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
上回我们说到，面对陈诚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大举开进山西，形势骤然间急转直下。
眼见晋绥军和中央军对红军已然要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毛泽东果断作出决定：西渡黄河，退回陕北。
其实所谓红军运动战的核心要领，无外乎就是这样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选》第一卷里对这一要领有过精辟的论述：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
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
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
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
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
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
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回师陕北以后，毛泽东迅速发表了一个抗日通电，这则通电非常高明，里面这样说到：“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往往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即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利因素，在某种条件下转化为有利因素，从而全方位的调动起一切积极性。
中央军与晋绥军对红军的南北夹击，是既有条件下的不利因素，但是这种不利因素，一旦放到政治宣传之中，那么又可以发挥其有利的一面，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能力。
回到陕北的红军此时所面临的局势虽依旧严峻，但就东征之前却已经有所缓和了，原因是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南面的统一战线已经趋于稳固，这两位将军虽然一边应付着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但是另一面却是消极对待蒋介石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而同时，随着抗日潮流的发展，蒋介石统治的内部矛盾也在发展，红军回师陕北尚不足一月，广东实力派军阀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反对蒋介石对地方势力的吞并，联手发动了反蒋军事政变，以抗日为号召发兵湖南，史称”两广事变”。
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暂时腾出手来应付两广的威胁，这就给红军继续以游击战和运动战扩展根据地、补充战争资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鉴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
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总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目前就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
在山西的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但是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至此，东征之役告一段落。
而对于下一步红军朝哪个方向出击，则成了军事战线上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说：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择其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内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作了比较，最终确定可先进军甘肃。
原因并不复杂：甘肃东连着陕北，又与宁夏接壤，而且将来不管向西还是向北，想要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都必须首先经过甘肃。因此，甘肃是向西、向北的必由之路，而且其边界可与陕北、宁夏边界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陕甘宁边区。
正是在这一计划之下扩展和建立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就是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以延安为中心的后方指挥枢纽。
根据这一军事计划，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和政委，组成西方野战军，在西面甘肃，以及陕北、甘肃、宁夏边界地区展开了游击战和运动战。
西方野战军连续作战两个月，到8月1日结束，开始进行休整。这次战役过程不长，也没有遇到较大阻力，进展十分顺利，期间消灭敌人、俘虏旅长以下两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
这样一来，便为随后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时，毛泽东的一个高瞻远瞩的提议，为后来红军的大发展和大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提议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教育上的。
就在红军东征刚刚回到陕北，毛泽东便开始提议要开办红军政治军事学校，他说到：“要弄好西北局面和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
此话一出，当时众人似乎都觉得有些危言耸听，此时东征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是红军却并没有摆脱四方围剿的局面，生存依旧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何来将来大发展一说？何来全国局面一说？
眼下二、四方面军还在北上途中，其前途犹未可知，而陕北的根据地此时也非常难以扩张，只不过是在边界上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维持生存，更多人此时对前途的希望则主要寄托在打通获得苏联援助的通道，以此加强和巩固陕北根据地，以及补充必要军事物资期望之上，虽说干部教育从来都是一个需要未雨绸缪的问题，但是眼下严峻地形势，把这个问题提到“将来会犯罪”的严重高度，似乎是有些杞人忧天了。
但是历史很快就会证明，筹建红军大学这个计划非但已十分紧迫，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红军是否可以取得大规模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决策。
我们常人或许很难拥有如此战略意识和超前眼光，但是对于毛主席是如何看待前途和当下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中，或者能获得很大的益处。
他就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
长远和当下之间的关系必须兼顾，这是大多数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其中却极少的人知道，长远和当下，今天和明天，除了需要兼顾之外，还有一个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
这就好像唯物主义者坚持物质的第一性，意识的第二性一个道理。
先立足长远，再着眼当下，坚持长远的第一性，当下的第二性，才能使长远利益得到切实地保证，才能使得当下的每一步都更好的服务于长远。
由此，道路虽然一开始走得艰难些，但是往往越走越宽，越走越立于主动。
而反过来就完全不同了，先立足当下，再思考长远，就极易走向实用主义和应付主义。
当然，这两者的区别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强调当下和长远的兼顾。
但是如果把两者的决策上升到路线选择，或者把它们放到更长远一些的历史长河里去看，则往往有极大差别。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业化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这一点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
斯诺初到延安
话说，正当彭总率领西方野战军扩大根据地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七月初，冒着极大的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
历来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宣传里，始终围绕着“共匪”的性质进行渲染，但是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宣传，随着他们抗日救国口号的公布，这支位于陕北边区一个狭小地域内的抗日力量，越来越受到各新闻界、知识界、文化界的关注。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政治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从共产党的纲领和口号中看出来，这绝不是单纯的所谓“匪”所能展现出来的特点。
怀着种种疑惑和好奇，这位记者沿途辗转后终于来到了延安，并见到了所谓“共匪”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的形象给了斯诺以很大的震撼和触动，他不久之后便写下了他初见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很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
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一般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交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边的行人在一起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情感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在必要的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对于毛泽东的一种印象，在这些印象里，既有憨厚朴实也有质朴纯真，甚至有孩子气般的笑容，这是因为这种态度是对着农民和群众的。
而同样的，他身上的精明锐利、机智和老练，则是应对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所必不可少的。
在斯诺到了延安的数日之后，毛泽东终于有时间与斯诺进行一次长时间的秉烛夜谈，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斯诺发现毛泽东绝不仅仅只是一党一派之领袖，而是一个对中国有着极其深刻认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三、
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斯诺一开始最为好奇的问题是，共产党此时的力量相较于国民党是十分弱小的，而蒋介石直至此刻，都还未从对日妥协与退让的根本方针中扭转过来，那么共产党将用什么力量去抗日？
这个问题是很尖锐的，他所表达的含义是：老蒋那么强，都不敢轻言抗日，你们凭说要坚决抵抗？
毛泽东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
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战争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
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战争，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总之，抗日战争，绝不是一党一派之战争，它是全民族共同的战争，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
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战胜日寇。
这是斯诺第一次接触到全民族抗战的概念，也是第一次跳出单纯的一党一派，一个政府或一支军队抗战的传统观念。
或许此时全民族的抗战对于他来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抽象，但是有一点他是可以确定的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红军的抗日，绝不是如常人所想之一厢情愿的热情，也不是盲动的单纯抵制，他们背后有自己的哲学思考和信仰，并且由此制定了他们的一套方针政策，虽然这套政策的作用还需留待日后检验，但是毫无疑问，这套政策所站的高度，已然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政府所笃信的那一套依靠英美、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获取中国胜利的投机策略。
随后，斯诺又问到：你们如何处理在战争中与外国的联系呢？
关于外交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如果我们今天要追溯对外开放的最早版本，这次同斯诺的谈话，就是源头。
紧接着，斯诺又问到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术方针问题，毛泽东说到：
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有必要，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这句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似乎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一种势所必然便该有的结果。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做出这样的判断并有坚定的信念，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反观一下蒋介石就知道了，当他的部下问到他关于抗日的前途和趋势时，他只能试图婉转的回答到：
“我们不怕日本的压迫，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只要我们准备能做个战斗员，将来我们就可以收复失地。”——《蒋介石，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
看到没有，在民族存亡之际，他拼命思考的是“剿匪战术之研究”，而他对于打败日本，收复失地的唯一期望，则完全寄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立足于增强国力，团结军民来共同抵抗外辱。而对于国民党自己他要求倒是不高，做个战斗员即可。
这种消极的态度，投机的思想，不仅有愧于中华民族，而且有愧于国民党阵营里的爱国将士、抗日英雄，有愧于那些在正面战场上牺牲的仁人志士。
所以，在那个历史阶段，抗日的信念是多么的弥足珍贵，而毛泽东这种信念，它不是源于某种爱国主义的热情，也不是简单地喊着单纯的美好愿望的口号，这种坚定的信念背后，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而与这种方针配套的是全民族的抗战，是由全民族抗战推演和发展出来的持久战的思想。
正因如此，所以这种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在它的背后，有全民族的共同支撑。
当晚，毛泽东与斯诺交谈过后，又应斯诺的再三请求，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参加革命的经历，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之中，是仅有的一次。
在彭总西征归来之后，陕甘宁根据地的雏形已然成型，这就为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张国焘原先南下方针到底遇到了怎样的阻力？他又为何会重新选择北上？我们下一章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