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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礼乐制度的乐器,周礼对乐器的规定?

周朝时有记载的就有80多种,仅《诗经》中提到的乐器就有29种之多,周朝以制作乐器的材料的不同而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方法乐器被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亦称八音。

金乐居八音之首

单纯从乐器发展史来说,最早出现的乐器应该是石乐,可为什么金乐在周朝却高居八音之首呢?

我们所讲的金乐,最有名的代表乐器就是钟。钟能代表金乐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这还得从商周两朝音乐的区别及周朝的礼乐制度说起。

周人玩音乐与商人玩音乐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周礼》对此曾有详细比较:“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商朝时,人们对自然认识不足而敬畏鬼神,有全职的巫师负责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商朝的巫师的工作职能就是“娱神”与“媚神”,换句话说就是让鬼神们高兴快乐心情愉悦以便让它们施福人间。

所以商朝巫师的工作更像是一台演唱会的总导演,人们在巫师的带领下一起“娱神”和“媚神”,每个人都手拿两根牛鞭跟着音乐的节拍起舞。

所以在甲骨文中,“巫”与“舞”其实就是同一个字,其字形就是一个人手拿两根牛鞭跳舞的样子。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商朝的音乐是一种歌舞结合的艺术,一种真正的万民同乐,算是一项公益活动。而到周朝,音乐的功能与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周朝由于农业的发达,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消失了许多,而富起来的少数统治者已经不满足于与民同乐,于是他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礼乐”制度。而在当时所有乐器当中,钟由于是用金属冶炼而成的,属于当时的高科技产品,钟的生产从来都是“限量版”的,因此钟逐渐成为统治阶层所独享的乐器。

为此周朝的礼乐制度当中,就特意为钟量身定做了一套制度——悬。

在周朝什么人听什么级别的音乐,那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宫悬,即四面都挂上编钟,此为王之特权;次之,为轩悬,即三面挂上编钟,这是赐给诸侯们的;再次为判悬,即二面挂上编钟,这是赐给大夫们享用的;特悬即一面挂上编钟,这则是给士所享用的。

平民百姓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高级音乐。

所以现在我们形容人们过着富贵的生活时,往往都喜欢用“钟鸣鼎食”这个成语。

最重要的礼器:鼎

周朝建立了庞大的音乐教育机构。据《周礼》记载,当时在国家音乐学校学习的可以考证的人数达到1463人,在“大司乐”的领导下,向贵族子弟们传授乐德、乐语与乐舞。所以在周朝的音乐都是雅乐,只有有身份的人会有学习的资格。

周朝的音乐已经成为一种等级森严的音乐,统治者将统治和约束人行为规范的“礼”与娱人耳目而又能移风易俗的“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乐统同,礼辩异”的周朝礼乐制度。周朝的统治者还规定了老百姓能听什么音乐而不能听什么音乐。

周朝的文字被后人称之为钟鼎文。这是因为周朝最重要的礼器是鼎,周朝的重要的乐器是钟,统治者喜欢把一些国家大事与重大事件或铸或刻在钟与鼎上面,他们相信当有人敲起钟声时,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也会随着音乐而飘向四方。

当钟锤敲击在“曾侯乙编钟”上时,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美妙钟声,就会响彻于中华大地。当“宫、商、角、徵、羽”交织在一起时,嘹亮悦耳的钟声仿佛重现了,东周时期极具历史韵味的古老乐章。 “编钟”这种独具历史魅力的“中国声音”,兴起于周朝繁荣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期。

“编钟”虽名为“钟”但却是一种古代乐器。

所以很多古代典籍中,又会将其命名为“乐钟”。

即可以通过使用木槌敲击,而使其发出乐音的“钟”。

很多现代人都会认为“钟”,是一种可以起到计时作用的物品。

就算是寺庙中的“洪钟”,其基本作用也是为了提醒僧众,在不同时间做相应的事情。

虽然寺庙中的大钟也代表着某种仪式感,但却无法撞击出“悦耳”的“乐曲”。

而编钟作为古代汉民族的重要“打击乐器”之一,不仅可以灵活演奏,以“五音”为边去基础的乐曲,而且还被广泛应用于比较隆重的场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编钟”,作为古人精神、文化,以及娱乐的重要构成元素。对我国古代乐器以及音乐史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编钟”作为古代贵族教育,“六艺”之一“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周朝“礼乐兴邦”的历史鉴证,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史上,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曾侯乙编钟”出土于战国早期,大型墓葬“曾侯乙墓”。所以考古学家又将其,称为“战国曾侯乙编钟”。曾侯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方诸侯。在“周天子分封天下诸侯”之时,其始祖被分封于当时中国南方,一个重要国邦“曾国”。

曾侯乙实为姬姓,氏曾名乙。从这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中可以得知,他应该是周朝王族后裔。据史料记载他的始祖是,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括)。而曾侯乙则是承袭其祖先王爵之后,才做上了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国君。

作为南方重要国邦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墓葬中的陪葬物品,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多为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曾侯乙编钟”就是诸多其陪葬品中,最具历史价值的大型礼乐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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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乐器见于记载的已有七十种左右。

有位学者按照周代文献中记载的乐器做了如下归类:

1、金类:钟、镈bó 、镛、剽、笙钟、颂钟、錞chún于、钲zhēng、铎duó、铙náo。

2、石类:离磬、玉磬、毊xiāo 、笙磬、颂磬。

3、土类:埙、嘂jiào、缶fǒu。

4、革类:土豉、足鼓、楹鼓(建鼓)、县鼓、鼛gāo鼓、贲鼓、 雷鼓、灵鼓、路鼓、晋鼓、鼍tuó鼓、鼙、应鼓、朔鼓(田)、提、鞉táo、麻、料、雷鼓、灵鼗táo、路鼗táo、搏拊。

5、丝类:琴、颂琴、瑟、筝、筑。

6、木类:柷、圄(敔yǔ)。

7、匏类:簜dàng、簧、笙、巢、和、钟笙、竽。

8、竹类:箫、言、筊jiǎo、管、簥jiāo、篞niè、篎、籥yuè、产、仲、筠、豳bīn籥、苇籥、篴dí、篪chí、沂、竾chí、牍、应、雅。

礼乐器就是礼器中用作音乐用途的器具。礼器是指中国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分、等级与权力。根据用途不同分为食器,水器,酒器,乐器以及玉帛(祭祀玉器和束帛)。

按《周礼》记载,所谓“六器”就是指:“以玉作六器有璧、琮、圭、璋、璜、琥等六种。《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承。

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

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西周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

  礼乐制度详解:

礼乐制度是周代维护封建制度而建立起的文化制度。

从礼巩固阶级分化,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的阶级区分。乐则被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巩固阶级统治。礼乐制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正式定型。

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

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

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

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佾”(“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

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

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

《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

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

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

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

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

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

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

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

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

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

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

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

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

《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礼乐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相传为周公所创建。它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构成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对后世的政治、文化、艺术和思想影响巨大。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

西周礼,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

《释名》曰:“礼,体也。

言得事之体也。

”《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

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

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西周乐,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磬、钟、柷等。

夏商周三代最具有文化代表的乐器是什么?这个问题首先要谈一下"乐"。在我们的中华民族谈"乐"首先要"礼",叫"礼乐"。乐器是从礼乐中派生出来为"礼乐"服务的。

礼乐本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

故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用是敬神。

周公之后,礼乐则成为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礼仪规范。

周公制礼作乐,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

所以有黄钟、大吕、太簇。

五音(五声)、七声以及十二律和三分损益法等等…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在孔子看来,夏、商、周在礼乐制度上的变化是"损益"的关系,殷承于夏,周又承于殷。

孔子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是有因承关系的。

至于最有文化代表的乐器有:镈钟、扁钟、馨和殷墟出土的特磬、甬钟……等等。

下图为周代青铜蟠螭乳钉纹缚钟

四虎镈,是精美的西周青铜乐器

西周青铜乳钉蟠螭纹甬钟

提到商周乐器,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编钟,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一组青铜乐器,将我们带回钟鸣鼎食的春秋时代,领略千年前的风采,那么当时又有

铙nao

铙是中国古代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和周朝初年,一般是三件一组,大小不一。

铙又叫执钟,顾名思义就是用手握着柄部,另一只手进行敲击,多用于军事号令 钲 钲的外形像铙,但是形体更为庞大,高度最大可达89厘米,所以钲又叫大铙。

钲也是流行于商代晚期和周朝初年,作用是起和声,或者指挥其他乐器。

铎 duo铎是一种大型的铃铛,形状像铙、

钲zheng,但是形体更小,而且带有方形短柄。铎内部有舌,即可敲击发声,又可摇晃发声,多用于宣布政教法令和军务号令,盛行于中国春秋至汉代。

青铜乐器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历史遗存。

在洛阳地区发现的青铜乐器如铜铃、钲、铙、鎛、编甬钟、编钮钟等,几乎包括了青铜乐器所有的种类,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青铜乐器的系统。

不仅体现了洛阳先秦三代青铜乐器发展的脉络和重大成就,显示了洛阳地区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中的青铜乐器,为青铜乐器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青铜乐器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遗存。

洛阳地区先秦三代出土的青铜乐器由于处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因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 由于洛阳地区特殊的政治背景、历史地位和河洛文化悠久深厚的积淀,造就了高起点的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形态,夏商两代最早的国家、政权、文字、历法、青铜等划时代的文明,和两周时期的“礼乐文化”都使得洛阳古代音乐真正开始形成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系统。

被纳入礼乐制度的音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流文化地位,成为王权制度的展现。

洛阳地区出现的大量青铜乐器,不仅作为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是先秦三代礼乐文化精神的直接反映和典型代表,尤其甬钟、钮钟的使用更为洛阳地区曾经周公制礼作乐、大规模实施礼乐等级制度的真实记载和证明。

另一方面,这些在洛阳地区独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青铜乐器,从二里头夏文化中的铜铃,商末周初的铜铙、铜钲,直至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甬钟、钮钟、鎛钟历经了夏商周三代长约2000年之久的青铜时代,形成了一个持续时间长,乐器种类多,相对比较完整的青铜乐器系列。

而且在音乐史上不仅具有横向断代研究的意义,更具有跨越先秦三代纵向系列研究的价值。

这是洛阳地区先秦出土青铜乐器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第二 洛阳地区古代先进的青铜文明孕育了洛阳先秦时期的青铜乐器。

青铜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也为艺术创造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从洛阳先秦青铜乐器的发生、演变过程,不仅显示了从远古陶铃到青铜铃、钟,乐器材料的变化对音乐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而且体现出洛阳先秦三代青铜乐器发展的脉络和重大成就。

在洛阳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中,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铃为中国最早的青铜乐器,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元墓出土的春秋早期铜钲,是现知我国年代最早的一例铜钲。

同墓出土的一组春秋早期的无枚编钮钟也是现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编钮钟,并为中原类型的代表。

其他出土重要青铜乐器,如大量的编甬钟、编钮钟也都典型地集中了乐器从形制、音量、音色、音律、编组、纹饰、铭文、调音手法等各种特征。

尤其在西周时期出现“一钟二音,三度音程”的青铜乐钟,以一种规律性的方式在编钟的设计和铸造中反映出对音域、音律、音量、音色的审美追求和音乐观念。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青铜冶炼、铸造与乐器制作、调音设计等方面的专门技术和高度的音乐科技水平。

不仅为古代乐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器例,而且显示了洛阳地区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 目前洛阳地区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是否可以代表先秦三代洛阳地区礼乐文化中青铜乐器的基本面貌,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

以洛阳地区古代青铜冶炼铸造工艺的领先地位、先进程度和洛阳三代时期,尤其西周时期所处的礼乐制度的核心地位来衡量,出土的青铜类乐器似应更加充分、更加突出。

但目前尚未发现代表两周王室最高水平的青铜乐器,也未有类似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或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王孙诰大型编钟等奴隶主贵族所用的青铜乐器。

究其原因,是由于受文物出土情况的局限,还是由于等级制度更多更严格的束缚,而未能象其他地区那样出现僭越、过制现象,尚不得而知。

因此,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有待于更多的考古依据和历史文献,以对洛阳地区先秦青铜乐器及洛阳古代礼乐文化有新的更加深入、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先秦时期乐器发展的特点编辑 制作材料 曾根据乐器制作的材料,把众多乐器归纳为八类,称为"八音"。

其八类名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乐器分类的方法。

金类乐器如钟、镛、钲;石类乐器如离磬、鸣球;土类乐器如埙;革类乐器如鼓、;丝类乐器如琴、瑟;木类乐器如祝等;匏类乐器如簧、竽;竹类乐器如箫、言。

这一历史阶段,见于记载的乐器已有一百多种。

形制 吹管乐器的形制方面,远在上古时期已有开口管乐器与闭口管乐器两种类型。

开口管乐器如、骨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等;闭口管乐器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埙(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等,由于他们在发音原理上的不同,丰富了我国管乐器的演奏方法,并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表现能力。

制作 簧管乐器竽、竽在当时制作的水平已很高,而且品种多样,已有大、中、小等 多种形制。

特别是竽,在当时宫廷乐队中地位十分重要,为"五声之长","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

"(见战国《韩非子》)竽处于领奏、主奏的地位。

钟 钟的制作已很精细,工艺水平相当高。

如随县曾侯墓出土的乐器(公元前435年,战国初期),其中有编钟64 件(钮钟19件,甬钟45件),楚王送鎛钟1件。

分三组排列,说明早在战国初期我国已有七声音阶的应用,且十二律齐备,可以在三个八度范围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

各钟还锛有铭文两千八百余字,载有各地域的音律问题。

演奏形式编辑 ① 先秦时期已有弹弦乐器琴、瑟,它们除用于声乐伴奏外,据《列子》、《吕氏春秋》等文献所载有关伯牙、子期知音的传说,可以推断出当时已有琴独奏艺术的存在,且以大自然为描写对象,并已具有一定的艺术概括能力。

② 在上层社会和宫廷音乐中,乐队组合形式有多种,其规模均很庞在。

如《韩非子内储说》所载,齐宣王喜听竽声,曾组织有三百人的大开型竽合奏乐队,供其娱乐欣赏。

从曾侯乙墓发掘的乐器来看,有青铜编钟、石编磬和鼓、瑟、琴、笙、排箫、八种,共124件。

绝大多数乐器陈放在中室,编钟、编磬分别沿中室南、西、北三壁立架悬挂,鼓、瑟、笙、箫列于其间,展现出古代上层社会大型乐队的一种组合形式。

新华网长沙12月20日专电(记者 黄兴华)湖南省文物管理部门日前在汨罗江畔的一处商代遗址上,发现一件商周时代青铜乐器。

专家称,这一器物在南方十分罕见。

19日,文物考古专家、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等一行来到青铜乐器出土现场,他们通过对出土器物和现场采集的陶片等综合分析后初步认定,这件青铜兽形乐器出土现场属商代遗址,乐器属商周时期的文物,距今约3000年。

汨罗市文物管理所所长赵磐介绍,这件似象似猪的青铜乐器,重13.05公斤,长52厘米,宽28厘米,厚度有1.5厘米,上面有乳丁纹、云雷纹、鱼鳞纹三种纹理,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典型纹饰,也是青铜器时代很重要的礼器,一般只有一定等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这样的青铜礼器。

专家称,此次出土的青铜乐器并非出自墓葬,而是出自一处遗址,应该不只一件,很可能有一组。

目前,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已对出土现场加强保护,准备在近期尽快进行详细勘探调查后,进一步了解其文化内涵和文化属性,以便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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