治时期，官府已经彻底放松了对于杭州百姓劳役的征发，改为征收赋税，而这位被盛赞的达鲁花赤则通过各种手段的“抚绥”再次让百姓承受各种劳役。
元成宗时，刘国杰讨伐南疆，“大起丁夫，运送军粮……通计二十余万。
”（《元史·陈祐传附陈天祥传》）
《元史·世祖本纪六》：“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贫乏者五百户隶太常寺。
”太常寺是为朝廷提供礼乐表演的机构，其职役人员自汉代以来便被社会上视为贱民。
皇帝的一道圣旨，直接将这些志在科举考试的儒生拨入太常寺服役，并且世世代代永为礼乐户。
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所言“九儒十丐”成为今日称呼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历史源头，而元代的政策再这方面“功不可没”。
元世祖忽必烈
（三）南制遗留与南北制的融合
虽然元朝政府使用各种强力手段推行北方制度，对南方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的大规模倒退。然而，南方现今的社会关系也得以通过元朝所创造的大一统局面得以在全国推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海外贸易及海运。
不同于明清政权对于海洋的严厉禁止，元朝对于中原王朝视为无足轻重的海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热烈态度。南宋对于海洋的鼓励除了顺应历史潮流之外，更是对于北方军事压力所导致的财用匮乏的现实妥协。而从未与海洋毗邻的蒙古民族却对海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这个起家于蒙古高原的政权抛弃了以往王朝所依赖的京杭大运河，转而采取海路运输，将南方的赋税输送到北方。
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先后在北方和南方大规模建造远征舰队，意图征服东方的日本和南方的越南等国。
虽然这些政府行动最后失败，但这样大规模的海洋行动，均为中国古代王朝前无古人且后无来者的壮举。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认为，“海外征伐和鼓励海外贸易，给蒙元帝国已有的游牧国家与农耕国家混合体带来海洋帝国的性质。
”
元朝杰出科学家——郭守敬
除了海洋之外，南宋理学的北上也受益于元朝的统一局面。
由于宋辽、宋金的先后长时间对峙，饱受战火摧残的北方事实上无力孕育出学识深厚的文人，这与大师辈出的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元朝统一后，或被朝廷征召，或被达官显贵私人邀请，南方大文人通过各种方式纷纷北上。
一方面对掌握实权的蒙古贵族施加了先进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为北方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元仁宗时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便是这一行为最直接的影响。
总之，元朝在统一之后，不仅南北方长期的分立局面，更为弥合南北方社会发展的各种鸿沟提供了前提条件。
由于元朝起家于北方草原，其施政方针不可避免的带上了落后的草原传统，对于中国南方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然而，在这些表面的损失背后，同样蕴含着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
北方文化的强势南推和南方文化的反向北行，都为由于南北方长期的政权对立所造成的文化、社会分割的弥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比于南宋与金朝对峙时期，双方士人互视对方为敌国之人的心态，蒙元帝国的粗暴却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再一次深深的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至此之后，中国再未出现长时间的分裂局面，这可以说是元朝最为伟大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李治安：《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