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的第四部，作者跟前三部不一样，是迪特·库恩，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作者秉承“唐宋变革观”，将唐朝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的王杰，与宋代“士大夫”与“道学”、“理学”等新社会阶层与新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出现相结合，帮助我们理解宋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
宋朝其实是很多中国人又爱又恨的朝代，可能恨的成分更多，毕竟那顶“积贫积弱”的帽子戴了那么多年，我们常说的女子三寸金莲、贞节牌坊等吃人的礼教也基本是宋朝最终传下来的，江湖上还一直流传着“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的说法。
但这些都是我们屋内人的看法，屋外的迪特·库恩把目光盯在了“转型”上，对应着上一本唐朝的“变革”。
我们来解释下“唐宋变革”，就是所谓不破不立。唐朝中后期起到了“破”的作用，一些属于上个时代，甚至更久的东西被废弃了，比如均田制、府兵制、里坊制，这些都没了，政治门阀也没了，唐末的军阀混战，打残了那些门阀旧族，你看连“旧时王谢堂前燕”，都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那么接下来的登场的宋朝就是起到“立”的作用。唐朝破除了旧的，宋朝就得立起来新的。这个被立起来的主要体现在儒学方面。取代门阀旧族的是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他们秉承的是一套儒家的升级版操作系统，“道学”，从社会生活到国防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一直持续到今天。
宋代之所以对军权管理得很严格，是因为赵匡胤的生长环境。他出生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深知军阀割据的危害，更知道军人掌握实权，可能对皇权构成多大的威胁，因为宋朝从开国就自带拼命防范和打击军人的“基因”，所以他主导了“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以及后来的赵光义，他们建立了一个文官主导的新政府。
接着我们来看看那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它和士族有什么差别？作者是这么解释的：
士族，是一个世袭集体，由血缘来界定；而士大夫，是一个身份集体。士大夫阶层，不是通过家庭出身和背景来构成的，而是通过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理解、以及各种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
但宋代的儒学，与汉代乃至先秦的儒学，已经有很大不同。宋代的儒学从一种比较形而上的哲学，变得细化了，儒家提倡的价值观，覆盖面也从知识分子延伸到全社会。作者把这个过程叫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宋代初期的“北宋五子”，他们从古人那儿寻找智慧，试图拿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世间万物，借用了道家所说的“道”，因而又称为“道学”。把宇宙万物的原理称之为“道”，并且从儒家的立场上解释，把这个“道”跟儒家提倡的“道德”联系起来，这就把儒家思想上升到一个普世真理的高度上。
然后就是朱熹提出的三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是万事万物的原则——“理”；第二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叫“格物致知”；第三个，是“诚”，对诚信的践行，就是实践“道”，或者“理”。
朱熹对儒学经典，比如《四书》的注释，最终成为权威的教条。直到清朝，他本人因为这些成就，获得了至高荣誉——配享孔庙。
从北宋五子到朱熹，这种改良和细化过的儒学思想，在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就这么确立起来了，影响到生活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人才选拔、上层社会的构成，到学术思想、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界定，到市民的生活、家庭伦理，再到国防和外交，以及这个王朝从生到死的全部运势，可以说整个宋朝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全都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彷佛是一个儒家统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