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明朝已不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
近代世界的暴风骤雨，已经开始冲刷这个古老的文明……
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放眼14世纪的世界，明朝为何做出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
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作者赵现海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明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明朝的“内敛”取向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诸层面，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的人与事，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的深层内涵，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2020至2021年挂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入选2019年中央宣传部首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新汉学计划”学术顾问、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明史、长城史与边疆史，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明长城时代的开启 : 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十字路口的长城 : 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合著有《中国通史大师课》等四部，发表论文70余篇，《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一书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在喜马拉雅、酷我音乐平台主讲《中国通史大师课》《中国极简史名师课》的明史部分。
内容特点
1368年，在东亚大陆上，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大明王朝建立；与此同时，西欧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起俄罗斯文明。
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一片权力空间，四种文明开始竞逐其间，勾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推动世界近代史大幕的开启。
明朝在大体收复元朝旧疆之后，并未利用强大的国力，追随蒙古帝国的世界扩张脚步，而是重回亚洲，建立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华亚洲秩序”。
在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之时，明朝的这种选择错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其他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置身于历史中，便会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引言
但这是已经受到普遍批判的“西欧中心论”的看法。
人类历史发展，不是某一种文明的独力所为，而是多种文明的合力推动。
在近代世界的起源问题上，同样如此。
近代世界的主体力量，并非西欧一种文明，同样还包括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
正是这四种文明的角逐，而非西欧文明的一枝独秀，才构成了近代世界的整体图景。
蒙古帝国像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亚欧大陆，突破了以往不同文明区域交流的模式，首次将亚欧大陆联系在一起。
有鉴于此，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杉山正明将蒙古帝国的建立视作世界史的开端、全球化的开始。
但蒙古较少的人口、落后的文化，使统治者无法对被征服文明开展整体性、深层次的文明整合，而是采取融入被征服文明、因俗而治的被动管理模式。
这便使得蒙古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内部松散，元朝和四大汗国之间，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合作。
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于亚欧大陆的瘟疫，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根基，面对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蒙古帝国逐渐土崩瓦解。
可见，蒙古帝国为新时代拉开了序幕，却不是开辟未来的掌舵人。
掌控历史的，仍然是他们南面的邻居，更为发达的农商文明。
如果要为这一事件寻找一个具体时间点的话，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灭亡的1368年，可以作为合适的标志。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开启了近代世界。
外来的文化冲击，对于具有悠久传统、庞大疆域、多种文化的中国而言，会在无形之间被悄然稀释淡化，难以推动国家完成自上而下的整体动员。
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在近代激烈的变革、竞争的潮流中，为了生存并壮大，顺应这种变化趋势，努力开展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
西欧不同规模的政权，通过构建起具有认同感的“民族”观念，建立起民族国家，走出了封建割据的状态，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了全球扩张和海外殖民的历史进程。
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通过将“圣战”意识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文明在亚欧非腹地疯狂扩张，成为早期全球化东西交流的中介和使者。
莫斯科公国继承了蒙古帝国广阔的疆域视野和政治上的威权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吞并、整合了数百个罗斯部落，建立起崭新的俄罗斯文明。
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游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
一方面，明朝在政权规模上，并未像其标榜的“驱逐胡虏”，而是努力接管元朝旧有的广阔疆域和多种族群，开展复合政权的建设；另一方面，在政权宗旨上，明朝努力“恢复中华”，虽然掌握着当时世界上强大的陆军、水军力量，但放弃了蒙古帝国的世界取向，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恢复起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在疆域政策上呈现出内敛的取向。
虽然漫长海岸沿线的民众长期开展走私贸易，推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促成中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并最终在隆庆年间推动国家开放“海禁”，实现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但国家一直没有积极主动地借助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推动政权的整体改造和近代转型。
表现在经济上，便是明朝官方一直坚持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并没有追随商人的脚步，产生海外殖民的政治野心；甚至国家财政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冲击下入不敷出，最终崩溃。
就像一件衣服，其他文明改换了样式，而中国只是点缀了花边。
明朝的这一做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在世界近代浪潮中的命运。
近代时期席卷西方的暴风骤雨，并未在明代中国产生电闪雷鸣、惊天动地的效果；而是如蒙蒙细雨，润物无声。
明朝的大地，虽然萌发了历史的新芽，但依然笼罩在传统的风月之下，保持着旧时的容颜。
明朝的这种选择，虽然并不成功，但很合理——这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本书尝试按照时代顺序，选择每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展开叙述，从而揭示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和时代特征。
清代文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中西古代历史学都以叙述为特征，通过讲述典故、阐明道理、惩恶扬善，从而传承文化传统。
英文“History”即“人类故事”之意。
近代西方女权主义者鉴于这个词所可能蕴含的“男人的故事”本义，于是又创造了新词“Herstory”，以纠正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
由此可见，“人”的故事——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永远是历史的核心和焦点。
虽然看起来更可信了，但不那么可爱了。
不过，历史学本身的人文性、大众对历史叙事的要求，都使叙事传统在当代历史学中仍绵延不绝，当代西方史学甚至有复兴叙事传统的趋势。
中国古代拥有最为发达的史学传统，但由于文化断裂的缘故，在当前，二十四史的写作模式，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讲，都存在巨大困难。
但在此之外，中国古代民间还存在另一通俗讲史传统，用白话形式，将历史故事化，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知识向民众的传播。
宋元时期已有讲史话本，明清时期更形成了成熟的历史小说，这些叙述模式都是古代通俗讲史的模式，在民间极受欢迎，是千百年来民众学习、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领先地位，若鉴于近代一百年的武力不竞，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力衰退，就对中华文明进行根本的质疑和颠覆，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十分短视的行为。
复兴的中国将再次成为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复兴的中华文明也将会对现代文明实行深层次改造，促进世界文明道路的改变。
唐代士人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
”明代阁臣徐阶也说：“文章贵于经世，若不能经世，纵有奇作已不足称。
”在继承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将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从而构建新型中华文化体系的时代潮流中，历史学家将中华文明的内涵完整而准确地揭示出来，作为国家发展的参考、民众通识的知识，便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工作。
而其中需要重点挖掘、借鉴者，便是关系到治乱得失的重要关节。
正如朱熹所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又如黄庭坚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
”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大门，与其他文明一起出发的明朝世界，应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重大关节和主要角色之一，明朝形塑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脉络和发展道路。
欧阳修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北宋名臣。
在政务倥偬、案牍劳神之余，仍然写下众多名篇佳作。
欧阳修将之归功于“三上”。
他很钦佩上司钱惟演的向学精神：“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欧明修又指出宋绶也是这样，“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
至于他自己，欧阳修也承认“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从田园牧歌式的古代社会，到忙碌紧张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忙于各种工作，在一片喧闹的背后独处变成一种奢侈，内省成为一种奢望。
人本应自觉思索生命的意义，并将之视为生命中最值得珍惜和宝贵的东西，而今这种意义却要被我们漠然而弃。
即使以思考为本务的知识分子，也终日在既定的工作链条上，忙碌异常。
其实，遑论古代，即使在并不遥远的19世纪，那个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康德每日漫步于林荫小道之上，思索生命和知识的真谛的背影，对于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也已经那么久远和隔膜。
艰巨的科研任务、繁杂的事务工作，常常令我有超负荷的感觉，做学问逐渐变成一件苦差事，这真是有违选择这一行当的初衷。
而每天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只有在地铁上、在床头边，只有在这些时刻，我才可以有些飘离现实的思考。
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本颇值赏玩的小书，那便可以在喧嚣吵闹之中或夜深人静之时，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之中。
这种书量不能大，不能重，否则不便携带与翻阅；又不能过于艰深，否则读起来会很累，背离了初衷。
个头小巧，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书籍，便是最合适的了。
按照文忠公的提法，不妨把这种书叫作“三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