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前二十年尽职，后二十年怠政，为何前后转变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事件诱发了万历皇帝的怠政？
2、万历皇帝用怠政对抗的真正的“敌人”是谁？
万历皇帝在即位时不足九岁，到万历十五年时正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正值幼年的万历皇帝登基后，没有玩伴和娱乐，日复一日的在呆板的礼仪中作为一个神圣的象征而存在着。
不仅要学习书法、历史和经学，还要承担皇帝所需承担的各项繁重的礼仪职责，比如周期性的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等，还需要参加每天的早朝——因为这些极度呆板的仪式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的体制，属于皇帝的职责之一。
万历皇帝在十岁那年迷上了书法，却被他的老师张居正制止了，理由是：“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万历十四岁大婚之后，他觉得“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重复”，因此迷上了宦官孙海为自己打造的“西内”夜宴，但由于为太后所知，太后异常悲愤的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责任，准备祭告祖庙并废掉万历皇帝，以其弟取而代之，直到万历皇帝下跪许久才得到其原谅，并为此事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
十八岁那年他爱上了另一妃子郑氏，正值他的恭妃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之时。
他希望由郑氏的孩子而不是长子来继承皇位。
从表面上来看，这一立储问题直接引发了他和文臣们之间的矛盾，后万历皇帝更是采用怠政的方式来进行反抗——拒绝上朝会见自己的臣僚们，拒绝任命官员，从而使大明帝国走向混乱无序的深渊。
与此相对比的是在万历皇帝在位早期，他表现出了勤政爱民的迹象。
这种转变难道仅仅是因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么？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自古以来，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
在明朝万历年间，随着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的成熟，皇帝早已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成为了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其主要的职责在于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在文官集团中有矛盾的时候做出强制性的仲裁。
做到这一点，需要公正和不辞劳瘁之外，还需要超乎寻常的精明能干。
但由于文官集团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自己的个人意志，将皇帝强迫纳入文官集团所设置的规范，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若有个性或行为上的越界，则通过奏疏的方式，将皇帝催眠为一种机构性的存在；另一方面，皇帝没有办法抵御文官的力量，因为皇帝的权威产生于文官集团的俯伏跪拜之中，他能控制的实际甚为微薄。
因此万历皇帝的“不早朝，不任命”的行为，是有意的用自己身为“人”的一面来反抗文官集团的规范设置，有意的与文官不合作，在人事上不提拔下级官员的行为等于让整个文官集团所追求的名利上的酬报都化为泡影；大臣们也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心思，因此用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
并且在其在位的后期，他已经深知自己将被史官和后世冠以“昏聩”“怠政”之名（万历皇帝是一位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定案），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又不能甘心做为一个“机构”或者是“象征”来使得他的臣子们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他的文官们快意，因此即使消极，他依然顽强的保持自己的性格，用自己的行为将文官们构筑的政治体系作出全部的否定。
但实际上，采用这种消极怠政的方式来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万历皇帝心里愿望依然难以实现，而且无法言明，同时还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可以看出他的孤独和苦闷。
另外，由于一个年轻的皇帝没有能把自己的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只能通过视察自己的定陵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却再三的被自己的臣子所阻挠。他的臣子们将一桩游憩的小事定性为劳命伤财的事情，他只得被动地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被引导进入这乌有之乡，成为了一个苦闷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