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系列6
一、中心的喜与忧
在中央之国第五期夏商周们在哪里？中，我们已经重点说了大禹治水和夏的建立。如果说夏以前的历史主要是东西两大族群在互相缠斗的话，那么“夏”的意义就在于建立了中原的地缘中心位置。
上一期中的夏商周核心区域地图
从那以后，谁想成为北至燕山，南至长江，西到黄土高原，东到山东丘陵广阔区域共主的话，那就必须占据中原，并以此来号令天下。这个“天下”的概念也就是后来“中国”的概念。当然，他的范围也是一直在扩张的。
中原做为权力中心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凡是在此确定政治地位的民族，都不自觉的将自己确立为中心民族，而将四周边缘地区的民族视为低一等的民族。在周以后这一点尤甚，想成为“中国”主人的人甚至还要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
从王都出发每隔500里依次划分“甸、侯、绥、要、荒”五服，表达了严格区分政治中心与政治外围的设想
对于商族来说，入主中原后当然会受夏的影响，虽还不至于被完全同化，却也已经和山东丘陵一一黄淮平原一一江淮平原的所谓“夷”族发生战争了。虽然他们同被归入“夷”族。
我们并不应该为此感到奇怪，东西族群只是根据双方所处的位置以及文化所做的划分，并非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一定是铁板一块，就象炎黄二族也同样发生过冲突一样。
相对于“禹贡黄河”以南的“夷”族来说(山东丘陵一一黄淮、江淮平原)。商族与之的联系会更少，或者说相对于山东丘陵的位置来说，他们更象是边缘部族。
这样一个在“原始东夷”中处于边缘位置的部族取得了共主地位，原先臣服于夏的那些东部族群不服也是情有可缘的。同样的事情在3000年后的明清之际再次发生，尽管朝鲜半岛统治者的族源与满族更接近，但当满族入主中原后，他们却绝对承认明为中华正朔。
能做大明的狗.gif
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中并非孤立，如果一定要解释，用“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种心态来解读，可能是最恰当的。
商征东夷的地缘意义主要在于，商与夏的影响力覆盖范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黄河以北作为商族的故地，无论“夏”的影响力当年有没有至此，现在都可以被归入同一地缘圈了。至于以渭河平原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从后来的周族的兴起过程来看，已经奉商为共主是确认无疑的了。
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谁占据了中原之地，谁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正如夏要面临商的威胁一样，商族也要面临同样的挑战。而这一次的挑战来自于传统优势地区一一黄土高原。而发起挑战的族群就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那些拥有无数天兵天将支持的“周”。
当然，在《封神演义》里，商也有很多仙精妖怪支持的。只不过在小说中，无论死活，无论仙妖，都殊途同归的在封神台上封了神。而事实上,周也的确让东西两族群真正完成了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全新“华夏”的概念。
二、凤鸣岐山：周的崛起
“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其在文化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完成大一统的“秦”。后世对他的推崇备至，以至于在从春秋到秦汉，假托周人之手，制定了非常多理想化的制度。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周有鉴于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在文教德治上是多么盛大啊，我遵循周的制度”）
不过在这里，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周人在地缘上的建树。如果说周以前的夏、商两代的管理形式，更多的只是满足于做名义上的共主，而对地缘文化本身并不会刻意去改变的话(各族群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保有文化上的独立性)。
周人显然认为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并不利于保持王朝的稳定。
在寻找新的管理方式时，周人“祖先崇拜”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尽管在东亚大陆，由于各地区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封闭性。
各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祖先崇拜的概念。
但周人对于祖先的态度，以及对于传承血嗣的态度却是无出其右的。
这突出表现在周人“多妻”的态度，以及将宗亲“封建”至各地的做法。
关于商族好战，其实也很好理解。
每一个占据中原的族群都会面临四个方向的挑战。
在周族决定东出渭河平原时，商族的主力正在东征(据说兵力有十万人之众)。
由此产生了一种说法：商族的军事主力在得知国破之后，转而从山东半岛出海，冲向太平洋，最终漂啊漂，漂啊漂，结果赶在西方人之前发现了新大陆，并将中华文明传播至美洲。
畅销书作者笔下脑洞大开的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所谓“殷地安”=“印第安”
这种说法的确很有吸引力，只是尽管有证据表明，7000年前东亚地区的族群就已经可以熟练的操作独木舟了。但实在无法想象，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可以将这么多人送到美洲，何况这是一次没有目标的旅行。
不过商族在退出中原之后，并非没有在地缘上为了孙后代作出贡献。相比漂到美洲的说法，这一次迁移会更符合客观事实，也更有历史依据。
关于这次迁移，我们下文就会分析到。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周人那里，去看看他们是采用什么样的进军路线打败商人。
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周人的祖地在“岐山”附近。岐山的位置也就在渭河平原的西头。当周人安安份份的呆在岐山时，对商族是构不成威胁的。尽管商族也曾对黄土高原上不臣服的部族发动过战争，但地理距离使得周人在此之前并不会与商族发生大规模冲突。
不过岐山在渭河平原属于边缘地区，对于有志于东进的周人来说，并不是最合适政治中心。
因此在进军中原这前，他们必须先占据渭河平原的中心，以控制整个渭河平原。
这个中心被选在渭河之南，史称“丰镐”，地理位置在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
自周人将这里确定为渭河平原，乃至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区后，在随后的历史中它又多次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
三、迁都的败笔
商朝在建立以后的“迁都”据统计多达13次，前期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南，洛阳一一郑州一线。最后一次则迁回黄河以北，也就是现在发现甲古文的地方(安阳)。
关于商族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迁都”，史学界众说纷纭。有说是天灾，有说是人祸。不过从结果看，商人越过黄河，进入了中原核心区，但却更适应贡河以北的生活。最起码我们知道，在最后一次将都城迁入安阳境内后(黄河北岸)，商人的都城就此稳定下来。在此后200多年后，商人就是以此为政治中心，向四周邦国施实影响。
安阳殷墟以及这里的甲骨文只是商代中后期遗存，早商的许多问题还在重重迷雾中
尽管位于目前河南境内的“安阳”也被划入中原的范畴。
但事实上，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一线才算得上是“中原核心区”。
这一地区最大的地缘价值在于可以封锁渭河平原东出华北平原的主要出路。
而商族的这一次迁都尽管回到了自己的祖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也为以后的覆灭留下了隐患。
200多年后，周人正是因为商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薄弱，才得以轻可易举的进入河洛地区，然后经“孟津”渡过黄河，然后与商族决战于牧野。
如果商人能够继续以洛阳盆地为政治中心，周人决不会这么轻易得手。最起码“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场面是不会出现的。
后世的帝国多吸取这个教训，将政治中心建于最危险的敌人面前，以此方能集合全国之力以抗之。当然，前提是你要预判出敌人来自于哪个方向。而商人似乎还没有想到这么深远。
商周牧野之战要图
事实上，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里的“朝歌”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它是商代晚期的“行都”，也就是在正式都城之外的另一个都城。这在古代并不鲜见，最起码我们马上会在周朝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
商人选择迎战周人的地点是在朝歌西南70多公里处的牧野。这一战之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从此周人确立了中原的统治权，并将黄河以北直至燕山的范围正式划入了华夏控制区。而这其中所用的手段则就是那具有开创姓的“封建”制度。
《尚书·周书·牧誓》详细记载了牧野之战的前因后果
关于周人是如何控制这些新臣服地区的问题，要留待以后的文章交代。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前面留下的伏笔：武王伐纣在地缘上使得失败的商人“被迫”留下了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箕子朝鲜”的建立。
四、“韩国有种，寡人佩服”
如果我们事先没有明确商人的发源地在华北平原(有可能北至辽河平原)，我们就无法解释“箕子”为什么会选择朝鲜半岛北部作为商族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早在商族进入中原之前，就很可能已经熟知华北平原—辽河平原一一朝鲜半岛这一路线。只是在之前，中原对于商族的吸引力要远大于朝鲜半岛而已。
箕子朝鲜的这次建立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卫满朝鲜”，“汉四郡”等很大程度上因袭于他。
如果说箕子的这次出走是出于为商族保留一点血脉，这倒大可不必，因为留在中原的商族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封地，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周人的统治。
史书记载，箕子后来也接受了周的册封。
因此将华夏族对朝鲜半岛的开发上溯到3000年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位于今朝鲜平壤牡丹峰的箕子朝鲜墓，1959年被金日成下令铲除
箕子墓被朝鲜人为铲平无疑是为了与历史上的华夏文明彻底划清界线，不过同样的事情他们南边的兄弟是不会这样做的，至少不会做的这么粗暴。
因为这个与中国战国时期某国同名的国度，会聪明的突出商族“东夷”的属性，然后结合自己偷换的所谓“东夷”概念(他们现在正以“东夷”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四处活动)。以反过来证明他们曾经是整个中国的主人。
韩国历史教科书的本国疆域（对应中国唐时期）
尽管这与生活在尼罗河畔的阿拉伯人以古埃及的后人自居有些类似(阿拉伯人的理由还充分一点，最起码他们现在的确是尼罗河的主人)。
（待续。下一节主题为 周人的大分封）
本文地图绘制于发现中国知识地图协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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