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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亲笔题款赠给冯雪峰的照片
冯雪峰著《论〈野草〉》
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
冯雪峰手迹
◎叶淑穗（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冯雪峰先生是鲁迅的学生和挚友。他热爱鲁迅、崇敬鲁迅，又深深地理解鲁迅。可以说雪峰先生是鲁迅后期光辉思想、言行的见证人。他和鲁迅亲密无间、心心相通，正如丁玲同志所说：“鲁迅在雪峰的精神世界里是一尊庄严、生生向往的塑像，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一般同志和师生。”冯雪峰从长征路上背回来，专程到上海送给鲁迅的一幅唐卡
1956年，许广平先生把一批鲁迅的文物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一件装在精制的镜框里的一幅画。许广平先生在交给我们的时候再三地说：“这是冯雪峰从长征路上背回来的，是他路过彝族地区时，小叶丹送给他的。”许先生反复地说，生怕我们记不住。当时，这件文物的主要受赠人是徐献素先生（她是徐广平先生的同学兼好友）和我、后来被任命为副馆长的杨宇同志，在徐献素的原始记述中，清楚地记载"冯雪峰朗诵长征少数民族画"，还记载"冯雪峰带框带回画，放在故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这幅画，我们看不懂，它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
2008年，负责鲁迅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夏晓静同志为了弄清这件文物，找到我要了解这件文物的有关情况，这也是我从事鲁迅文物工作未完成的一项工作。为此我又找到当年一起接收这件文物的老领导——88岁的杨宇同志，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说：“这应当是一幅唐卡，是冯雪峰在长征途中小叶丹送给他的。雪峰先生从长征路上背回来，专程到上海送给鲁迅的。在1956年第一次组织鲁迅生平展时，为了表现鲁迅和冯雪峰的关系，曾经想把它放在陈列上，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唐卡的内容未能展出。”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件文物，我也专访了雪峰先生的儿子冯夏熊同志，他说：“曾听父亲讲过这段历史。那是1936年初，他们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一起到达陕北，不久父亲又接到中央的命令，以特派员的身份由中央派人护送到和张学良东北军驻防的分界地，与张学良部队取得联系，并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父亲送到南京，最后辗转到上海，住在鲁迅的家中。父亲说，那个时间一有机会就向鲁迅详细讲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这件小叶丹赠送给父亲的礼物，就应当是所讲的长征故事中的一段吧！”2008年12月23日，北京鲁迅博物馆组织召开文物鉴定会，特邀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来馆鉴定，周海英先生、孙玉馆长以及退休后的文物信息处业务人员和我也参加了。
它是鲁迅的文物，更是冯雪峰和鲁迅友谊的鉴证物
唐卡以板栗原木为框，框高84.4厘米，宽52.2厘米。唐卡的尺寸高50.5厘米，宽34厘米。戴着手套的工作人员按照罗文华研究员的指示，小心翼翼地将唐卡取出，唐卡下面是一个镶框的淡黄色眼睑，上面有花纹。罗研究员仔细看了唐卡的每一个部分，看后说，唐卡后面一定有字。他让工作人员将唐卡翻过来，果然，后面有五个梵文字母。随后，罗研究员向与会人员详细讲解了这件唐卡的绘画内容、艺术风格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他说：“这是一幅名为‘大成东碧坝’的唐卡，主要绘画内容是大成东碧坝（有译成东碧坝的，也有译成宗碧坝、甘地坝、杜碧坝的）和公主骑虎从山林中修行的故事。大成是指古印度历史上专门修习秘法的大师。根据西藏历史传统，大成者的人数各不相同。最常见的说法是84人，东碧坝排名第四......”罗研究员为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东碧坝发展的历史和故事。
据罗研究员说，原来的唐卡应该也有硬边，边上有天干和地支，他说后来缝上了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了，罗研究员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海英先生，海英先生回答说："薛峰先生给我父亲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有边，我父亲就不会拆了。"
研究人员罗文华说："在藏传佛教文化区，人与人交往时，很少会赠送唐卡，只有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或上级才会赠送唐卡作为礼物，而且这个唐卡是古老的唐卡，在寺庙或佛教寺庙里，它被视为圣物，一般不会轻易送人。赠送这个唐卡的人，一定是对对方非常尊重的表现，朋友把唐卡送给‘东比巴大成者’是比较少见的。"
听完专家的鉴定和介绍，海鹰先生微笑着向专家致谢，他又仔细端详了一遍唐卡，并用手轻轻抚摸着唐卡的框架，可以想象此时的海鹰先生一定有很多心思，可能会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重现父辈的友情。
听了罗研究员的介绍，才真正地了解和知晓，雪峰先生当年为了能将小叶丹赠送的唐卡作为珍贵物件带出来，是经过多少的艰难与险阻。首先在长征路上，能将这幅唐卡带走，在极端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将那个镶在唐卡外边的硬边取下，将唐卡卷起来，困难地带到延安，又经过伪装加以保护，才通过层层封锁线，将它带到上海，送给鲁迅。雪峰先生的一片真情，鲁迅也是由衷地领会的，所以鲁迅是用家里最贵重的镜框和很好的绫子把唐卡装好，并妥善地保存起来。七十余年过去了，唐卡依然鲜亮如初，这真实地记载和再现了雪峰与鲁迅无私、深厚的革命友谊。小叶丹赠送雪峰的唐卡，又再一次书写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留下的一段“彝海情盟”动人故事的续篇。两位先生一连讲了有关鲁迅的14个问题，讲了两个晚上
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对这件唐卡的定名、历史和价值做了精辟的说明；先辈们对这件唐卡的来历及其流传经过，有着明确的告知和记载。可以说对于这件唐卡本身的故事，我们已知晓，但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当年小叶丹如何将这件唐卡赠送给雪峰先生的精彩故事，却由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先人们都已纷纷离去，这可能将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可喜的是，这件作为历史鉴证的唐卡，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她既是长征途中少数民族送给红军的礼物，是少数民族同胞和红军情谊的记载，又是鲁迅的文物，更是冯雪峰和鲁迅友谊的鉴证物。这多重的记载，将使这件文物更有其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雪峰先生作为鲁迅的战友、鲁迅事业的知情人、国家出版事业和文艺界的领导者，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是关心备至的，从建馆初期鲁迅博物馆的第一个陈列展出，到数次陈列的修改，雪峰先生都亲自参加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有一件事是值得特别要向人们讲述的：
那是1972年，雪峰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馆里的同志都渴望见一见这位鲁迅的亲密战友，听他讲讲鲁迅的事迹。为此，我去拜会了雪峰先生，向他提出我们想请他来馆作报告的要求，并给他提供了一个讲话的提纲，他当即就高兴地答应了。回到博物馆后，我给当时的上级领导打了一份报告，申请邀请薛峰先生来博物馆做报告。报告打好了，领导批准了："不同意。"我想不通，去找局领导，我说薛峰先生十年前就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为什么不能请他做报告呢？但上级领导还是坚持，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找胡玉芝先生。听完我的话，胡玉老很生气，老人斩钉截铁地说："我带薛峰去。"日期定在12月25日。
终于在12月25日，当天傍晚，天特别冷，胡郁总是开车送雪峰先生去博物馆，当时整个博物馆的业务人员都挤在一个小小的会客室里，等待雪峰先生和胡郁的到来。
雪峰先生和胡先生相互搀扶着走进会客室，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我们的副馆长杨宇同志上前安排家长们入座，似乎没有什么欢迎辞，也没有什么一般的礼貌，家长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于是整个气氛非常亲切和谐，于是讲座开始了。
雪峰先生拿着我们给他的提纲，一一道来，一共讲了十四个问题。其中有“关于民权保障同盟”“互济会”“1936年2.3月鲁迅没有接受去苏联休养的情况”“李立三同鲁迅见面”“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鲁迅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手稿由鲁迅转送的情况”“《夜莺》月刊一卷四期所载《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没收入《鲁迅全集》”“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关系”“关于《半夏小集》”“创造社为什么攻击鲁迅”“‘左联’的解散”“关于反战大会”等等。每个问题都谈得很深入，总是一位先生谈，一位先生补充。就这样，结合他们的经历，谈得特别生动。他们精力旺盛，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晚上，使我们这些晚辈大开眼界。这是一些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它将永远载入鲁迅研究的史册。重病期间，忍病痛改稿，心系鲁迅研究
为了使材料准确、翔实，我们很多做笔录的同志在核对整理后，把报告的材料送到他们那里进行修改，笔录整理出来，不幸的是，此时，雪峰先生患了肺癌，住进了协和医院，不久后，他做了手术，我去看他时，他很抱歉，说"演讲稿暂时不能修改"然后他很肯定地说："出院后，我一定会抓紧时间帮你修改"不多，但真的很感动。
当癌症威胁到他的生命时，他还惦记着他答应博物馆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出院后不久，他就开始带病修改讲稿，直到1975年夏天，雪峰先生的病情才开始恶化，尽管酷暑难耐，他仍然坚持这项工作，在雪峰的家里，全家人只住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为了安安静静地工作，他用一个柜子和一个布帘坐在一个只有一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在办公桌前一字一句地修改稿子。
8月下旬，他发信息让我去取稿子，那天特别热，闷热难耐。到了老公家，我看到他脸色明显消瘦，精神萎靡，说话吃力。我看着他，看着已经密密麻麻修改过的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此时，他的癌症已经进入晚期，身体看起来很虚弱。这时，他艰难地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请把‘1975年8月修改过’这几个字加在稿子上。"虽然加的字很少，但分量却不一般。这位对工作极度负责的老人身上的可贵精神倾注于此，不仅如此，雪峰先生在重病期间，始终尽力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无论是谁向他请教，还是提出相关问题，他都会尽最大努力认真负责地解决，默默地战胜癌症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1975年11月，丈夫还坐在布帘围成的小房间里，此时说话更加吃力，声音也变得更加沙哑，当我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准备起身离开时，他坚持让我坐一会儿，这时他又吃力又认真地说：有一件事希望你澄清一下。
他说：“我反复地想过，石一歌介绍的‘秘密读书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鲁迅在溧阳路的藏书室只是存书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每天晚上到那里去夜读，因为那里又冷、又黑、又没有水喝。对此事，希望你们在有机会时，一定要给予纠正，不要再贻误后人了。”他又郑重地说：“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首先就要尊重历史，忠于历史，否则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说得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意味深长。我想这是他久久深藏在心里的话。今天回味起来，仍然清晰地响在耳边。这正是他——一位革命老前辈对我们从事鲁迅研究工作者的教诲，让我牢牢地记着。得知雪峰老师得了肺癌后，为了安慰他，让他鼓起勇气战胜癌症，我曾送给他一本书《癌症是不可战胜的吗》，书中介绍了一些战胜癌症的例子，也讲解了癌症发展的过程。雪峰老师去世后，我去看了何爱玉大师，老师的妈妈说：不知道是谁送给他一本书，让他知道自己病情的发展，为了争取更多的工作时间，他在身体无法支撑的情况下，要求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电疗。"我听后心如刀绞，后悔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我丈夫，这让他更加痛苦。
这一切让我看到，有一种力量，让这个人在经受了各种政治、思想、身体上的折磨后，对自己的事业如此顽强和忠诚，这只能是他自始至终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让我作为后辈由衷地敬佩。
今年1月31日是他逝世46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向他致敬。
丁玲在摘要中的文字引自《悼念雪峰》，并发表于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冯雪峰纪念文集》。图/叶树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