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一直存在财政赤字危机
元王朝建立后，围绕着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经济体系，元朝内部的“汉法派”和“经济派”争斗十分激烈，前者主张轻徭薄赋，采取传统封建王朝的赋税方式，后者则主张增加税收，而且细化税收内容。阿合马与真金太子的争斗，主要也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在阿合马死后，元朝的财政税收时增时跌，但是主要的税收思路没有变，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税源，提高税率。而且从税源来说，南宋末年的战乱，给中原和江南地区留下了大量无主的荒田，这些荒田大多数被蒙古王公以及汉族功臣占有。他们享有免税的政策，如此一来，高额的税收只能由自耕农和工商业者承担大头。
从阿合马开始，元朝增加国民收入的方式主要是向东南的手工业者、西北的各族畜牧业平民以及中原的大批农民来征收重赋，土地兼并越烈，摊派到各族普通百姓头上的税收也越来越多，而同时元朝高利贷盛行，大批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举贷，结果又要承受新的盘剥，如此就形成恶性循环，农民的反抗从公元1344年开始就集中爆发了。
从元太祖忽必烈到元顺帝的至正年间，这短短70年里，元朝的盐税增加了20倍，茶税增加了240倍，商业税增加了10倍；同时元朝实行“包税”政策，元朝人叫“扑买”，即由商人替佃农代缴税赋，然后佃农再以高利息偿还，其实就是变相的高利贷。忽必烈时期的阿合马就是这样盘剥的老手。
元朝的佃农形同农奴，元朝的地主有权随意处死佃户，更可以合法将佃户买卖，佃户的人身关系和家庭关系都完全从属于地主，这几乎就是从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大倒退，同时元朝的土地兼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元朝的王宫贵族经常掠夺民田，并且不用任何手续就可以将民田占为己有，一个自耕农如果运气不好，自己的土地被那个贵族看上，可能一夜之间就会一无所有。
元朝的手工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元朝极度重视工匠，战争年代每攻克一个城市，都将当地的工匠集中起来，元朝官府手工业的运营主要就是依靠这些掠夺来的工匠们，他们毫无人身自由，大多都是无偿劳动，只能领得微薄的口粮，低下的劳动热情严重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与元朝经济相关的还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在元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外贸易的发达是元朝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元朝中期以后，大量日本倭寇窜犯东南沿海，沿海海路运输遭到阻遏。
为抵制倭寇，元朝曾颁布了禁海令，但禁海令的结果就是市舶司的收入锐减，原本一度是政府岁入大头的市舶司逐渐陷入萎靡之中，所以元朝经济其实从一开始就入不敷出，然后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元末农民大起义与其说是农民暴动，不如说是国民经济的彻底崩盘。
元王朝的纸币，是元朝对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早期的元朝纸币承袭宋朝的交子，体系相当完善。
其纸币制度开始于忽必烈在位时候的公元1260年，以丝绸和金银作为纸币发行的锚定物，起初尚且稳定，在元朝建立的早期，起到了稳定恢复经济的作用。
但是随着元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元朝几乎把纸币当作了提款的法宝，每次没钱的时候就大肆地发行纸币，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值严重下降，根据《中国经济史》的换算，仅仅是公元1287年的纸币币值就比公元1260年发行时贬值了五分之四，而公元1309年的纸币币值又比公元1287年贬值了近5倍，元朝中书省就曾奏报说，国家计划内的财政收入和实际收到的财政收入整整相差了一倍，不够的那一部分只能靠增加纸币发行来填补亏空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到了公元1355年元朝的纸币就更加泛滥了，当时不但各个年号不同的纸币混杂使用，更出现了大量的假钞，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画钞”，也就是用笔画出来的钞票，竟然也能在市场上堂而皇之地流通，这时候元朝纸币事实上已经形同废纸一张了。
元朝选择纸币本位制度的背景
秦、汉以下，以铜铸币为本位货币、金银为辅币的货币制度渐趋成型。
在这种传统货币制度之下，发挥主要交易职能的是铜铸币，即铜钱。
金银主要发挥的是大额交易和财富贮藏职能，参与流通较少。
但当涉及大额支付时，金属货币运输不便，运输成本高昂的弊端显现。
为降低货币运输的成本，唐开始有飞钱，宋有交子、会子，金有交钞，但唐的飞钱、宋的会子都只是特殊时期用于特殊目的的权宜之计。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并非自元朝始创，但元朝以金银作为储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实践却属人类货币史上的首创。
元朝中后期由于金银储备被挪用，元朝货币甚至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家规模的不可兑换纸币制度的实践。
元朝建立之初为何会选择如此独特的货币制度？本文认为主要有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宋、金的制度遗产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代货币制度的影响。
金末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造成的财政窘境开始发行纸币，但因战争失利、军费开支不断，货币被无限制超发，最终金的纸币试验致使中国北方社会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货币体系崩溃。
蒙古统治阶层为顺利接管金朝政权、稳定经济，起初便在部分地区继续实行纸币制度，如公元1227年何实在山东博州(聊城)推行纸币制度，他所发行的纸币为可兑换的丝钞，这是蒙古入主中原后实行纸币制度的首次尝试。
（二）现实原因：欧亚贸易圈的构建
蒙古人相较于以往的游牧民族更加重视商业，进而在元朝催生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代的官商群体——“斡脱”阶层。
经中外学者考证，“斡脱”一词源于突厥语，蒙古时期的“斡脱”指受蒙古统治阶层支持和控制的官商，其资本往往来自蒙古诸王、驸马及母妃的出资，其职能是充当外国客商和贵族的中间人，或者用贵族提供的资本从事放贷活动。
13世纪40年代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就记载：“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
元朝统一之后出现了管理“斡脱”的官方机构，足见元朝对商业的重视以及“斡脱”政商合一的性质。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商队与使节前往花剌子模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然而商队携带的大量财富让花剌子模的守将讹答剌分外眼红，他们夺取了商人们的货物并杀害了他们。
事实上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花剌子模作为控制东西商路的商业帝国，其统治阶层无法容忍蒙古人与其分享商业利益，“讹答剌事件”最终成为了蒙古西征的导火索，这场远征不啻为人类早期在欧亚大陆开展的一场全球化实践，在此过程中一个受蒙古军事力量保护、穆斯林商业力量充当流通中介的欧亚贸易圈被建构起来。
由于传统金属货币的供应受制于币材产量，供应弹性较小；又因币材的特殊性，存在着携带不便、运输成本高昂等弊端，不利于欧亚贸易圈内部物质贸易的大规模流通。
相对而言，纸币发行不受限于币材产量，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额携带也不存在任何交通运输上的限制，同时如果发行纸币，作为发行储备的金银将会集中到国家手中，因而在现实层面，纸币也成为元朝统治者眼中最优选择。
总体上看，元朝货币制度的运行经历了阶段特征明显的三个时期，前后共发行过五版纸币。
（一）蒙古南下到忽必烈统治前期纸币制度的稳定运行
蒙古南下后，原金朝政权统治下京兆地区及河北、山东等地的军阀发行了许多种类的地方性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将货币发行的权力统一收归中央，先短暂以丝、后主要以银为本位的中统钞于中统元年开始发行，行用各地。
据马可·波罗记载：“既用上述之法制成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
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
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
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
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可见元朝纸币在发行之初，币值较为稳定，整体运行良好，这主要是因为元初统治者了解金末超发货币、恶性通胀所造成的危害，货币政策的实施相对谨慎，主要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数量、设置金银平准库、完善货币回收等制度来保证元钞币值的稳定。
（二）忽必烈统治末期到元顺帝货币改革前纸币制度的日益混乱
忽必烈统治末期，征服扩张基本停止，没有了战争收益，元朝财政支出的压力骤现，为缓解财政压力，中统钞开始出现超发现象，元钞币值下跌，通货膨胀问题初露端倪。
为应对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局面，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政权进行了元朝历史上第一次“换钞”（货币改革），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此次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中统钞之外发行至元钞，至元钞与中统钞的比价规定为1:5，即至元钞1贯值中统钞5贯；白银与至元钞的比价为1:2，即白银1两值至元钞2贯；同时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中统钞除贬值80%外，其法定货币地位不变，与至元钞共同流通，但是由于元朝没有缩减军事、赏赐方面的开支，财政赤字与日剧增，至元二十九年（1292）财政收入为2978305锭，同期的支出却是3638543锭，赤字达660238锭，以1锭50两白银换算，赤字高达33011900两白银。
货币改革非但没有缓解财政压力，反而推高了通胀率。
成宗即位后，为进行赏赐，挪用各地平准库钞本，物价进一步上涨。
大德七年（1303）时的物价较元初已经上涨了约10倍。
武宗作为军事统帅被拥戴而即位，对有功之臣的新一轮赏赐使得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元朝政府对货币超发弥补财政赤字的依赖进一步加强，纸币贬值速度加快。
为改变“钞轻物重”的局面，至大二年（1309）元朝政府又发行了至大银钞，至大银钞1两等于至元钞5贯，当中统钞10贯，相当于中统钞再次被人为贬值80%，名义价值降为发行之初的4%，这次“换钞”的结果使元朝政府和其货币的信用又一次大打折扣，表明元朝货币制度的运行从审慎有序彻底沦为混乱超发。
透过这一时期衡量元钞币值的金银价格的变动可以清晰地看出通货膨胀问题恶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
（三）元顺帝货币改革后的纸币制度崩溃
元顺帝即位后，元朝政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元钞却加速贬值，通货膨胀已近失控。
至正六年（1346），1两金值300贯中统钞，1两银值30贯中统钞，至正十年（1350）则贬值为1两金值500贯中统钞，此时因“开河”和“平叛”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压力。
为了给财政融资，元顺帝于至正十年又发行了至正交钞，这是元朝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换钞”，至正交钞与至元钞并行，一贯值至元钞两贯，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货币改革发行铜币作为辅币。
至正交钞的发行完全服务于政府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需求，至正十二年（1352）和至正十三年至正钞发行额相当于中统钞1950万锭，至正十五年发行额则相当于中统钞6000万锭，创了历史最高，史载“至正钞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彻底丧失了货币信用，“人视之若弊楮”。
与此同时，铜钱发行后，社会拥有了替代选择，导致原有的纸币制度迅速地被抛弃，因此至正十年货币改革之后，元朝的纸币制度先于元朝崩溃了。
无限制超发纸币为财政赤字融资只是货币制度失效的直接原因，元朝纸币制度崩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在领土扩张停止后，元朝统治者未能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有效平衡，处于权力结构中心地位的蒙古贵族和穆斯林商人对元朝货币制度的根基造成了极大破坏。
（一）蒙古军事贵族对纸币制度的破坏
蒙古军事贵族对纸币制度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费开支巨大；二是对蒙古军事贵族的滥赏滥赐；三是蒙古军事贵族滥用权力侵占官营的金银矿产。
1.军费开支巨大。
元朝政府起初严格控制着纸币发行数量，货币制度运行稳定。
根据历史记载，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位之后印发了总面值为7.34万锭的纸币，至至元二年（1265）逐步增加到了11.62万锭，但随后由于对南宋的战争，造成了军费开支激增，元朝政府把印钞量急剧提升到141.96万锭（中统元年到至元十二年印钞的累积数只有30.81万锭），一年的印发量是过去15年总印发量的近5倍，但对元朝有利的是其成功征服南宋后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税收，使得物价水平得以控制，加之南宋地区金银矿产丰富，长江以南产银地要远远多于长江以北地区，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金银贮藏，如当时在杭州酒楼歌馆器具什物多用金银铸之，金银铺里也满是金银，这些金银在南宋灭亡后，被蒙古大军尽数搜刮而去，一方面弥补了军费开支，一方面成为货币储备的补充。
因此尽管为筹措对南宋战争的军费，元朝动用了货币超发手段，但是伴随着疆域扩展和人口、税收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等压力。
但是并非所有的战争都会取得高额收益。
元朝在取得征服南宋的巨大胜利后，又进行了多次海外远征，此外多次爆发的诸王叛乱和民间大小起义亦让元朝政府不得不出兵镇压，失败的战争和镇压国内叛乱、起义导致的巨额军费开支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的货币超发，由于没有战争收益予以弥补，超发的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自然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日益严重。
2.滥赏滥赐。
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要对蒙古军事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这是一种源自蒙古汗国时代的传统，窝阔台汗就常用白银赏赐臣下，忽必烈之后的元朝政权更迭频繁，由于蒙古军事贵族的支持与皇权的稳固休戚相关，故元朝中后期历代皇帝即位后，为换取支持都会对蒙古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这种元朝特有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印证了其国家结构中蒙古军事贵族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
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铁穆耳即位时在其祖父忽必烈原定的岁赐额之外，又慷慨地加授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赏赐，赏赐中黄金的数额比忽必烈时期多4倍，白银多2倍。成宗慷慨的赏赐很快就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成宗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上书汇报，余钞止有27万锭。
国库的亏空在无法增加税收的前提下，只能依靠挪用货币储备金予以补充。于是成宗下令命诸路平准库将作为钞本贮藏的银93.7万两（除留19.25万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4年后又不得不挪用剩下的20万锭货币储备金。到大德三年（1299）成宗政府的财政局面更为恶化，此时花费的一半悉借自钞本。
3.侵占金银矿产。
蒙古贵族还利用自身权势侵占了许多元朝官营的金银矿产，导致政府的金银税收锐减，政府正常途径的金银储备补充来源几近断绝。
以元朝统治中心腹里的银课为例，至大二年（1309）“输银四千二百五十两”，至大三年（1310）“复输三千五百两”，“且言复得新矿，银当增办”，离奇地是银矿数量增加后，银课收入不升反降，文宗天历元年（1328）腹里的银课只剩1锭25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锐减了约98%。
这种极端异常的情况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即腹里作为权臣贵族的聚集之地，大量本属于中央政府的金银矿产被相继侵占。
由于腹里金银税收的锐减，中央政府不得不进一步盘剥其他经济富庶的地区，由于江浙、江西、湖广这三个江南行省是元朝财税的重要来源，结果这些地区的税负日益沉重，以致元朝末年出现“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罕见情形。
（二）中亚穆斯林商业力量对纸币制度的破坏
“斡脱”阶层的主体是来源于中亚的穆斯林商人群体，他们的贸易行为对元朝纸币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元朝纸币制度的运行造成了严重破坏。
元朝以前中原王朝的货币制度皆以铜本位为主，铜铸币铸造成本相对较低，面额较小，便于农业社会中的小额交易，但其交易却受重量、大额运输不便等弊端的限制。
在西方文明圈内大都采用金本位制，伊斯兰文明介于东西方之间，采用银本位制。
忽必烈试图通过欧亚大陆贸易大量储备金银作为准备金，建立以金银作为背书的纸币发行制度，所以纸币制度的推行客观上促进了欧亚大陆贸易的发展，“斡脱”阶层受益匪浅。
然而，作为元朝纸币制度的受益者，“斡脱”非但没有起到维护元朝纸币制度的作用，反而从事着导致元朝治下地区金银大量外流的贸易走私活动，元朝自身的金银贵金属反而因此出现了短缺。
“斡脱”中的很大一部分群体从事着当时东西方之间最有利可图的套利活动，即利用东西方金银之间的价差进行的金银走私出口，类似现在的套汇交易。
13世纪阿拉伯世界白银短缺，白银价格高昂，一时间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的白银经“斡脱”商人之手大量地流向西方。
尽管元朝屡次发布禁令禁止民间的金银交易和金银出口，但是一方面作为官商的“斡脱”商人带头违背政令，从事金银走私出口，另一方面元朝手中没有足够的金银储备来抑止金银黑市交易的价格，政府的金银禁令形同虚设，集中金银储备支撑纸币币值的企图也无从实现，所以元朝纸币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被受益商人的贸易走私活动所破坏。
尽管从结果上看，元朝与历代王朝一样亡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却是纸币制度崩溃激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是货币制度崩溃后导致的财政体系失效；二是海运系统在被起义军中断后，元朝北方的政治中心失去供给；三是元朝历次货币改革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导致民不聊生，最终激起了民变。
（一）财政体系失效
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都与财政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元朝财政危机与之前中原王朝的财政危机在形式上有着明显差异，这是因为之前中原王朝的财政收入来源主体为农业税和人头税，以征收实物为主，故中原王朝的财政体系与土地、人口联系密切，这也解释了为何土地兼并、人口隐匿历来被视为王朝变乱的根源之一。
元朝则自始至终未重视过农业税，元初耶律楚才曾试图帮助元朝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税，但未能取得成功。
元朝的财政收入以货币形式的商业税为主体，其中尤以盐税最为重要。
据记载，到至顺四年（1333）时，元朝由国家盐业垄断获得的收入稳定上升，最高的年份能达到760万锭的纸钞，已满足中央政府财政所需的80%，同时元朝政府的军费支出、官员俸禄等财政开销也以纸币作为主要支付手段，因此元朝的财政体系与货币制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被高度纸币化了。
高度纸币化的财政体系给元朝政府提供了一种通过超发货币、征收铸币税来维持赤字财政的手段，当元钞背后的金银储备被耗尽后，元钞已经变为事实上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政府信用成为货币信用的唯一保障。
为保持良好的货币信用，理想化的路径应该是元朝中央政府缩减财政开支，尽可能利用财政盈余的方式回收纸币，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有极强的自制力，将货币制度的管理、运行和财政融资隔绝起来，建立独立于财政体系之外的货币管理机构，但历史表明元朝的货币制度管理恰恰走向了相反的路径。
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下，元朝的货币管理制度完全为财政融资服务，“交钞提举司”“平准库”一类的货币发行、管理机构无异于元朝政府的印钞机，不存在一个类似中央银行型的独立机构对货币发行进行监管。
这种利用货币超发、征收铸币税满足财政融资的方式短期内缓解了元朝政府的财政压力，长期看则对货币信用和其背后的政府信用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一旦民众对元朝政府彻底丧失信心，其货币的信用必然会被瓦解，纸币制度随之也会彻底崩溃，被高度纸币化的财政体系也会因此失效，进而快速进入历代王朝统治末期的财政危机循环。
（二）供应物资的海运系统中断
中国自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但政治中心依旧在北方，此后困扰历代中原王朝的一项治理内容即是如何将南方的物质和税收尽可能安全、有效率地转运到北方。
对于统治中心位于北方的元朝而言，大都（今北京）的财政和食粮皆仰给于南方。
史载“元定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然而，自隋唐建立的内陆漕运系统花费巨大，效率却不能令人满意。
元初，丞相伯颜在征服南宋后，曾用海船运送过宋的图书版籍之物，故其向忽必烈建议试行海运，并由三名归附的海盗罗壁、张瑄及朱清具体实施。
海运与漕运最大的不同，除了运输路线的不同，还在于其背后统治逻辑的差异。
尽管漕运一直为中原王朝所沿用，但其成本与收益经常不成比例，沿线民户亦有沉重的徭役负担。
当然漕运也自有其优势，这就是便于分段控制，也深刻契合了中原王朝力图稳定、易于控制的统治逻辑。
海运的优劣点则与漕运完全相反：首先，海船离岸后政府便失去了对航路、船只的控制；其次，为数不多的起运港口一旦陷落，整个海运系统将随之瘫痪，因此与漕运相比，海运效率极高，却蕴藏着很高的风险。
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新兴国家，元朝更具有明显的效率取向，且拥有较强的冒险精神，敢于承受海运的风险。
客观上，元初中国沿海地区相对安全的环境也提供了发展海运的优良条件。
海运运量的逐年递增证明了元朝政府对于海运决策的合理性。
至元二十年（1283）第一次经由海运运往大都的粮食只有42172石，此后海运运量逐年递增，至至元二十七年（1290）迅速达到1513856。
自至大三年（1309）起，每年海运至大都的粮食已经达200万石以上。
自延祐六年（1319）起，每年海运至大都的粮食大多在300万石以上。
短短的三十几年间海运运量迅速提升，海运系统成为元朝由南向北物资运输的交通命脉。
海运系统作为财政体系的一部分无疑也实现了高度的纸币化。
首先海运系统不同于漕运，不必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治运河，也不必设置大量机构、人员进行沿线的管理，元朝政府只需要以纸币形式向负责运粮的船户支付运费即可，史载“运粮必合添支脚价，资给船户，修造船只，以国家办事齐成，先济海运脚钱”，其次在漕运系统下，承担漕粮义务的省份必须以实物纳税，这对于交通不便的省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在海运系统下交通不便的省份则可以用纸币在海运港口附近地区采买所需的粮额，再由海运转运至大都完成纳粮义务。
海运系统不仅减轻了交通不便省份的负担，也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货币经济的发展，史载“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
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
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
”“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
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
海运系统的纸币化意味着货币制度运行的稳定与否与海运系统畅通与否是直接相关。
元朝中后期，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在海运系统内积聚着隐患。
通货膨胀导致船户运输成本成倍上升，政府增加的少量运费根本无法予以弥补成本的亏空，史载“今则物重钞轻，造船物料十倍价高。
每年船只必须修粘，浮动贡具，必合添办。
所得不偿所费，船户艰辛。
虽蒙每石添作至元钞二两，其物价愈翔，不敷其用”，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海运运输成本上涨几乎全由船民承受，导致其对元朝中央政府积聚的不满日益增多，这也是元末海运系统出现危机的原因。
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起兵浙东，劫掠元朝海运运输物资，元朝为保证物资供应，不得已以海道漕运万户之职授予之，此后方国珍势力日增，对元朝叛附无常。元朝海运系统从起初的运输成本上升到被农民起义所中断，都与货币制度运行的混乱有着直接联系。
（三）货币改革累积的民变
为稳定纸币制度，元朝政府进行过三次货币改革，但这些货币改革没有任何的财政改革予以配合，只是简单地采取“换钞”的方式，将问题与矛盾全部转移到民众身上，因而这些货币改革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推高了物价，加重了民众负担，累积着民变的隐患。
盐作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盐价指数可以体现出民众生活成本的变化，又因为每次货币改革后元朝都强制民众使用新钞买盐，所以盐价变动与货币改革有着直接联系，因属官营垄断行业，元朝各时期的盐价有着较为详细的官方资料留存。
根据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可以将元钞正式发行后元朝盐价的变动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统钞发行后到至元钞发行前（1260-1287年），盐价在起初的20年处于平稳状态，但在忽必烈统治末期快速上涨，说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通货膨胀的趋势；第二阶段，至元钞发行后到至大银钞发行前（1288-1308年），盐价在13年间上涨幅度超过300%，说明通货膨胀加速；第三阶段，至大银钞发行后到至大银钞废止（1310-1314年），盐价继续上涨至历史高点，相较于元初，上涨幅度超过1000%；第四阶段，至大银钞废止后到顺帝钞法改革前（1314-1342年），盐价高居不下，说明通货膨胀问题累积严重。
盐价的大幅上涨远超民众的购买能力。
作为生活必需品，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购买私盐。
元朝政府为保证其财政收入，出台“食盐法”，即按照居民人口数（或户数）强制分摊盐额，按额征收盐税，更为离谱的是因货币改革后旧钞贬值，元朝政府要求民众以新钞（或新旧钞参半）缴纳盐税，民众手中旧钞的实际价值进一步缩水，税负更加沉重。
被通货膨胀无限放大的强制性盐税导致各地民不聊生。
陕西地区的民众“尔来岁颇丰收，而物价甚贱，得钞为艰”“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
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福建地区“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
近年漳寇扰攘，亦由于此”，这样民变的隐患在矛盾最尖锐处渐渐累积，起初只是为了对抗政府盐业垄断而大量出现的私盐贩子，在反抗元朝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支强大的私人武装力量，直接抗衡中央政府，这是元末大规模民变的先声，其中最著名的有方国珍部、张士诚部等。
至正十一年（1351），即元朝最后一次货币改革后的第二年，刘福通、韩林儿、徐寿辉等红巾军领袖开始大规模在颍州、徐州及湖广一带举事，其后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亦相继割据称雄，起义的集中爆发并不是历史的巧合，或许元朝统治者也没有想到其货币改革不仅加速了货币制度自身的崩溃，还点燃了全国范围的民变烽火，元朝在上述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叠加效应之下迅速灭亡。
最后总结
元朝纸币制度实行之初， 既有金银储备的基础，又有全面的回收机制和相应的法律规范，这种类似于现代货币制度雏形的发行与管理机制，保障了元初货币制度的顺畅运行。
而元朝中后期的纸币发行与管理则完全服务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需求，金银储备被挪用、货币无限制超发。
短期内挪用货币储备金、超发货币可以暂时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但从长期看却破坏了元朝货币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机制，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英国学者菲利克斯·马汀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体系，而这种信用体系由国家信用支撑是货币发展的成熟阶段。元钞的出现可谓是人类货币制度史上的一次早熟，它起初是可兑换金银的兑换券，但是由于蒙古贵族和穆斯林商人的贪婪，耗尽了元钞的信用。
信用货币需要政府采取稳定、谨慎的货币管理政策，支撑货币的信用，维持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但是元朝统治者不断通过超发货币缓解财政危机，此举不仅引发通货膨胀，致使民间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也使得民变隐患加速累积。
为筹措军费等财政开支，元顺帝进行的最后一次货币改革终于透支尽了元钞的信用，致使元钞为民众所彻底抛弃。
货币制度的崩溃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叠加效应之下元朝快速灭亡。
元朝作为专制王朝无法建立类似中央银行这样的具有独立货币政策的机构，致使货币政策沦为中央财政的附庸或工具，这也是财政危机逐步扩散成了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