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尽可夫”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她的丈夫”。
这个词在今天是被用来形容女人换男人如同换衣服一样。
显然这是一个用来唾弃女人放荡不知廉耻的贬义词，不过“人尽可夫”这个词最初的本意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很多俗语都已脱离了最初的本意。
比如“明哲保身”这个词就是一个贬义词：如今这个词被用来批判那种为保全个人利益而不考虑原则的自私自利行为。
然而“明哲保身”这个词最早出自于《诗经·大雅·烝民》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这句话的意思是：既明事理又聪慧，善于应付保全自身。
显然这个词最早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因此曾长期被人们作为处世的座右铭。
“愚不可及”这个词如今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愚蠢得不可救药。
其实这个词出自《论语·公冶长》中的“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这句话的本意是说：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表现得很有才能；在政治混乱时就表现得很愚笨。
他在该表现才能的时候表现才能，在该表现愚笨的时候表现愚笨。
他表现智慧的行为是其他人也能做到的，可他表现愚笨的行为却是别人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愚不可及”的本意倒是有些近似于“大智若愚”：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在该表现愚笨的时候用表面的愚笨隐藏自己的智慧。
“人尽可夫”也是一个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已脱离最初本意的词汇。
“人尽可夫”一词最早出自于《左传·桓公十五年》：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
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可夫也，父一而已。
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
”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
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左传》记载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郑国。
说起春秋时代早期的郑国可谓是一个迷一般的国家——正是这个并不大的国家率先开启了华夏春秋时代的历史大幕，然而这个率先开启春秋历史的国家却到底只是一方小霸，从来没成为足以影响整个天下格局的真正的霸主。
那么郑国究竟是如何在一代雄主郑庄公死后一步步走向没落的呢？说起来这和郑庄公手下一个大臣息息相关——这个人名叫祭足（又名祭仲）。
祭足是一个极其有个性的人物：他曾骂过郑庄公的母亲太后武姜，也曾跑去割了周天子的麦子，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去死就没他不敢干的事。
祭足本来是郑国边境一名底层公务员。
尽管相比平民百姓好歹算是体制内人物，但在周礼规定的世卿世禄制度下他们家祖祖辈辈都该守着自己位于最底层的官职。
本来祭足绝无半点晋升的可能。
然而春秋时代正是周礼逐渐解体的时代或者用孔子的话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圆滑的祭足抓住了时代提供给他的机会从而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
郑庄公上台后祭足更是一步登天——直接成为郑庄公身边的近臣。
郑庄公需要像祭足这样在朝中没任何根基背景的人物，正因为他没有根基背景就只能紧紧依附于提拔自己的郑庄公，另一方面祭足要想成功上位就必须扳倒朝中那些瞧不起他的世家贵族子弟，于是他就成为了郑庄公打击世家贵族以强化君权的一把利剑。
也许是因为以前穷怕了，所以祭足在获得权力后祭足更怕失去权力。
祭足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几乎什么龌蹉的事都肯做。
郑庄公死后其子郑昭公继位，祭足依旧是朝廷重臣，可他和郑昭公从一开始就不大合得来。
后来祭足在一次出访宋国归来之后就在宋国支持下废黜了郑昭公并拥立郑昭公的弟弟做了郑国新君。
关于祭足推翻郑昭公一事正史上堂而皇之记载着他是被宋国胁迫而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郑庄公死后祭足实际成为郑国的头号权臣，甚至势力强大到足以废立国君。
更何况郑国又明明强于宋国，结果一个强国的实际执政者被一个弱国胁迫是什么情况？祭足通过废立国君成为了郑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国君反而成为了他手中的提线木偶，他为进一步争夺权力和郑国君主的同族不断斗法：祭足以铁腕手段清除了郑国内部对他不满的各路政敌。
这时郑国的国君是祭足拥立起来的郑厉公。
按说郑厉公作为祭足拥立起来的国君理当对祭足感恩戴德。
然而这只是我们普通人从报恩这个角度上而言的，可一旦牵扯到权力关系以后这种原则可就未必适用了。
由于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过河拆桥、兔死狗烹这种事自古以来就多的去了。
祭足这个人有能力、有声望，但野心也同样不小。
对祭足专权跋扈的行为怀有戒心的郑厉公就想把祭足给杀了。
郑厉公试图唆使祭仲的女婿雍纠除掉祭足，于是雍纠就准备在郊外宴请祭足时趁机发难。
雍纠也不知道是咋想的竟和自己的妻子雍姬商量此事。
雍纠的妻子正是祭仲的女儿，所以她得知此事后就陷于一种两难的处境：一边是父亲，一边是丈夫。
雍姬只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小女人，然而却被裹挟到这场政治漩涡中：如果丈夫的计划得以成功付诸实施就意味着她将失去父亲；如果丈夫的计划没能成功就意味着她将失去丈夫。
左右为难的雍姬想找个人商量一下，那么她究竟找到谁商量呢？最早她找到了她认为和自己最亲近的母亲商量，不过这件事毕竟涉及到自己的父亲，所以她也没贸然把整件事和盘托出。
雍姬颇为隐讳地问了母亲一个问题：“父亲与丈夫究竟谁更亲近呢？“母亲回答：“一个女人可以选择任何男子成为自己的丈夫，然而父亲却永远都只有一个，这怎么能够相比呢?”雍姬在得到母亲给出的答案后就把丈夫的谋划告诉了父亲祭足。
祭足得知此事后就抢先下手把雍纠给杀了。
事情败露后郑厉公在郑国也呆不下去了。
被迫出逃的郑厉公在逃亡路上就骂雍纠：“如此大事也和女人商量，真是死了也活该”。
在这个故事中“人尽可夫”这个词其实所指的就是其字面含义：人人都可以成为丈夫。
亲情和爱情究竟何为重？配偶和父母究竟谁更亲？这样的话题即使在今天仍有争议，所以才会出现“老婆和老妈同时落水先救谁”这样的问题。
雍姬母亲口中所谓的“人尽可夫”是指任何男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位特定女性的丈夫。
其实天下人无不是人尽可夫、人尽可妻。
我们现在不过是于千万人中寻找唯一的灵魂伴侣。
然而我们所找到的这个灵魂伴侣究竟是谁呢？理论上这个人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
配偶的选择范围可以说是普天之下人尽可夫、人尽可妻；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具有唯一性的：父亲、母亲永远都只有一个。
当然这绝不是说配偶就不重要：父母与子女的血脉之情的确是割不断的，然而父母却无法陪伴子女走完一生。
配偶之间的互相尊重对一个家庭的和睦是至关重要的。
《左传》中的“人尽可夫”这个典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接触到的极端个案：祭仲和雍纠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关系，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般翁婿是不会存在这种对立关系的。
在我们今天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并没厚此薄彼的比较。
一个家庭只有协调好这两种关系才能维持和睦。
在我们没成家之前与父母、兄弟姊妹之间是浓浓的血缘关系；成家之后夫妻关系与血缘关系都是于自己最亲的关系。
血脉关系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相比之下婚姻关系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而恐怕每个人都还是希望自己的婚姻能更牢靠。
这就要求夫妻之间形成一辈子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非要在两者之间论一个孰轻孰重本身就违背了我们中国人阴阳调和的辩证思维。
血缘之情与夫妻之情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给予的，然后我们也有可能与自己的另一半构成婚姻关系。
反过来说正是父母的婚姻关系才有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下一代血脉也是通过婚姻关系得以传承的。
由此可见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两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弄得截然对立呢？现实中纠结于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孰重孰轻的家庭通常都不和睦，
只有那些能协调好这两种关系的家庭才会其乐融融。
父母给予了我们每个人生命，然而在生命的尽头陪伴我们的不是父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给我们带来无数快乐和麻烦，然而孩子长大后会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需要经营。
血缘关系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起点，而老来夫妻则是生命尽头的陪伴。
现在我们回到“人尽可夫”这个成语最初的本意上来看待雍姬的选择其实无所谓对错。
因为无论她帮谁都可以说是对的，同样她无论帮谁也都可以说是错的。
当然政治斗争是不讲对错的。
尽管雍姬作为一个小女人在主观上并不愿介入政治斗争，然而被夹在父亲和丈夫之间的她实际上已置身于漩涡之中。
雍姬所面临的处境用我们普通人的道德情感来看是一种两难处境，然而如果要从现实利益层面进行理性选择就只能选父亲。
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只讲成败不论对错的：如果郑厉公和雍纠这派人在政治斗争中胜出，那么包括雍姬自己在内的整个祭仲家族可能都将万劫不复。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面前丈夫得势是可以休妻乃至杀妻的，然而父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却是始终无法更改的。
“人尽可夫”的最初本意并非贬义，但这也同样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更像是一个中性词：雍姬只是在无可奈何的形势面前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现实选择。
“人尽可夫”在其诞生的春秋时代其实只是在诉说当父亲和丈夫出现矛盾时的取舍。
在当时这个词是不带任何褒贬色彩的：春秋时代的人对雍姬的行为既不会称赞，但也同样不会对其大加鞭挞，更多的是会对她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报以谅解。
随着三纲五常这样的封建礼教日渐强化使“人尽可夫”这个词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代中国人的思想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随着专制皇权的强化使社会形成了一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体系。
在这一体系下女子被认为应当三从四德：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在这套封建礼教体系下女子在嫁人就被视为是完全附属于男性、附属于夫家。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人对雍姬的行为抱有谅解的态度，那么随着封建纲常礼教制度的强化使人们开始将雍姬的行为视为是谋害亲夫。
雍姬母亲口中的“人尽可夫”一词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人尽可夫”最初的本意是指理论上任何任何男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位特定女性的丈夫；然而现在的“人尽可夫”一词却是指女子在已有丈夫的前提下不守妇道、不守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